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這座小城根本不靠邊境，絕對不靠，它離邊境還老遠老遠，這座小城的人大概誰也沒有去過那裏，那得橫穿荒涼的高原地帶，不過也要經過遼闊的富饒地區。僅僅想象一下那條路的一部分就會感到疲倦，而除了一部分路人們再也想象不出什麼了。那條路上也有幾座大城市，比我們這小城大得多，即使十座這樣的小城一字排開，再從上面扣上十座，也不如一座那樣的大而擁擠的城市。就算在去那裏的路上迷不了路，到了那些城裏也肯定會迷路，由於它們太大，想繞過它們是不可能的。

然而還有比離邊境更遠的地方——如果我可以拿這種距離進行比較，這就好比有人說，一個三百歲的人比一個兩百歲的人老——這比邊境更遠的地方就是京城。關於邊境的戰事我們有時還能聽到些消息，而京城的事我們幾乎一無所知。我指的是我們這些市民階層的人，因為政府官員與京城聯系密切，每兩三個月都能獲得一次那裏的消息，至少他們認為是這樣。

真奇怪，我不斷感到新的震驚，在這小城中，我們竟一聲不響地遵從京城來的一切命令。我們這裏幾百年來從未發生過由市民自己發起的政治變革。京城的上層統治者依次更疊，舊王朝被推翻或廢掉，新王朝又開始了，上個世紀甚至連京城也給毀了，在離它很遠的地方又建起一個新都，後來這新都也給毀了，舊都又重建起來，而這些對我們的小城竟然毫無影響。我們這裏的大小官員總是各盡其職，高級官員均來自京城，中級官員至少也得是外地人，而下級官員則出自於我們這些人，一直都是這樣，對此我們也心滿意足。最高官員就是那位最高稅務員，他有上校軍銜，人們也這樣稱呼他。如今他已是一個老人，不過我認識他倒有些年頭了，因為當我還是孩子時他就已是上校。起初他升遷很快，到後來似乎便停下不動了。對這座小城來說，他的銜位已經足夠了，銜若再高我們這裏可就容不下了。每當我打算想象他時，總能看到他坐在他家的平臺上，身子向後靠著，嘴裏叼著煙鬥。他家屋頂上飄揚著帝國國旗，平臺非常大，有時還在那裏進行小型軍事操練，平臺兩邊曬著衣物。他家面朝集市廣場，身穿漂亮綢衣的孫子們圍在他身邊玩耍，但卻不準到下面的集市去，其他孩子不配和他們玩，不過廣場總在吸引著他們，他們至少可以將頭從欄桿間伸出去，當其他孩子在下面吵架時，他們在上面也一起吵。

也就是說，這位上校統治著小城。我想，他還從未向任何人出示過那份賦予他權力的文件。也許他並沒有這樣一份文件。也許他的確是最高稅務官。然而這份文件就是一切？難道它就能賦於他統治所有轄區的權力？他這職位對國家至關重要，但對市民卻不是最要緊的。在我們這裏，大家幾乎都有這樣的印象，即人們好像在說：“我們所有的全給你拿走了，那就請連我們也一塊拿去吧。”其實這統治權並不是他奪到手的，他也不是個暴君。最高稅務官就是首席官員，這是自古形成的，上校和我們一樣，都是遵從這一傳統。

