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的悲劇不在於他已經衰老，而在於他依舊年輕。 ——奧斯卡·王爾德

當我出生的時候爸爸已經50歲了。在別人有“媽媽先生”這個綽號之前，他已經因這個稱呼名聞遐邇。我不知道為什麽他代替媽媽而成為持家的人，但是我是我所有小朋友中惟一有爸爸陪在身邊的人，從這一點來說我認為自己很幸運。 
在我上低年級學校的多年中，爸爸為我做了許多事情。他讓學校汽車司機到我家門口接我，而不讓我到六街區遠的普通汽車站。當我回家的時候，他常常已為我準備好了午餐——花生醬和肉凍三明治。我最喜歡過聖誕節，螺旋形式的三明治周圍嵌滿綠色的糖塊並被剪成樹的形狀。 
隨著我漸漸長大，我努力想獲得獨立，我想擺脫掉這些父愛的“幼稚”的跡象，但是他不打算放棄。我進了高中之後，不能再回家吃午飯了，我便自己帶飯，爸爸每天早早起來為我準備好午飯。在飯袋的外表是他自己設計的描繪山景的圖畫（這成為他的商標），或者一個刻著“爸爸和安吉”的心在飯袋的中央，在裏面將有一塊印著同一個心或“我愛你”的餐巾。許多次他寫上一個笑話或謎語，他經常有一些可笑的話逗我笑並讓我體會到他愛我。 
我經常把我的午餐藏起來，這樣將沒有人看到飯袋或餐巾上的話，但這並沒有隱瞞多長時間。一天，我的一個朋友看到餐巾，第二天我的所有朋友都等著看這塊餐巾。他們也模仿這種方法，我想他們都希望也有人向他們顯示那樣的愛。我為有這樣一位父親而感到非常自豪。在我以後的幾年高中生涯所收藏的那樣的餐巾，至今仍大部保留著。 
後來，當我離開家去上大學（我是最後一個離開家的子女）的時候，我想這樣表達愛的方式將不能繼續了。但是我和我的朋友們為他的愛而感到非常欣喜。 
我希望在放學後天天見到父親，因此我經常給他打電話，我的電話費用因此而扶搖直上。我們說什麽並無多大關系，我只是想聽到的他聲音。第一年這已成為我們之間的一種儀式。每次我說完再見，他常說：“安吉？” 
“是我，爸爸。”我答道。 
“我愛你。” 
“我也同樣愛你，爸爸。” 
幾乎每個星期五我都收到信。我前面座位上的同學常常知道這是誰來的信——信封上的姓名地址經常是用蠟筆寫的，裏面的信經常畫上我們家的小狗或貓，並附上他與媽媽的相片。如果我上周末回家的話，還有與朋友們在城鎮周圍賽跑和把家作為一個小站的描寫，還附上他的風景畫和一顆寫著“爸爸和安吉”的心形題字。 
信件正好在每天的午飯前送到，因此我能夠帶著他的信去餐廳。我意識到把信藏起來是沒有用的，因為我的室友是知道我爸爸送我的餐巾的高中朋友。我在星期五下午讀信，畫和信封被傳閱，已成為室友們的一種“儀式”。 
正是在這期間爸爸患了癌癥。當信件在星期五不能到來的時候，我意識到他已虛弱得不能寫字。他經常在早晨4點起床，這樣他能靜靜地坐在院子裏寫他的信。如果他誤了星期五的郵寄，信將遲到一兩天，但信總會到的。我的朋友們經常稱他“世界上最酷的爸爸”。一天我的朋友們送給他一張卡片，上面簽了所有人的名字，並把那個稱號贈給他，我確信他教會我們理解一個父親的愛。如果我的朋友們開始送給他們的孩子餐巾，我一點也不驚奇。他留給他們一個深刻印象，並將激勵他們給自己的孩子表達自己的愛。 
在我的4年大學生活的日日夜夜，信件和電話從不曾間斷。我決定回家和他呆在一起的時間到了，因為他的病情日益惡化，我已認識到我們共處的時光非常少了。那些天是最難捱的日子，眼看著這個曾經充滿年輕活力的人已枯槁銷蝕。最後他竟認不出我是誰了，把我喊成他曾多年未見的一個親戚的名字，我知道這是由於病魔在作怪。 
在他臨死前的幾天裏，我和他單獨呆在醫院的病房裏。我們互相握著手看電視。當我準備離開的時候，他說道：“安吉？” 
“是我，爸爸。” 
“我愛你。” 
“我也愛你，爸爸。” （安吉·K·K·沃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