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是個尊重自由的國家，從倫敦海德公園（Ｈｙｄｅ　Ｐａｒｋ）可以看出。學政治的人一定知道這個名字；近年日報的海外電訊裏也偶然有這個公園出現。每逢星期日下午，各黨各派的人都到這兒來宣傳他們的道理。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井水不犯河水。從耶穌教到共產黨，差不多樣樣有。每一處說話的總是一個人。他站在桌子上，椅子上，或是別的什麽上，反正在聽眾當中露出那張嘴臉就成；這些桌椅等等可得他們自己預備，公園裏的長椅子是只讓人歇著的。聽的人或多或少。有一回一個講耶穌教的，沒一個人聽，卻還打起精神在講；他盼望來來去去的遊人裏也許有一兩個三四個五六個……愛聽他的，只要有人駐一下腳，他的口舌就算不白費了。 

見過一回共產黨示威，演說的東也是，西也是；有的站在大車上，頗有點巍巍然。按說那種馬拉的大車平常不讓進園，這回大約辦了個特許。其中有個女的約莫四十上下，嗓子最大，說的也最長；說的是倫敦土話，凡是開口音，總將嘴張到不能再大的地步，一面用胳膊助勢。說到後來，嗓子沙了，還是一字不茍的喊下去。天快黑了，他們整隊出園喊著口號，標語旗幟也是五光十色的。隊伍兩旁，又高又大的馬巡緩緩跟著，不說話。出的是北門，外面便是熱鬧的牛津街。 

北門這裏一片空曠的沙地，最宜於露天演說家，來的最多。也許就在共產黨隊伍走後吧，這裏有人說到中日的事；那時剛過“一二八”不久，他頗為我們抱不平。他又贊美甘地；卻與賈波林相提並論，說賈波林也是為平民打抱不平的。這一比將聽眾引得笑起來了；不止一個人和他辯論，一位老太太甚至嘀咕著掉頭而去。這個演說的即使不是共產黨，大約也不是“高等”英人吧。公園裏也鬧過一回大事：一八六六年國會改革的暴動（勞工爭選舉權），周圍鐵欄幹毀了半裏多路長，警察受傷了二百五十名。 

公園周圍滿是鐵欄干，車門九個，遊人出入的門無數，占地二千二百多畝，繞園九裏，是倫敦公園中最大的，來的人也最多。園南北都是鬧市，園中心卻靜靜的。灌木叢裏各色各樣野鳥，清脆的繁碎的語聲，夏天綠草地上，潔白的綿羊的身影，教人像下了鄉，忘記在世界大城裏。那草地一片迷蒙的綠，一片芊綿的綠，像水，像煙，像夢；難得的，冬天也這樣。西南角上蜿蜒著一條蛇水，算來也占地三百畝，養著好些水鳥，如蒼鷺之類。可以搖船，遊泳；並有救生會，讓下水的人放心大膽。這條水便是雪萊的情人西河女士（Ｈａｒｒｉdｅｔ　Ｗｅｓｔｂｒｏｏｋ）自沈的地方，那是一百二十年前的事了。 

南門內有拜倫立像，是五十年前希臘政府捐款造的；又有座古英雄阿契來斯像，是惠靈頓公爵本鄉人造了來紀念他的，用的是十二尊法國炮的銅，到如今卻有一百多年了。還有英國現負盛名的雕塑家愛勃司坦（Ｅｐｓｔｅｉｎ）的壁雕，是紀念自然學家赫德生的。一個似乎要飛的人，張著臂，仰著頭，散著發，有原始的撲拙獷悍之氣，表現的是自然精神的化身；左右四只鳥在飛，大小旁正都不相同，也有股野勁兒。這件雕刻的價值，引起過許多討論。南門內到蛇水邊一帶遊人最盛。夏季每天上午有銅樂隊演奏；在欄外聽算白饒，進欄得花點票錢，但有椅子坐。遊人自然步行的多，也有跑車的，騎馬的；騎馬的另有一條“馬”路。 

這園子本來是鹿苑，在裏面行獵；一六三五年英王查理斯第一才將它開放，作賽馬和競走之用。後來變成決鬥場。一八五一年第一次萬國博覽會開在這裏，用玻璃和鐵搭蓋的會場；閉會後拆了蓋在別處，專作展覽的處所，便是那有名的水晶宮了。蛇水本沒有，只有六個池子；是十八世紀初葉才打通的。 