他生活在我們當中，雖然地位之差還不屬於天壤之別，但他依然完全不同於一般市民。如果一個代表團帶著一項請求來到他面前，他站在那裏就像是一堵阻隔世界的墻。他身後其實什麼也沒有，人們卻在想象中聽到那邊有低聲說話的聲音，這大概是錯覺，他就是將我們與整體分開的隔絕物，至少對我們來說是這樣。在這樣的接見中只有見他。在我小時候，有一次一個市民代表團為得到政府資助前去見他，因為最窮困的城區被徹底燒毀了，那回我也在場。我父親是個馬掌匠，在鄉裏很受人尊敬，他也是代表團的成員，是他帶我去的。這不是什麼特別重要的事，可像這樣的熱鬧，所有的人都擠過來看，在人群中幾乎分辨不出誰是真正的代表團。因為這樣的接見大都是在平臺上進行的，因此有好些人從廣場上搭梯子爬上來，隔著欄桿看著上面的事情。當時是這樣安排的，整個平臺約三分之一留給他，剩下的地方全擠滿了人。幾個士兵監視著所有的人，他們站成一個半圓將他圍在中間。其實只需一個士兵就足以應付一切，我們十分懼怕他們。我不大清楚這些士兵來自何地，反正是很遠很遠的地方，他們彼此之間十分相像，根本就不需要軍裝。他們個頭矮小，並不強壯，但卻十分敏捷。他們身上最惹眼的就是那口將口腔占得滿滿的粗齒大牙，還有他們的細眉小眼中射出令人不安的目光。因此他們便成了孩子們眼中的恐怖人物，不過也是他們的樂子，因為孩子們總想讓那口牙和那種目光嚇一嚇，然後拼命跑掉。這種孩提時代所受的驚嚇到成人後似乎也沒有消失，至少它還在起作用。當然還有其它原因。這些士兵說一口我們根本聽不懂的方言，而我們的他們也聽不慣，因而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被隔絕起來，冷漠得難以接近，不過這倒挺符合他們的角色。他們是那樣寡言，那樣嚴肅，那樣呆板，雖未做過真正的壞事，但從某種意義上說又壞得令人幾乎不能忍受。比如說有個士兵走進一家店鋪，買了點小東西，然後靠在櫃臺邊聽著店鋪裏的談話，他大概什麼也聽不懂，但卻裝作聽懂了，自己一句話也不說，只是一會兒盯著說話的人，一會兒又盯著聽話的人，手扶著掛在腰帶上的戰刀刀把。這十分令人厭惡，大家失去了閑聊的興致，店鋪裏漸漸沒什麼人了，直到鋪子裏人走空了，這位士兵才走。這些士兵一露面，我們活躍的百姓立刻鴉雀無聲了。當時的情形也是這樣。與所有隆重的場面一樣，上校站得筆直，兩手前伸握著兩根長竹桿。這是一種古老的習俗，它的意思大概是說，他這樣支撐著法律，法律也這樣支撐著他。此時每個人都知道那平臺上將發生什麼事，但人們總習慣於重又感到吃驚。當時那個被指定講話的人不願開口，他已經走到了上校對面，可又失去了勇氣，找出各種理由擠回了人群中。另外再也找不出一個願意講話的合適人選，而自願出面的幾個又都不合適，那可真是亂成了一團，人們趕忙派人給幾個市民送信，他們是有名的演說者。在整個時間內，上校紋絲不動地站在那裏，只是在喘氣時胸部明顯地陷下去。他並非呼吸困難，只是呼吸動作特別清晰，比如說就像青蛙，不過青蛙總是如此，而在他身上就成了特殊。我悄悄地從大人之間穿過去，通過兩個士兵之間的空隙打量著他，直到有人用膝頭把我撞開。在這期間那個事先確定的講話人又恢復了勇氣，由兩位市民緊緊攙扶著開始了講話。在描述那場大災難的嚴肅的講話中，他一直在微笑，一種極其謙恭的微笑，非常感人，可這微笑徒勞無益，在上校臉上沒有引起絲毫反應。最後他說出了那個要求，我記得，他只是請求免除一年的賦稅，大概還請求低價購買皇家森林裏的建築用材。隨後他深深地彎下腰，並一直保持著鞠躬動作，除了上校和站在後面的士兵以及幾位官員，其他所有的人都彎下腰鞠著躬。讓我這個孩子覺得可笑的是，站在平臺邊梯子上的那些人下了幾級橫木，這樣既可避免在這決定性的間歇期間被人看見，又能好奇地在緊靠平臺地面的地方隨時打探消息。這種情形持續了一會兒，一位官員，是個矮個子男人，走到除呼吸之外仍舊紋絲不動的上校面前，盡力踮起腳尖聽他耳語了幾句，然後拍了拍手掌，聽到掌聲所有的人都直起了身子。他宣布道：“要求被拒絕。全體離開。”人群中出現了一種明顯的如釋重負的感覺，所有的人都向外擠去，幾乎誰都沒有特別註意到，上校又變成了和我們一樣的人，我只看到，他的確是精疲力盡地放開竹桿，竹桿馬上倒了，他跌坐在一張由官員們拖過來的靠背椅上，急急忙忙將煙鬥塞進嘴裏。

整個這件事並不特殊，一般結果都是這樣。雖然偶爾也有一些小小的要求被滿足的情況，但那好像是上校以強有力的個人身份自己負責這樣做的，而且這必須要在形式上對政府保密。如今在我們這座小城中，按照我們的判斷能力來看，上校的眼睛也就是政府的眼睛，不過這裏該有一種區別，一種根本不能深究的區別。

不過可以肯定，在重要事情上市民們總是遭到拒絕。同樣奇怪的是，沒有這種拒絕人們幾乎就過不下去，而這種拒絕和接受拒絕完全不是形式問題。人們一再精力充沛而神情嚴肅地到那裏去，到離開那裏時雖然不是精神飽滿，興高采烈，但也並不悲觀失望，精疲力盡。我不能向任何人打聽這些事情，和所有的人一樣，我在自己的內心感受這些。我從未有過什麼探究這些事情之間的關聯的好奇心。

然而就我的觀察，有某個年齡層的人不滿意，他們是大約從十七歲到二十歲的年輕人。他們都是非常年輕的小夥子，他們不可能在遠處預感到這種最無足輕重的、首先也是一種革命思想的威力。不滿正無聲無息地潛入他們中間。（周新建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