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陶兄： 

我等八月二十二日由北平動身，二十四日到哈爾濱。這至少是個有趣的地方，請聽我說哈爾濱的印象。 

這裏分道裏，道外，南崗，馬家溝四部分。馬家溝是新辟的市區，姑不論。南崗是住宅區，據說建築別有風味；可惜我們去時，在沒月亮的晚上。道外是中國式的市街，我們只走過十分鐘。我所知的哈爾濱，是哈爾濱的道裏，我們住的地方。

                                                                                                （20世紀初的哈爾濱火車站）


道裏純粹不是中國味兒。街上滿眼是俄國人，走著的，坐著的；女人比那兒似乎都要多些。據說道裏俄國人也只十幾萬；中國人有三十幾萬，但俄國人大約喜歡出街，所以便覺滿街都是了。你黃昏後在中國大街上走（或在南崗秋林洋行前面走），瞧那擁擁擠擠的熱鬧勁兒。上海大馬路等處入夜也鬧攘攘的，但亂七八糟地各有目的，這兒卻幾乎滿是逛街的。 


這種忙裏閑的光景，別處是沒有的。 


這裏的外國人不像上海的英美人在中國人之上，可是也並不如有些人所想，在中國人之下。中國人算是不讓他們欺負了，他們又怎會讓中國人欺負呢？中國人不特別尊重他們，卻是真的。他們的流品很雜，開大洋行小買賣的固然多，駕著汽車沿街兜攬乘客的也不少，赤著腳愛淘氣的頑童隨處可見。這樣倒能和中國人混在一起，沒有什麽隔閡了。也許因白俄們窮無所歸，才得如此；但這現象比上海沈陽等中外雜居的地方使人舒服多了。在上海沈陽冷眼看著，是常要生氣，常要擔心的。 

這裏人大都會說俄國話，即使是賣掃帚的。他們又大都有些外國規矩，如應諾時的 “哼哼”，及保持市街清潔之類。但他們並不矜持他們的俄國話和外國規矩，也沒有賣弄的意思，只看做稀鬆平常，與別處的“二毛子”大不一樣。他們的外國化是生活自然的趨勢，而不是奢侈的裝飾，是“全民”的，不是少數“高等華人”的。一個生客到此，能領受著多少異域的風味而不感著窒息似的；與洋大人治下的上海，新貴族消夏地的青島，北戴河，宛然是兩個世界。 


但這裏雖有很高的文明，卻沒有文化可言。待一兩個禮拜，甚至一個月，大致不會教你膩味，再多可就要看什麽人了。這裏沒有一間像樣的書店，中國書外國書都很稀罕；有些大洋行的窗戶裏雖放著幾本俄文書，想來也只是給商人們消閑的小說罷。最離奇的是這裏市招上的中文，如“你吉達”，“民娘九爾”，“阿立古鬧如次”等譯音，不知出於何人之手。也難怪，中等教育，還在幼稚時期的，已是這裏的最高教育了！這樣算不算梁漱溟先生所說的整個歐化呢？我想是不能算的。哈爾濱和哈爾濱的白俄一樣，這樣下去，終於是非驢非馬的畸形而已。雖在感著多少新鮮的意味的旅客的我，到底不能不作如此想。

這裏雖是歐化的都會，但閑的處所竟有甚於北平的。大商店上午九點開到十二點，一點到三點休息；三點再開，五點便上門了。晚上呢，自然照例開電燈，讓炫眼的窗飾點綴坦蕩蕩的街市。穿梭般的男女比白天多得多。俄國人，至少在哈爾濱的，像是與街有不解緣。在巴黎倫敦最熱鬧的路上，晚上逛街的似乎也只如此罷了。街兩旁很多休息的長椅，並沒有樹蔭遮著；許多俄國人就這麽四無依傍地坐在那兒，有些竟是為了消遣來的。閑一些的街中間還有小花園，圍以短短的柵欄，裏面來回散步的不少。——你從此定可以想到，一個廣大的公園，在哈爾濱是決少不了的。 


這個現在叫做“特市公園”。大小仿佛北平的中山公園，但佈置自然兩樣。裏面有許多花壇，用各色的花拼成種種對稱的圖案；最有意思的是一處入口的兩個草獅子。是蹲伏著的，滿身碧油油的嫩草，比常見的獅子大些，神氣自然極了。園內有小山，有曲水，有亭有橋；橋是外國式，以玲瓏勝。水中可以劃船，也還有些彎可轉。這樣便耐人尋味。又有茶座，電影場，電氣馬（上海大世界等處有）等。這裏電影不分場，從某時至某時老是演著；當時頗以為奇，後來才知是外國辦法。我們去的那天，正演《西遊記》；不知別處會演些好片子否。這公園裏也是晚上人多；據說俄國女人常愛成排地在園中走，排的長約等於路的闊，同時總有好兩排走著，想來倒也很好看。特市公園外，警察告訴我們還有些小園子，不知性質如何。 