海德公園東南差不多毗連著的，是聖詹姆士公園（Ｓｔ．Ｊａｍｅｓ′ｓ　Ｐａｒｋ），約有五百六七十畝。本是沮洳的草地，英王亨利第八抽了水，砌了圍墻，改成鹿苑。查理斯第二擴充園址，鋪了路，改為遊玩的地方；以後一百年裏，便成了倫敦最時髦的散步場。十九世紀初才改造為現在的公園樣子。有湖，有懸橋；湖裏鵜鶘最多，倚在橋欄上看它們水裏玩兒，可以消遣日子。周圍是白金罕宮，西寺，國會，各部官署，都是最忙碌的所在；倚在橋欄上的人卻能偷閑賞鑒那西寺和國會的戈昔式尖頂的輪廓，也算福氣了。 

海德公園東北有攝政公園，原也是鹿苑；十九世紀初“攝政王”（後為英王喬治第四）才修成現在樣子。也有湖，搖的船最好；坐位下有小輪子，可以進退自如，滾來滾去頂好玩兒的。野鴿子野鳥很多，松鼠也不少。松鼠原是動物園那邊放過來的，只幾對罷了；現在卻繁殖起來了。常見些老頭兒帶著食物到園裏來餵麻雀，鴿子，松鼠。這些小東西和人混熟了，大大方方到人手裏來吃食；看去怪親熱的。別的公園裏也有這種人。這似乎比提鳥籠有意思些。 

動物園在攝政園東北犄角上，屬於動物學會，也有了百多年的歷史。搜集最完備，有動物四千，其中哺乳類八百，鳥類二千四百。去逛的據說每年超過二百萬人。不用問孩子們去的一定不少；他們對於動物比成人親近得多，關切得多。只看見教科書上或字典上的彩色動物圖，就夠捉摸的，不用提實在的東西了。就是成人，可不也願意開開眼，看看沒看過的，山裏來的，海裏來的，異域來的，珍禽，奇獸，怪魚？要沒有動物園，或許一輩子和這些東西都見不著面呢。再說像獅子老虎，哪能隨便見面！除非打獵或看馬戲班。但打獵遇著這些，正是拚死活的時候，哪裏來得及玩味它們的生活狀態？馬戲班裏的呢，也只表演些扭捏的玩藝兒，時候又短，又隔得老遠的；哪有動物園裏的自然，得看？這還只說的好奇的人；藝術家更可仔細觀察研究，成功新創作，如畫和雕塑，十九世紀以來，用動物為題材的便不少。近些年電影裏的動物趣味，想來也是這麽培養出來的；不過那卻非動物園所可限了。 

倫敦人對動物園的趣味很大，有的報館專派有動物園的訪員，給園中動物作起居註，並報告新來到的東西；他們的通信有些地方就像童話一樣。去動物園的人最樂意看餵食的時候，也便是動物和人最親近的時候。餵食有時得用外交手腕，譬如魚池吧，若隨手將食撒下去，讓大家來搶，遊得快的，厲害的，不用說占了便宜，剩下的便該活活餓死了。這當然不公道，那一視同仁的管理人一定不願意的。他得想法子，比方說，分批來餵，那些快的，厲害的，吃完了，便用網將它們攔在一邊，再照料別的。各種動物餵食都有一定鐘點，著名的裴歹克《倫敦指南》便有一節專記這個。孩子們最樂意的還有騎象，騎駱駝（駱駝在倫敦也算異域珍奇）。再有，遊客若能和管理各動物的工人攀談攀談，他們會親切地講這個那個動物的故事給你聽，像傳記的片段一般；那時你再去看他說的那些東西，便更有意思了。 

園裏最好玩兒的事，黑猩猩茶會，白熊洗澡。茶會夏天每日下午五點半舉行，有茶，有牛油面包。它們會用兩只前足，學人的樣子。有時“生手”加入，卻往往只用一只前足，牛油也是它來，面包也是它來；這種雖是天然，看的人倒好笑了。白熊就是北極熊，從冰天雪地裏來，卻最喜歡夏天；越熱越高興，赤日炎炎的中午，它們能整個兒躺在太陽裏。也愛下水洗澡，身上老是雪白。它們待在熊臺上，有深溝為界；臺旁有池，洗澡便在池裏。池的一邊，隔著一層玻璃可以看它們載浮載沈的姿勢。但是一冷到華氏表五十度下，就不肯下水，身上的白雪也便慢慢讓塵土封上了。 

