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女性的印象和感覺，年覆一年地發生著變化。世界上基本只有兩類性別的人，女性作為其中之一，當然也符合事物發展變化的基本規律，因此一切都是符合科學原理和我個人的推測預料的。 

20年前我作為男童看身邊的女人，至今還有清晰的記憶。恰適70年代的動蕩社會，我的聽覺中常常出現一個清脆的寵亮的女人的高呼聲×××萬歲，打倒×××，那是街頭上高音喇叭裏傳來的群眾大會的現場錄音，或者是我在附近工廠會場的親耳所聞。女性有一種得天獨厚的嗓音條件，特別適宜於會場領呼口號的角色，這是當時一個很頑固的印象。 
70年代的女性穿著藍、灰、軍綠色或者小碎花的衣裳，穿著藍、灰、軍綠色或者黑色的裁剪肥大的褲子。夏天也有人穿裙子，只有學齡女孩穿花裙子，成年婦女的裙子則也是藍、灰黑的，裙子上小心翼翼地打了褶，最時髦的追求美的姑娘會穿白裙子，質地是白“的確良”的因為布料的原因，有時隱約可見裙子裏側的內褲顏色，這種白裙引來老年婦女和男性的側目而視，在我們那條街上，穿白裙的姑娘，往往被視為“不學好”的浪女。 
女孩子過了18歲大多到鄉下插隊鍛煉去了，街上來回走動的大多是已婚的中年婦女，她們拎著籃子去菜場排隊買豆腐或青菜，我那時所見最多的女性就是那堆拎著菜藍的邊走邊大聲聊天的中年婦女。還有少數幾個留城的年輕姑娘，我不知道誰比誰美麗，我也根本不懂得女性是人類一個美麗的性別。 
我記得有一個50歲左右的蒼白而幹瘦的女人，梳著古怪的發髻，每天脖子上掛著一塊鐵牌從街上走過，鐵牌上寫著“反革命資本家”幾個黑字，我聽說那女人其實只是某個資本家的小老婆，令我奇怪的是她在那樣的環境裏仍然保持著愛美之心，她的發髻顯得獨特而儀態萬方。這種發型引起了別人的憤慨，後來就有人把她的頭發剪成了男人的陰陽頭。顯示著罪孽的陰陽頭在街頭隨處可見，那剃了陰陽頭的女人反而不再令人吃驚了。 
那時候的女孩子擇偶對象最理想的就是軍人，只有最漂亮的女孩才能做軍人的妻子，退求其次的一般也喜歡退伍軍人，似乎女孩子和他們的父母都崇尚那種莊嚴的綠軍裝、紅領章，假如街上的哪個女孩被挑選當了女兵，她的女伴大多會又羨又妒得直掉眼淚。 
沒有哪個女孩願意與地、富、反、壞、右的兒子結婚，所以後者的婚配對象除卻同病相憐者就是一些自身條件很差的女孩子。多少年以後那些嫁與“狗崽子”的女孩恰恰得到了另外的補償，撥亂反正和落實政策給他們帶來了經濟和住房以及其它方面的好處。多少年以後，他們已步入中年，回憶往事大多有苦盡甘來的感嘆。 
有些女孩插隊下鄉後與農村的小夥子結為伴侶，類似的婚事在當時常常登載在報紙上，作為一種革命風氣的提倡。那樣的城市女孩被人視為新時代女性的楷模，她們的照片幾乎如出一轍，站在農村的稻田裏，短發、戴草帽、赤腳、手握一把稻穗，草帽上隱約可見“廣闊天地，大有作為”一圈紅字。 
浪漫的戀愛和隱秘的偷情在那個年代也是有的，女孩子有時坐在男友的自行車後座上，羞羞答答穿過街坊鄰居的視線。這樣的傍晚時分女孩需要格外小心，他們或者會到免費開放的公園裏去，假如女孩無法抵禦男友的青春沖動，假如他們躲在樹叢後面接吻，極有可能遭致聯防人員的突襲，最終被雙雙帶進某個辦公室裏接受盤詰或者羞辱，敢於在公園談戀愛的女孩有時不免陷入種種窘境之中。 
而偷情的女性有著前景黯淡的厄運，就像霍桑《紅字》裏女主角，她將背負一個沈重的紅字，不是在面頰上，而是在心靈深處。沒有人同情這樣的女性，沒有人對奸情後面的動因和內涵感興趣，人們鄙視痛情這一類女人，即使是七八歲的小孩。我記得我上小學時有兩個女同學吵架，其中一個以冷酷而成熟的語氣對另一個說，你媽媽跟人軋姘頭，你媽媽是個不要臉的賤貨。另一個以牙還牙地回敬說，你媽媽才距跟軋姘頭呢，讓人抓住了，我親眼看見的。 
為什麼沒有人去指責或捏造父親的通奸事實？對於孩子們來說這很奇怪。如此看來人類社會不管處於什麼階段，不管是在老人眼裏還是孩子眼裏，人們最易於挑剔的是女性這個性別，人們對女性的道德要求較之於男性要高得多。 
前幾年讀波伏瓦的《女性：第二性》，很認同她書中的精髓觀點，在我的印象中女性亦是一種被動的受委屈的性別，說來荒誕的是，這個印象是70年代我年幼無知時形成的，至今想來沒有太多的道理。因為那畢竟是不正常的年代。 
如今的女性與70年代女性不可同日而語，相信每一個男性對此都有深刻的認識，不必細細贅述。我要說的是前不久在電視機裏觀看南京小姐評選活動時我的感慨，屏幕上的女孩可謂群芳鬥艷，流光溢彩，20年滄桑，還女性以美麗的性別面目，男人們都說，驚鴻一瞥，而我在為70年代曾經美麗的女孩惋惜，她們是否在為自己生不逢時哀嘆不已呢？如今她們都是中年婦女了，她們現在都在哪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