這裏的路都用石塊築成。有人說石頭路塵土少些；至於不用柏油，也許因為冬天太冷，柏油不經凍之故。總之，塵土少是真的，從北平到這兒，想著塵土要多些，那知適得其反；在這兒街上走，從好些方面看，確是比北平舒服多了。因為路好，汽車也好。不止坐著平穩而已，又多！又賤！又快！滿街是的，一揚手就來，和北平洋車一樣。這兒洋車少而貴；幾毛錢便可坐汽車，人多些便和洋車價相等。開車的俄國人居多，開得“棒”極了；拐彎，倒車，簡直行所無事，還讓你一點不擔心。巴黎倫敦自然有高妙的車手，但車馬填咽，顯不出本領；街上的Ｔａｘｉ有時幾乎像驢子似的。在這一點上，哈爾濱要強些。胡適之先生提倡“汽車文明”，這裏我是第一次接觸汽車文明了。上海汽車也許比這兒多，但太貴族了，沒有多少意思。此地的馬車也不少，也賤，和五年前南京的馬車差不多，或者還要賤些。 


這裏還有一樣便宜的東西，便是俄國菜。我們第一天在一天津館吃面，以為便宜些；那知第二天吃俄國午餐，竟比天津館好而便宜得多。去年暑假在上海，有人請吃“俄國大菜”，似乎那時很流行，大約也因為價廉物美吧。俄國菜分量多，便於點菜分食；比吃別國菜自由些；且油重，合於我們的口味。我們在街上見俄國女人的脛癡肥的多，後來在西伯利亞各站所見也如此；我們常說，這怕是菜裏的油太重了吧。 

最後我要說松花江，道裏道外都在江南，那邊叫江北。江中有一太陽島，夏天人很多，往往有帶了一家人去整日在上面的。島上最好的玩意自然是遊泳，其次許就算劃船。我不大喜歡這地方，因為毫不整潔，走著不舒服。我們去的已不是時候，想下水洗浴，因未帶衣服而罷。島上有一個臨時照相人。我和一位徐君同去，我們坐在小船上讓他照一個相。岸邊穿著遊泳衣的俄國婦人孩子共四五人，跳跳跑跑地硬擠到我們船邊，有的浸在水裏，有的爬在船上，一同照在那張相裏。這種天真爛漫，倒也有些教人感著溫暖的。走方照相人，哈爾濱甚多，中國別的大都市裏，似未見過；也是外國玩意兒。照得不會好，當時可取，足為紀念而已。從太陽島劃了小船上道外去。我是剛起手劃船，在北平三海來過幾回；最痛快是這回了。船夫管著方向，他的兩槳老是伺候著我的。槳是洋式，長而勻稱，支在小鐵叉上，又穩，又靈活；槳片是薄薄的，彎彎的。江上又沒有什麽萍藻，顯得寬暢之至。這樣不吃力而得討好，我們過了一個愉快的下午。第二天我們一夥兒便離開哈爾濱了。 


此信八月三十一在西伯利亞車中動手寫，直耽擱到今日才寫畢。在時間上，不在篇幅上，要算得是一通太長的信了，一切請原諒罷！ （弟自清，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８日，倫敦。）

                                                                                                          （20世紀初的哈爾濱市區）

二

聖陶兄： 

這一回說給你我們過西伯利亞的情形。 

平常想到西伯利亞，眼前便仿佛一片莽莽的平原，黯淡的斜陽照著，或者凜冽的北風吹著，或者連天的冰雪蓋著。相信這個印象一半從《勅勒歌》來，一半從翻譯的小說來；我們火車中所見，卻並不如此驚心動魄的——大概是夏天的緣故罷。荒涼誠然不錯，但沿路沒有童山，千裏的青綠，倒將西伯利亞化作平常的郊野了。只到處點綴著木屋，是向所未見。我們在西伯利亞七日，有五天都下雨；在那牛毛細雨中，這些微微發亮的木屋是有一種特別的調子的。 

頭兩天是晴天，第一天的落日真好看；只有那時候我們承認西伯利亞的偉大。平原漸漸蒼茫起來，它的邊際不像白天分明，似乎伸展到無窮盡的樣子。只有西方一大片深深淺淺的金光，像是一個海。我們指點著，這些是島嶼；那些是船只，還在微風中動搖著呢。金光炫爛極了，這地上是沒有的。勉強打個比喻，也許像熊熊的火焰吧，但火焰究竟太平凡了。那深深淺淺的調子，倒有些像名油畫家的畫板，濃一塊淡一塊的；雖不經意，而每一點一堆都可見他的精神，他的姿態。那時我們說起“霞”這個名字，覺得聲調很響亮，恰是充滿了光明似的。又說到“晚霞”；“晚”的聲調帶一些冥沒的意味，便令人有“已近黃昏”之感。Ｌ君說英文中無與“霞”相當的字，只能叫做“落日”；若真如此，我們未免要為英國人悵惘了。 

