三年前，龔澤榮先生將其洋洋四十多萬言的回憶錄《我這60年》送我“雅正”時，我當時深感驚喜。在政協九年，我雖然主(選)編了五本地方文史資料，但說真話，我一直最想編的書還是《我這60年》這類“私人著述”的文章匯編。直到2011年9月，四十五萬字的《滄桑務川》付梓成書，我才感覺有一縷如釋重負的欣慰。務川不是我的籍貫，但我認可它是故鄉，畢竟生於斯，長於斯，在此生活了半個多世紀。多年來，通過各種渠道，我對務川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歷史開始慢慢多了一些了解。但是，隨著知道的人和事越來越多，我開始感覺自己對那段歷史的了解似乎越來越少。坦率地說，我對這段歷史的興趣遠遠超過了對務川民族文化的興趣。對於務川的民族文化，我雖然撰寫過幾十篇長長短短的文章，有數篇還被收入相關論文集出版，但自認為對這方面歷史的了解還是極為有限，而且有的觀點現在看來也明顯不妥。但是，對務川上個世紀的歷史，尤其是1949年到1976年之間的那段歷史，我則一直懷有濃厚的興趣。也正因為如此，得到《我這60年》這本書，我當即開始認真閱讀它的前半部分，至於後半部分，當時就翻閱得比較草率了。我不知這樣說是否會讓龔澤榮先生感到不悅，但我必須實話實說。《我這60年》的精彩(部分)是明擺著的，它真實、樸素、愛憎分明。說老實話，一個年近古稀的老人，能把自己曾經的生活向世人作這樣的無私坦露，實在是殊為難得的一件事。

《我這60年》是一本私人回憶錄，相當於我國古代的野史。太史公之後，我國的所有正史在敘述歷史時，官方意志和正統意識都非常明顯，出於統治的需要和所謂道統遵從，它們記載的歷史事實都有明顯的偏袒和掩飾，很難說是完整真實的歷史。如果把歷史比喻為一個大拼圖，各類史書應該都是它的一個側面。正史多的是宏大敘事，註重彰顯光輝歷程;野史充滿細節，富於原汁原味。正史是歷史拼圖的重要組成部分，野史則是它必不可少的重要補充——很多時候，野史還往往是歷史拼圖的一個很重要的側面。《我這60年》之於務川縣志之類的正史，就是務川極重要的一部野史。
寫回憶錄，傳主難免溢美和諱飾。這是人之常情。但是，閱讀《我這60年》，我感覺作者沒有這個毛病，寫人敘事很真實。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判斷，是因為作者寫到自己很隱秘的感情生活時，有非常坦率的心態和細致的筆墨。甚至，他不怕暴露自己的“骯臟靈魂”(P.122頁)。

龔澤榮先生早年的情愛生活比較豐富多彩。他有早戀，其對象是表姐。表姐是“那樣激情，那樣浪漫，那樣純真”(P.35頁)，遺憾的是她比龔澤榮要年長四、五歲。但因為相處日久，潛藏在他內心深處的情感的洪流，最終還是沖決了猶豫的堤防：
一天晚上我陪表姐去山上包谷地旁窩棚中吆喝驚嚇野獸時，我終於邁過那年齡的檻，向表姐吐露了我對她的愛慕之心。

表姐似乎早洞察了我的心：“大毛，我要長你好幾歲啊!你想好了嗎?”

“想好了。這些天我都在想，思想在鬥爭。你比我那些女同學都好，我不怕你長我幾歲。”

“大舅、大娘們會同意嗎?”

“他們經常誇你，早就想你當兒媳婦了。”

“你在讀書啊!”

“細姐，你等我幾年吧!我還有四年就可以考大學了，考上大學我們就結婚，結婚後才去讀大學。”

“大毛，我也喜歡你，大舅、大舅娘待我像親生女兒一樣，我等你幾年。但，到時你可不要變心啊!我等你四年就二十六了，你變心，不要我，我就嫁不出去了。”表姐說這話時已有點酸楚悲傷了。

“不會的。細姐，我對你永遠不會變心，我可以發誓!”

