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浩，1977年出生於山西，他導演的首部電影《香火》就入圍了聖·賽巴斯蒂安、溫哥華、慕尼黑、悉尼等多個影展，之後的作品《綠草地》也入圍了2004年的柏林電影節和香港電影節，並最終在上海國際電影節上獲獎。

2006年，在劉德華“亞洲新星導”計劃的扶植下，寧浩拍攝了喜劇電影《瘋狂的石頭》，上映後在兩岸三地引起巨大轟動，受到媒體和觀眾的高度贊揚並榮獲多項導演大獎，令其成為炙手可熱的新銳導演。2009年由他執導的《瘋狂的賽車》以1000萬元的成本取得過億的票房成績，更使他成為繼張藝謀、陳凱歌、馮小剛之後第四位邁入“億元導演俱樂部”的內地人。2012年4月底，他的第六部電影《黃金大劫案》上映後面對《泰坦尼克號3D》《超級戰艦》以及《復仇者聯盟》的前後夾擊，取得了1.6億元票房並成為“五一檔”華語片冠軍，在好萊塢大片高奏凱歌的形勢下維護了國產電影最後的尊嚴。

導演成績：

《香火》(2003)

票房：未公映

獎項：第28屆香港國際電影節亞洲數碼單元金獎

《綠草地》(2004)

票房：未公映

獎項：第8屆上海國際電影節最受觀眾歡迎影片

《瘋狂的石頭》（2006）

票房：2534萬

獎項：第43屆臺灣金馬獎最佳原著劇本

第7屆華語電影傳媒大獎最佳導演

第14屆北京大學生電影節最佳導演

《瘋狂的賽車》（2009）

票房：1.1億

《無人區》（未過審）

《黃金大劫案》（2012）

票房：1.6億

導演闡述：

人的能力是無限的

我在山西電影學校上了四年中專，那個學校是山西省電影公司開辦的技校，本著為公司培養電影放映員的目的向社會上招生。我們是學校裏的第一批藝術生，是因為以前的海報都是手繪的，沒有彩噴技術，電影公司需要一些能畫海報的人。學校是面向全社會招生的，絕大多數學生都年齡偏大，18歲以上，我在學校裏頭算小的，開始兩年覺得很好玩，但玩了兩年之後就覺得很無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裏不知道何去何從，突然就發現自己失去了生活的目標和方向。當一個人進入到這種狀態中就會產生莫名的焦慮和恐懼，這樣的感覺一直持續到我決定來北京。我是覺得不能在山西再呆下去，因為再呆下去我的人生就看不到希望了。

1997年我來到北京，剛來的時候還不是很明確自己要幹什麽。北京對我而言是一個完全陌生的地方，之前積累的所有東西統統都放棄了，直接導致了各種的不適應。當時我爸也不支持我，不給生活費，我到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報考前班時，兜裏就揣著2000多塊錢，學校一年要收3000多塊錢的學費，我只好跟招生的老師商量，能不能先交一學期，跟人家討價還價了半天，最後收了1750元，就剩300多塊錢就是生活費了。那時候住地下室，房租很便宜，交了租還剩下100多塊錢，於是算計著過日子，每天吃兩頓，一頓小籠包，一頓燒餅，再買一瓶醬豆腐，到現在我還很愛吃醬豆腐，這都是那時養成的“好習慣”。

我當時其實考了好幾個學校，有工藝美院、服裝學院、電影學院等，我把考學當作一條出路。那一年我人生的主題就是考試，本著無所謂的狀態就去了，考完也就完了，最後上了北京師範大學（簡稱北師大）。我說我要去上學，家裏人還很不同意，說你都已經工作了，現在去上一個成人教育，這文憑也不知道算數不算數。然後我就跟我媽說，我想上大學，你不支持我沒關系，我自己可以去弄到錢。其實我來北京第一年在工藝美院讀考前班的時候就已經在靠攝影賺錢了，當時做圖片設計，又做了一段時間記者，有一陣子還專門給歌手拍照片。上北師大的時候我已經解決了生存問題，甚至還買了裝備。我當時在ChannelV[1]幫他們做活動，慢慢認識了一些歌手，後來混熟了又去拍MV，所以我做的事情沒有一件是石頭裏蹦出來的，都要種個種子。當時基本上就是這麽一個狀態，很辛苦，但也很快樂。我一個月有時候能拍四五首歌，10萬塊錢一首，差不多年收入有幾十萬，那時候我還在讀書，收入可以說是相當可觀。

在北師大的最後一年拍畢業作品，我弄了一部片子叫《星期四星期三》，粗剪版有90分鐘，精剪完還有60分鐘。那時候我就發現，拍故事片跟我性格裏面的一些東西很吻合，這種講故事的欲望導致我後來不斷地嘗試寫劇本、拍電影，然後就有了我的第一部長片《香火》。

《香火》是在大同拍攝的。我當時其實已經寫出了很多個劇本，這是最喜歡的一個故事。故事裏的人物原型是我在太原的一個和尚朋友，他是到處瞎混、挺基層、挺生活化的那種和尚，有一段時間他想修個塔，所以老往北京跑，沒事就跟我碰個面、吃個飯，跟我講他修塔的事，比如誰捐了多少錢，修好了別的和尚要搶他怎麽做鬥爭。我覺得這個人物挺有意思的，於是就開始琢磨這個故事。

2002年年底，當時我在北京電影學院進修，劇本寫完我就給張獻民[1]看，他看完沒置可否就放下了。後來有一天，突然韓小磊[2]老師找到我，說我的本子有點意思，問我想不想把它拍出來，他幫我找錢。當時對於我這樣一個學生來說是很好的機會，但最後忙活了半天錢也沒落實。