非洲南部的企鵝也是人們特別樂意看的。它有一歲半嬰孩這麽大，不會飛，會下水，黑翅膀，灰色胸脯子挺得高高的，昂首緩步，旁若無人。它的特別處就在乎直立著。比鵝大不多少，比鴕鳥，鶴，小得多，可是一直立就有人氣，便當另眼相看了。自然，別的鳥也有直立著的，可是太小了，說不上。企鵝又拙得好，現代裝飾圖案有用它的。只是不耐冷，一到冬天，便沒精打采的了。 

魚房鳥房也特別值得看。魚房分淡水房海水房熱帶房（也是淡水）。屋內黑洞洞的，壁上嵌著一排鏡框似的玻璃，橫長方。每框裏一種魚，在水裏遊來遊去，都用電燈光照著，像畫。鳥房有兩處，熱帶房裏顏色聲音最豐富，最新鮮；有種上截脆藍下截褐紅的小鳥，不住地飛上飛下，不住地咭咭呱呱，怪可憐見的。 

這個動物園各部分空氣光線都不錯，又有冷室溫室，給動物很周到的設計。只是才二百畝地，實在旋展不開，小東西還罷了，像獅子老虎老是關在屋裏，未免委屈英雄，就是白熊等物雖有特備的臺子，還是局蹐得很；這與鳥籠子也就差得有限了。固然，讓這些動物完全自由，那就無所謂動物園；可是若能給它們較大的自由，讓它們活得比較自然些，看的人豈不更得看些。所以一九二七年上，動物學會又在倫敦西北惠勃司奈得（Ｗｈｉｐｓｎａｄｅ，Ｂｅｄfｏｒｄｓｈｉｒｅ）地方成立了一所動物園，有三千多畝；據說，那些龐然大物自如多了，遊人看起來也痛快多了。 

以上幾個園子都在市內，都在泰晤士河北。河南偏西有個大大有名的邱園（Ｋｅｗ　Ｇａｒｄｅｎｓ）。卻在市外了。邱園正名“王家植物園”，世界最重要，最美麗的植物園之一；大一千七百五十畝，栽培的植物在二萬四千種以上。這園子現在歸農部所管，原也是王室的產業，一八四一年捐給國家；從此起手研究經濟植物學和園藝學，便漸漸著名了。他們編印大英帝國植物誌。又移種有用的新植物於帝國境內——如西印度群島的波羅蜜，印度的金雞納霜，都是他們介紹進去的。園中博物院四所；第二所經濟植物學博物院設於一八四八，是歐洲最早的一個。 

但是外行人只能賞識花木風景而已。水仙花最多，四月尾有所謂“水仙花禮拜日”，遊人盛極。溫室裏奇異的花也不少。園裏有什麽好花正開著，門口通告牌上逐日都列著表。暖氣室最大，分三部：喜馬拉耶室養著石楠和山茶，中國石楠也有，小些；中部正面安排著些大鳳尾樹和棕櫚樹；鳳尾樹真大，得仰起脖子看，伸開兩胳膊還不夠它寬的。周圍繞著些時花與灌木之類。另一部是墨西哥室，似乎沒有什麽特別的東西。 

東南角上一座塔，可不能上；十層，一百五十五尺，造於十八世紀中，那正是中國文化流行歐洲的時候，也許是中國的影響吧。據說還有座小小的孔子廟，但找了半天，沒找著。不遠兒倒有座彩繪的日本牌坊，所謂“敕使門”①的，那卻造了不過二十年。從塔下到一個人工的湖有一條柏樹甬道，也有森森之意；可惜樹太細瘦，比起我們中山公園，真是小巫見大巫了。所謂“竹園”更可憐，又不多，又不大，也不秀，還趕不上西山大悲庵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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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寺院門，敕使參謁時由此行。 
１９３５年１２月１２日作。 
（原載１９３６年２月１日《文學》第６卷第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