“誰要你發誓!我是有點擔心。好，我相信你。”

就這樣，我們在窩棚裏定下了終身。

一九五七年八月八日，我永遠記得的日子。這天，表姐送我回務川家中。為了印證我們的決心，我們到西門照相館照了一張類似那些結婚時才照的“排排座”以作訂婚紀念。(P.35頁)

初戀是純真的。但生活中，有情人並不是都能終成眷屬，龔澤榮也無例外。因為種種原因，“早年和表姐的戀愛已成過去，她已為人妻。雖然沒有怨恨，但總有幾分失落，總感到表姐那溫順的脾氣，我此生難覓了。後來的事實印證了‘此生難覓’!”(P.112頁)表姐已為人妻之後，龔澤榮隨著年齡的增長，在家人的關心下，也開始考慮起自己的人生大事。在互寄相片之後，經過大半年十幾次互訴衷腸的通信，他對另一個女子已有情意綿綿之感，認為這個未曾謀面的武隆女子“可以作終身伴侶了”。龔澤榮一顆年輕的心是怎樣為之激動不已的，想必過來人都能體會;事實上，他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三日甚至還為這個女子寫下了一首情深意長的短詩《我們沒有見過面》：

我們沒有見過面，
但，愛情的聲音卻回蕩在我們的心。
我們只通過幾封信，
然而，它已把我們的姻緣鎖定。
我愛你，不是你美麗的臉，
而是字句中蘊藏的愛心。
你愛我，不嫌我臉有缺陷，
只希望白頭到老，
永結良緣。

詩寫得真摯動人。可是，龔澤榮乘船到武隆縣城見到他“日夜思念的姑娘”後，他被“驚得懷疑是不是找錯了人”!因為面前這人“和她所寄相片完全是兩碼事……消瘦，瘦得臉上顴骨突出，只剩那濃濃的眉毛，大大的雙眼還顯出一絲靈氣，那黝黑眸子閃動著憂慮，疲憊和無奈。”(P.114—115頁)龔澤榮的失望是顯而易見的，就在他不知如何面對此事時，姑娘卻因為自己在信上隱瞞了自己困窘的家庭情況主動提出推辭這門婚事。對於龔澤榮來說，這就有些“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意思了：又不是我不願意，是你先提出的，我自然正好“順水推舟”。但這“舟”卻沒有被順水推掉，幾經周折，這位舒姓女子還是成了龔澤榮的發妻。但是，婚後不久，龔澤榮就遇到了大妹：“大妹比我稍矮，豐腴的身子，齊肩的披發，藍色的工作服，顯得帥氣，豪氣，瀟灑，大有工人的氣魄。盤子臉，雙頰紅得像蘋果，長睫毛下，帶瞇的眼睛閃動的秋波中飽含溫情。當我們四目相對時，似有一見如故，相見恨晚之意。”僅僅幾天的廝守，大妹的“柔情蜜意”就讓龔澤榮陶醉了，“想到剛剛娶回的妻子，枯瘦如柴”，他又開始後悔自己的婚姻。不過，他還是在內心反覆告誡自己：不要學《一江春水向東流》中的張忠良喜新厭舊。(P.118)發妻舒氏原本身體不好，半年後，竟病死在老家。自傳寫到這裏，龔澤榮依然如實拷問自己：“舒氏的死，一方面我如釋重負;一方面也撞擊我曾移情別戀的骯臟靈魂。我十分內疚和後悔……‘一日夫妻百日恩’，對舒氏，我恩在哪裏?情在何處?面對她留下的唯一一張照片，我說是我害了你過早地離開人世。內疚，慚愧!這內疚之心也許伴隨我到生命結束時才會消弭吧!”(P.122頁)