第二天傍晚過貝加爾湖；這是一個大大有名的湖，我所渴想一看的。記得郭沫若君的詩裏說過蘇武在貝加爾湖畔牧羊，真是美麗而悲涼的想象。在黯淡的暮色中過這個寂寞的湖，我不禁也懷古起來了。晚餐前我們忽見窗外很遠的一片水；大家猜，別是貝加爾湖吧？晚餐完時，車已沿著湖邊走了。向北望去，只見渺渺一白，想不出那邊還有地方。這湖單調極了。似乎每一點都同樣的平靜，沒有一個帆影，也沒有一個鳥影。夜來了，這該是死之國吧？但我還是坐在窗前呆看。東邊從何處起，我們沒留意；現在也像西邊一樣，是無窮的白水。車行兩點多鐘，貝加爾湖依然在窗外；天是黑透了，我走進屋內，到底不知什麽時候完的。 

在歐亞兩洲交界處，有一段路頗有些中國意境，綿延不斷的青山與悠然流著的河水，在幾裏路中只隨意曲了幾曲。山高而峻，不見多少峰巒，如削成的一座大圍屏。車在山下沿著河走；河岸也是高峻，水像突然掉下去似的。從山頂到河面，是整整齊齊的兩疊；除曲了那幾曲外，這幾裏路中都是整齊的。整齊雖已是西方的好處，但那高深卻還近乎中國的山水詩或山水畫。河中見一狹狹的小舟，一個人坐著緩緩地劃槳，那船和人都是灰暗的顏色；這才真是中國畫了。 

車中一間屋睡四個人，而我們只有三個。上車時想著能老占著一間屋就好。但晚上便來了一個女人，像是做工的或種地的。她坦然睡了上鋪；這在國內是不會有的——我們不但是三個男人，並且是三個外國人！第二天她下車了，來的是三等車中唯一的紳士；他大概因為晚上我們出入拉門，擾他清夢，下一天搬到別屋裏去。以後來的是兵，兵，兵！我們都說與兵有緣分呢。最後來了經濟學博士，他的名字，我還記得，是約瑟，是玩紙牌時要按名記分，他告訴我們的。從前來者都只說俄國話，我們偶然也能答應一兩個字；是從萬國臥車公司的指南上學來，如“不”“三個”“多少”之類。

“不”字用得最多，伴著的是一搖頭。這自然幹脆不過，但往往從此打斷了談話；到這地步，那一位大概不是站在門外窗口去看風景，便是閉上眼睡覺。這位約瑟君卻不同，他除俄國話外，自己說還懂得法文；ＬＨ兩位都懂法文，我們立刻覺得屋裏更有意思起來了。 

但約瑟君的法文卻實在不夠用，他只能說些單字。ＬＨ兩位應付得很費力，可是他愛說話極了，老是支支節節地談下去。他告訴我們，俄國報說漢口黨人燒了美孚煤油公司；又問起好幾個中國人的名字。難為他記得住這些名字！有一個下午，他拿了紙筆，畫了地圖，和我們議論天下大事。他說俄國從美國買機器，而賣糧食給它；中國從美國買糧食和日用品，白讓它賺了錢去。他在地圖上點了幾點，寫著，“血！” “血！”說中國只能將血滴給美國，沒有別的。他似乎以為中國全然美國化了，這樣東西也問“亞美利加？”那樣也問“亞美利加？”甚至我送他一包香片，也問“亞美利加？”我們趕緊說“中國”，“中國”，才收下了。 


他又問我們什麽黨。我們三個都不在黨；他奇怪極了，指著胸道，“我——博士——共產黨！”指在他身旁的朋友——也是經濟學博士——道，“他——博士——共產黨！”他喜歡喝酒，常和他的朋友上飯車去喝。也邀過我們兩三次，總說，“同志——啤酒，”一面指著飯車那方面。我們都謝了。最後他似乎不大好意思，指點著道，“我——布爾喬——你們——普羅利特利亞特！”他又常指著他的衣服道，“不好看——俄羅斯；”指著我們的道，“亞美利加！”（兩三天後在另一車上和一個十八歲的俄國工人談話，一位高麗人給翻譯。這是個天真爛漫的工人，他的衣服比我們粗糙多了，可是比我們貴多了。他露出羨慕的顏色，但我想起約瑟君的話，倒有些羨慕他們。）他是個和藹的人，很幫我們的忙。快到莫斯科時，他一面剝著松子（沿路見俄國人吃松子的甚多，一粒粒地摘下來嗑著，似乎比嗑瓜子有意思），一面告訴我們他有妻有子，現在家裏等著他呢。又指著遠處，說他夏天和他們住在城外，天涼了才搬進城去。下車後他還特地到窗前來和我們揚手作別。他是黑頭發，紫臉膛，繞腮胡根子；他說他現在是一個經濟雜誌編輯人。 


本該下午兩點到莫斯科；誤了五點鐘，到時天已全黑了。去波蘭的車就要開；滿心想看看莫斯科，卻只見一片黑夜，我只得帶著最大的失望上車走了。第二天下午在波蘭換車上巴黎去。晚上到飯車吃飯，侍者穿著小禮服，鞠著躬和客人說話，客人也大都換上整齊的衣服端端正正坐著，與俄國飯車空氣大不相同。我漸漸有些拘束起來了。 （弟自清，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１５日，倫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