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美國6年，什麽都適應了，就是還不穿高跟鞋，只穿平底鞋，或是球鞋。我這雙腳，不太長卻特別寬厚，根本買不到合適的高跟鞋。

“你這對豬蹄兒，都是那些年光腳光出來的。”媽媽老愛說。

也是呢，那年爸爸、媽媽挨整，被免除工資、工作，我們全家下放到農村時，我才10歲。

一天清晨，我學著村裏別的孩子的樣子，背著糞筐去“鉤屎”——搜集狗、豬的糞做肥料。每交給隊裏10斤糞，就可以取得一個工分（合幾分錢）。

“哈哈，城裏來的丫頭子，鉤屎還穿鞋呢！”小狗子笑我。

“她還不曉得鞋子不好做。”鄰家的英姐護著我說。

從那天起，我就不穿鞋了。何況媽媽也沒錢給我們三個孩子買鞋了。

我的腳皮漸漸地磨厚了。大夏天走在沙石鋪的大路上，既不覺得燙，又不覺得疼。雨天裏走在泥濘的羊腸小道上，我也會用腳趾深深地嵌入爛泥裏以免跌倒。下雪的時候，要麽就整天呆在家裏，要麽就在媽媽的膠鞋裏塞上一大把棉花，踢踢拖拖地穿了出去。

春節到了。村裏的孩子們都穿上了新衣服、新鞋子。

“媽媽，我也要新衣服、新鞋子嘛。”我吵著，不肯穿那件爛得一條條的棉襖去拜年。

“美鳳，農村人講迷信，過年一定要穿新的。咱們不興這一套。馬上就是春天了，還要什麽鞋。”媽媽哄著我和她一起去了。

春天來的時候，我已經會放牛了。14歲的英姐也說了婆家，學著繡花、做鞋了。英姐家裏窮，她哥哥說不到媳婦。她爸爸就給他們“換親”，英姐的哥哥娶英姐男人的妹妹。

爸爸不許我學做鞋，說有那個工夫，還不如多看些書。牛兒吃著草，我和英姐就坐在草地上，一個看書，一個納鞋底。

“你怎麽看得懂呢？”英姐羨慕地問。

“你要上學的話，也看得懂的。”大隊小學裏，只有我一個女生。

“家裏不叫念書，有什麽法子呢？”她把針在頭皮上刮刮，用勁在厚厚的鞋底上紮下去。

“你把書上的故事講給我聽，我給你做雙鞋。”一天英姐突然說。

“真的？英姐，真的？那我給你講故事，還給你唱歌。”我是宣傳隊的隊員，每次去上工地慰勞挖河的民工，我都帶頭呼口號，還來段獨唱樣板戲。

一部《西遊記》講完了，八個樣板戲唱光了，我的新鞋也做好了。厚厚實實的白布鞋底，深藍色的鞋幫，鞋頭上還繡了幾朵小花。我那份快樂啊。

英姐說鞋是逢年過節走親戚的時候才穿的。既不過節，又不過年，我就每天晚上洗了腳睡覺前穿著新鞋在床上走一圈。泥巴地的房子，新鞋走上去是會弄臟的。

“媽媽，我們什麽時候走親戚？”我老問。“明年，美鳳，明年媽媽帶你去天津看舅舅、姨姨。”

“為什麽今年不去呢？”我並不肯就此罷休。

“天津在幾千裏路以外哩。”

“我可以走嘛。”

“走、走、走。走遠點，別在這兒讓我心煩了。”媽媽把我轟開了。

鞋小到不能穿的時候，我們也沒走過一趟親戚。英姐倒是出嫁了，再也沒人給我做鞋了。

婚後，英姐連著生了兩個女兒。她生第三胎時，正好是春節。聽說她生了雙胞胎女兒。年初三我就趕了去看她。

“英姐，快讓我看看你的雙胞胎女兒們。”我一進屋就喳喳開了。

屋裏暗暗的，她躺在床上。我走近了一些。看到她在哭。“月子裏的人，讓她歇著吧。”她婆婆進來了。“英姐，我走了。”我把帶給他的天津寄來的糖果放在床頭，跟著她婆婆出去了。“她為什麽哭？”一進堂屋，我迫不及待地問。

“咳，命苦啊。”她婆婆眼圈紅了，“已經養了兩個賠錢貨，又來了兩個吃飯的。大年初一，圖個吉利，初二才把兩個討債的丟到河裏去了。”

不記得我怎麽離開她家的，這兩個可憐的女孩子，倒是隨著河水，清清爽爽的去了。不像遭背時運的女孩兒們，一生下來就給倒提著，往尿桶裏一丟了事。

這以後不久，我們全家就因爸爸、媽媽得到平反而離開農村，我也沒再見過英姐了。

第一天上學，我興高采烈地把兩條大辮子梳得光光的。剛走到教室門口，班主任教師就把我攔住了。

“教師早！”我恭恭敬敬地說，笑著。教室裏有那麽多女生，我想趕快進去。

“你的鞋呢？”教師問，並沒回答我的問候。“我……”我嚅嚅地不知說什麽好。

不是年節，不走親戚，為什麽穿鞋。

“回家去，穿了鞋再來上課。”

當我哭著跟媽媽說完老師沒讓我上課的理由後，媽媽反而笑了。

“咳，搬家一亂，加上在農村住了那麽多年，我倒忘了這個。別哭，媽媽帶你去買雙新鞋。”

在我的學期小結上，班主任除了千篇一律的“能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之類的評語外，寫下了這麽一句話：“一個學會了穿鞋的、純樸的鄉村姑娘。”

專欄作家安·藍德斯給成功下定義：“如果你信用好，做事對多於錯；如果你獲得兒女尊敬、兒孫愛戴、朋友信賴；如果你能擡頭對神明說‘我已全力以赴’，那麽，你就是個成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