1964年12月11日，龔澤榮終於有了現在白頭偕老的妻子申氏。沒想到，他對申氏的評價依然是那樣直言不諱。我在閱讀這段文字時，甚至還有些忍俊不禁：

申氏有中國農村婦女傳統的吃苦耐勞，生活節儉之美德;更有小農封閉，固執之習氣，至今難改。婚後對翁姑敬而少孝;對丈夫善良而少嫻淑;對姐弟和睦而淡漠;妯娌間和而不潑辣;鄰裏間少來往也少爭吵;對夫家親戚能接待卻少熱情;對子女多溺愛而缺家教;耐體勞而疏於針黹;善粗活而不善茶飯。(P.127頁)

因為申氏是這樣一個妻子，所以龔澤榮先生晚年認為：

申氏的這一性格使我一生處於幸福的邊緣和不幸福的邊緣。人生苦。但夫妻恩愛苦也甜。如果說夫妻間沒有情感的苦是最苦的話，我是最苦的。我和妻欠缺的是濃厚的情感。也許是文化的差異造成;也許是兩人性格愛好不同造成。所以我一生，在生活上最遺憾的是沒有享受過妻子的柔情蜜意、溫順體貼;但欣慰的是我沒受到我所見的那種悍婦的辱罵，潑婦的蠻橫。“河東獅吼杖藜落”也是使人難受而苦不堪言的。

在婚姻問題上，我第一次婚姻是失敗者，而這次婚姻我也沒有勝出。(P.127—128頁)
我不知這樣大段的引用是否會讓龔澤榮先生心生不悅——原諒我，龔主席!我之所以這樣不厭其煩地要當“文抄公”，之所以要用這麽多的篇幅介紹《我這六十年》這部回憶錄中傳主的這些 “個人生活”，其實是想為介紹這部書中更重要的內容作鋪墊;或者，是希望讀者相信：《我這六十年》中寫到的務川歷史，完全是真實可信的信史!試想一下：當作者寫到自身很隱秘的情感生活都能有盧梭《懺悔錄》的風度氣派時，我們還有什麽理由懷疑，他在記述務川歷史時，會有虛妄不實之詞?——尤其是看到書中有他表姐、兩位妻子和大妹的照片時，我更堅信自己的這一判斷。

那麽，《我這六十年》中記述的務川歷史究竟有什麽值得珍視的呢?

某種意義上講，一個縣的歷史，不說是一個國家的歷史(根據我國的縣級行政管理體制，似乎可以這樣說)，至少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或折射出國家的一些重大史實的真實狀貌。建國後，許多重大歷史事件，例如“反右”、“三年自然災害”、“文革”等，一段時間裏，其正常的學術研究往往會遇到一些有形或無形的規定與限制。除了粉粹“四人幫”，結束“文革”的最初那五、六年，因為“撥亂反正”和“解放思想”的需要，國家有自信開放的姿態，沒有過多的“禁聲禁言”之舉外，不知從何時起，這些重大歷史事件好像都成了一個個莫名其妙的“敏感話題”。雖然《憲法》規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的自由，但實際上卻不完全是這回事。即使本著文責自負的法律規範，普通公民要想在正規的鉛字出版物中記錄自己真實的生活經歷依然很難。2012年12月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首都各界紀念現行憲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就特別指出和強調：“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也在於實施。我們要堅持不懈抓好憲法實施工作，把全面貫徹實施憲法提高到一個新水平。”但是，在今天，總書記對《憲法》重要性的強調還是被一些人有意無意地遺忘了。對重大歷史事件有親身經歷的普通公民，出於對歷史和未來的負責態度，抱著一顆拳拳的愛國之心，提筆記敘自己置身歷史漩渦中的一些親身經歷，書成文字後，要想通過正規渠道變為出版物，在今天依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某些握有公權力的官員，對這樣的文章和書稿尤其抵觸。筆者曾親身經歷過一件事，當地方政協把蓋有當地黨史辦“同意出書”的審閱意見的正式公函交到省新聞出版局的相關官員手中時，該官員竟然在書稿都不看的情況下，只看《滄桑務川》一書的目錄就斷然否決了該書的出版申請。其理由是：書中涉及了“反右”、“文革”、戰爭等題材!雖然經過筆者的據理力爭，該書後來也出版了，但這件事給人的唏噓感慨至今令人有些不寒而栗。縱觀今日，有些網絡痞子和“專家”還是不承認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中，有上千萬人被餓死的這一客觀事實(事實本來毋容置疑;甚至連2011年出版的中共黨史第二卷都不回避這一慘痛歷史，詳見該書第563頁)，不承認“文革”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歷史問題的決議》)，竟還在那裏有意無意地罔顧事實，顛倒黑白、指鹿為馬寫一些狗屁文章——企圖遮蔽歷史真相和斬斷後來人的相關歷史記憶。這種掩耳盜鈴的做法，對於一個國家和民族而言，長此以往是絕無絲毫益處的;歷史走到某一天，很容易產生我們意想不到的負作用或是破壞力。《我這六十年》的最可貴之處就在於，作為一個過來人，龔澤榮先生以一種大無畏的姿態、對一個地方歷史和後人負責的姿態，在本書中留下了他可貴的親身經歷。它讓生活在務川這塊土地的後來人知道，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時期，即使是在務川這樣一個縣份，從縣城到一中的路上，也經常會遭遇餓死者“橫屍路上”的慘劇，以致城裏的同學去學校上晚自習，也只能“結伴返校，以壯其膽”。(P.67頁)至於城裏人的悲慘的生活境況，包括學校“吃”之境況的糟糕與難以想象，書中的大量敘述和描寫就更具體了。種種嚴酷的現狀，不是那個年代的過來人，閱讀《我這六十年》，恐怕很容易將其視為天方夜譚。可是，那些悲慘的生活景象又絕對不是天方夜譚!