每個導演剛起步的時候所遇到的問題都是一樣的，就是錢，誰給你投資，投資之後怎麽回收等等。我不想空忙一場，最後就決定自己掏錢，純當娛樂了，反正也就幾萬塊。我當時也沒有覺得自己一定要拍電影，剛開始還覺得拍電影會更掙錢，但在當時的情況下其實不是這樣的，到現在也不是，但因為走到這條路上來了，積重難返。今天如果我還是20歲，我可能選擇去挖礦，留在山西想辦法幹點兒更實在的事情，但那會兒走到電影這條路上去了，都已經走了這麽久，還有什麽可選擇的余地嗎？因為你把時間成本用完了，你只幹了這件事情，在這件事情上有慣性，很難再改變，就像《拆彈部隊》[3]裏的人，即使是那麽危險的一個工作也只能繼續做下去，他幹不了別的。隨著年齡的增長，你的選擇越來越少，這是一個特別無奈的事情。

《香火》是我唯一一部跟故鄉有關的電影，我不像賈樟柯他們不斷地在拍山西，但我對這個地方還是很感興趣，說到底，學校裏的教育只是局部的，一個人一生當中所接受的教育70%是從父母那兒來的，父母的教育是從爺爺奶奶、姥姥姥爺那兒來的，一脈相承。還有土地的氛圍，哪裏的人會有哪裏的看法，這是肯定的，通過地域判斷一個人肯定沒錯。前一段他們說怎麽突然集中出了一批山西的導演，我去韓傑[3]家聚會一看都是老鄉，而且都是北師大的，全是師兄弟，前後腳畢業的。其實這也很好理解，就跟有一個階段陜西出了特別多人一樣，怎麽解釋這個事兒呢？我分析是大家互相看著，也沒覺得很遠，比如某個人成功了，就給其他人指出了一條捷徑，有可能有這種影響在裏面。其實你要看得見它，它就會變成一個可行的東西，比方說我在山西上學的時候，拍電影這個事兒簡直跟山西八竿子都打不到一起。山西挖煤行，幹電影覺得沒什麽關系。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就發現賈樟柯也是山西人，他以前在山西大學畫畫的，你就琢磨著發現這件事情好像並不遙遠，你就會建立某種心理聯系。之後，我做了導演拍了電影之後，以前跟我一起玩樂隊的那幫人現在全都變成了導演和副導演，大家有一種心理路徑覺得這個事兒原來可以幹。其實所有行業都一樣，它都呈現群落效應，為什麽溫州人都做生意，都是大款，就是地域之間逐漸形成了一種文化氛圍，最後變成了一種現象，我覺得這是比較正常的一種帶動效應。所以我認為，是從賈樟柯開始山西開始跟電影這個行業有了聯系。

但一開始是按150萬的預算跟人談的合同，現在突然減了這麽多，我得重新跟劇組裏的人談判。結果一重談，有很多人就不幹了，他們是來掙錢的，所以拂袖而去，劇組就剩下三十幾個人。我只能硬著頭皮開機，以為一旦開拍就會順利許多，沒想到才拍了三四天就出了一場車禍，把演員都弄傷了，很多人過來說拍不了，這個地兒不是人呆的地方，咱們還是撤吧。當天陸陸續續走了有十幾個人，我只能重新分配工作，本來司機是我哥們，跟我去拍戲只是想體驗一下，我說你現在得做制片主任了，不能光做司機了，所以說人的能力有時候是無限的，他做制片主任幹得也挺好。當時我就覺得，只要機器在、演員在，這戲就能拍完。好在演員都是本地人，好像也無所謂走不走，反正堅持到最後我們吃殺青飯時就一桌人，連司機一共11個。

我是個非常務實的人，當時看到這個情況立刻就把劇本扔掉了。本來的劇本是有分鏡頭的，很詳細，但那時候按分鏡頭來拍已經不可能了，只能用最基本和最簡單的方式來操作。《綠草地》是我所有影片裏面拍得最困難的，所以後來拍《瘋狂的石頭》，很多新加入的人都說太苦太累，我卻覺得輕松，這點壓力跟拍《綠草地》的時候比起來實在太小了。

沒有思考的東西不能拿出來

《綠草地》做出來之後送去參加了香港國際電影節，在電影節上余偉國[1]來找我，說看了這部片子，覺得我拍得很喜劇，問我是不是願意拍一個喜劇片？我當時也在思考人生，想自己以後該怎麽辦。難道拍一個電影跑一遍電影節，然後回來，再拍下一個，再跑下一個電影節？我覺得這樣行不通。現在有一個好老板願意投資，也不問我要回收，不妨就在這個基礎上嘗試一把。

以前認識劉德華是在銀幕上，誰能想到後來會同他合作？但前頭的每一步都是在奔著他，最後撞到這了，也許不是他也會是成龍，誰知道呢？在認識劉德華之前我已經算是一個電影人了，作為一個電影人認識劉德華也沒什麽奇怪的，因為“新星導計劃”也沒有那麽多人可選，如果你真的了解中國電影狀況的話你就知道，其實有很多事情看似偶然，實際上是必然的。中國在那個階段是很少有人在拍電影的，你想想《瘋狂的石頭》之前都誰在拍電影，都去拍廣告、拍電視劇賺錢了。我也拍過電視劇，當執行導演，那就是討生活。劉德華當時可以選擇的人其實並不多，因為電影不掙錢，沒人拍電影。你看今天拍電影的好多人當時都在拍廣告，我屬於沒混進廣告圈的，我當時特別想進廣告圈，但那個壁壘太高了，要有客戶資源等等，它是一個圈子，有點兒像今天的電影圈，拍一條我聽說上百萬的都有，就30秒鐘，我的天哪，太想進這個圈子了，進不去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