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君宜（1917～2002），生於北京，作家。著有散文集《似水流年》、《故國情》，小說集《女人集》等。

人不能忘記真正影響過自己的人。

我寫過好幾位教過我的老師，包括大學的，中學的，小學的。田驄是影響我最大的老師，他是南開的，但是南開卻不記得他。那些有功於校的老教師名單裏沒有他。

他是在我進高中一年級時，到南開教書的，教國文。人很矮，又年輕。第一次進教室，我們這群女孩子起立敬禮之後，有人就輕輕地說“田先生，您是……”他毫不躊躇地拿起粉筆，就在黑板上寫了：“田驄，燕京大學文學士”幾個字作為自我介紹，接著就講課了。

他出的第一個作文題是《一九三一年的中國大水災》。我剛剛學發議論，剛做好交上去，“九一八”就爆發了。他又出了第二個題，沒有具體題目，要我們想想，“寫最近的大事”。於是我寫了一篇《日禍記聞》（我找了報紙，費了很大勁），田先生只點點頭說：“寫聽來的事，也就這樣了。”他要求的當然比這高。

我們有南開中學自編的國文課本，同時允許教師另外編選。田先生就開始給我們講上海左翼的作品：丁玲主編的《北鬥》，周起應（周揚）編的《文學月報》，然後開始介紹魯迅，介紹魯迅所推薦的蘇聯作品《毀滅》，還有《士敏土》、《新俄學生日記》等等。他講到這些書，不是完全當文學作品來講的。講到茅盾的《幻滅》、《動搖》、《追求》三部曲時，他說“現在的女孩子做人應當像章秋柳、孫舞陽那樣開放些。當然，不必像那樣浪漫了。”

我是個十分老實的學生，看了左翼的書，一下子還不能吃進去。有的同學就開始寫開放的文章了，記得比我高一班的姚念媛，按著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記》的路子，寫了一篇《麗嘉日記》。我們班的楊紉琪寫了篇《論三個摩登女性》，都受到田先生贊賞，後來發表在南開女中月刊上。我的國文課（包括作文）一向在班上算優秀的，可是到了這時，我明白自己是落後，不如人了。

田先生越講越深，他給我們講了什麽是現實主義，什麽是浪漫主義。我才十六歲，實在聽不大懂，可是我仔細聽，記下來，不懂也記下來。半懂不懂的讀後感都記在筆記本上了，交給田先生。他看了，沒有往我的本子上批什麽，只是在發本子的時候告訴我：“寫note不要這樣寫法。”還告訴我，讀了高爾基，再讀托爾斯泰，讀契訶夫吧。田先生對於我，是當作一個好孩子的吧。他在我的一篇作文上批過“妙極，何不寫點小說”。可是他沒有跟我說過一句學業之外的話。

在教書中間，他和男中的另外兩位進步教師萬曼、戴南冠共同創辦了一個小文學刊物，叫《四月》，同學們差不多都買來看了。我看了幾遍。終於明白田先生寫的文章和我相差一大截。我是孩子，孩子寫得再好也是孩子，我必須學會像田先生那樣用成人的頭腦來思考。

到高中二年級，田先生教二年甲組，我被分到乙，不能常聽田先生的課了，但是甲組許多情況還是知道的。田先生常叫她們把教室裏的課桌搬開，廢除先生講學生聽的方式，把椅子搬成一組一組的，大家分組討論，教室裏顯得格外生動有趣。後來她們班的毛同學當選了女中校刊的主編，把校刊辦得活躍起來了。開始時是談文學，談得很像那麽一回事，估計是田先生指導的。到後來她們越談越厲害，先對學校的一些措施寫文章批評，後對天津市內的（當然是國民黨統治下的）政治形勢嬉笑怒罵，直至寫文章響應市內工廠的罷工，鼓動工人們“起來啊，起來”。鬧得學校當局再也忍不住了（再這麽下去，學校也沒法存在了），把毛她們三個活躍分子開除了。同時，他們認為是田驄他們三個教師在背後煽動的，把三個教師解了聘。

我看不出來田先生在這裏邊起了什麽作用，只是對他的離職惋惜不已。我剛剛對田先生教給的左翼文學嘗到一點味兒，還只知看看，還沒想到自己動手幹。但是已經不用田先生把著手告訴怎麽找書了，已經會自己去找書看，會自己去訂閱雜誌了。我剛擡腳，還不會起步。