我們的主流意識形態經常在覆述偉人的一句話：忘記歷史就意味著背叛。龔澤榮先生讓我欽佩有加的還不止是他對務川歷史的秉筆直書，還在於他深刻的自我反省。“文革”結束已經將近四十年了，但令人遺憾的是，在今天，四十五歲以下的中青年，對“文革”的起因和經過，知道和了解的人已經少之又少。筆者的子女這一代人都是大學生，讀博讀碩和出國的人也有，可是談起“文革”，他們要麽不感興趣，要麽一臉茫然;很自然，談到“文革”給中華民族和國家帶來的災難，他們的漠然和將信將疑就可想而知了——事實上，今天的很多中青年人，他們對“文革”的反人道，以及荒謬殘暴可說是一無所知;而一些“文革”知情者、沒有“文革”經歷的人，卻還在昧著良心憑借一些“二手資料”，別有用心地在鼓吹“文革”的所謂正義性!筆者基本上可說是“文革”的過來人，所以，對龔澤榮先生在本書中所記述的務川“文革史”就感覺非常的真實。而我推崇《我這六十年》的重要理由，不僅僅是這本書真實地敘寫了務川的部分“文革史”，更重要的是，龔澤榮先生對他在“文革”中的經歷不但有詳實可靠的回憶(他不諱言自己也曾是“造反派”，甚至擔任過《奪權公告》之類檄文的主筆，本書有詳細的引用)，還有令人非常欽佩的反思。人到晚年，他更加深刻地認識到，“文革”無論從任何意義上講都不值得讚賞，相反，他還為自己年少無知在“文革”中做過的事“感到後悔，對不起一些同志、朋友，應該向他們賠禮道歉”。(P.156頁)

《我這六十年》的記事跨度很長，從1940年到2003年。它用細致的筆墨，記敘了一個土生土長的務川人，從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到擔任兩屆縣政協副主席的人生經歷。筆者在本文中擇其部分內容書成這篇讀書小劄，涉及全書內容尚不及十分之一。實際上，本書記敘改革開放後的後半部分文字，給人的感想與啟迪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對照建國後前二十七年的那些日常生活的記敘，更能看出“文革”等政治運動的荒謬可惡，珍惜今天改革開放的來之不易。所以，本書無論是對了解務川歷史，還是增加年輕人的社會判斷，都是一本很有益處的私人著述。

2014、9、15草於務川
2014、9、18改於遵義
（2016-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