已被開除的先進分子毛跟我談起田先生，她說：“作為教書的教師，他是個好教師。可是，要作為朋友，他並不怎麽樣。”那時候我還不懂田先生怎麽又成了她的“朋友”。後來過了很久，我才明白她那時已經是一個地下組織的成員了，田先生麽，該是她的“朋友”，即同誌，實際上女中的活動就是她們地下組織的活動，並不是一個教師煽動的，學校當局也沒有弄清。我太幼稚，沒有資格要求田先生做我的“朋友”，但是我由一個什麽也不懂的女孩成為知道一點文學和社會生活的青年，的確得感謝田先生，他是我的好老師。

我一直懷著感激的心情想著田先生。後來只在一個講教學的刊物上見過田先生的名字，在河南一個文學刊物上見過萬曼先生的名字，再就沒有消息了。我總在猜測，他們幾位大概進入了文學界了。想起他們，我老是以為他們不會湮沒無聞的。常想著將來能再見。

後來，一直過了二十多年，國家經過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我也已經成了中年人，被調進了作家協會。對於文學知道還不算多，該接受的教訓倒學會了不少。從前對於文學那股熱勁也消磨得差不多了。有一天，在作家協會的《文藝學習》編輯部裏，忽然說有一個姓田的先生來了，在公共會客室正等著我。我進門一怔，簡直認不清了，但是馬上又認得了，竟是田先生。他很客氣地說知道我在這裏，他來是想請我到他們學校去作一次報告，就是講一次文學課。

原來這幾十年他還在教書，仔細一問，在石油勘探學校裏教文學。沒有想到，怎麽會在石油學校去教文學？要知道我現在已經屬於文藝界了，而文藝界那個氣氛人們都知道。我怎麽敢到外邊去亂吹，講文學？

“田先生，我……我……”我簡直說不上來。只好吞吞吐吐回答：“我怎麽能到您那裏去講文學？您還是我老師。”

田先生卻痛快地說：“怎麽不能啊！青出於藍嘛。”

我沒法，只能說：“我沒有學好，給老師丟醜……而且……而且您看，我肚子這麽大了。”那時我正懷著孕。他沒法勉強。這次會見，就這麽簡單地結束。我一面談著話，一面心裏就猜，田先生大概這些年還保持著他年輕時對於文藝界的美好幻想。而且看見《文藝學習》刊物上我的名字。就以為我已經踏進了那個美好幻想裏，所以來找我，叫我千言萬語也說不清。但是我敬仰的田先生，領著我們敲左翼文學大門的先生，怎麽能湮沒呢？他的功勞怎麽沒人提起呢？

後來我曾經想請田先生參加作協舉辦的文學活動，但是遲遲沒有找到合適的題目。後來呢，又過了一陣，文藝界內的氣氛越來越緊張了。田先生忽然給我來了一封信，說他一向佩服詩人艾青，想必我會認識艾青，請我給介紹介紹。那些天，正好是艾青同誌倒黴挨罵的時候，我剛剛參加過批判艾青的內部會議。還在艾青同誌屋裏聽他訴過苦，這怎麽答復啊？屬於“外行”的田先生，哪裏會明白這些內情，我這個做學生的，又怎好貿然把這些話告訴田先生。緊接著是批判《武訓傳》，批俞平伯、批胡風，直到批右派，我自己也被送下鄉，刊物也關門了。田先生幸喜與諸事無關，就不必多談了。

我竟然無法答報師恩，竟然無法告訴他：“田先生，你落後了，做學生的要來告訴你文學是怎麽回事了。”這是胡扯，他不是落後，我想他還是和從前一樣，把左翼文學園地看作一塊純潔光明的花園，這對於他來說，其實是幸福的。他仍然是忠於自己事業的老教師，並沒有人掐著他的脖子叫他怎樣講文學。當然，緊接著文藝界這些不幸，這樣關心文學事業的田先生，不會一直聽不見看不見。不幸的是我，不能再和他細談。

我默默不能贊一辭，竟眼看著我本以為應當光華四射的老師終於湮沒。我胡思亂想，整夜睡不著，有時想，真不如那時候田先生不教我，不讓我知道什麽左翼文學，早沒有這位先生多好。有時候又想起十六歲的時候，這位影響我最深的先生，我怎能忘掉。

到現在我來提筆懷念田先生，是沒有什麽可顧慮的時候了，可是算一算他該已八十幾歲，誰知道還在不在人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