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托和他畫中的人

當然，商機很可愛；社會人群的生機、存在契機，卻更有意思。本欄一直強調，精神動力能引爆我們既有的技能與知識，而其第一塊基石是我們的意識。創意人若想從自我與他者意識，解決顧客對自身工作、消費與存在的意義覺知；意識並掌控到這“怎樣”的“過程”，變得非常地關鍵。素來，創意人從感性出發，最終也回歸感性，在出發與回歸的過程中，深深關懷著人的存在狀態與情境。

今天，品牌既然是個我的表達方式；品牌經營重視人與社群的建構，創意人應該意識到，人既是感性又理性的動物。過去，工業時代視情緒為一種態度缺陷，感性變成受壓抑的東西。這有它的現實需要，隨著人的情緒或想象力而去操作工廠的機械，畢竟太危險了。可是，當物質、有形的商品價值，被符號的、無形的價值取代時，象征意義誕生的土壤：感性與創想，愈來愈重要。

由於無法求新求變，許多個人變成了消極的觀察者或逃避者，似乎只能從外在世界轉向內在世界，渴盼強烈的感情流露、表達或升華，也希望引起他人的共鳴。因此，企業必須努力尋找，願意分享以及得到感性經驗的族群。往往，巨大的影響力因此發展出來。

人性在喬托和他同時代的一些畫作中出現，雖然畫作素材仍然和前一個時代的拜占庭藝術以宗教為主一樣，但畫中的人物，如耶穌，已不再是莊嚴、壯麗、光輝燦爛的形象。

喬托在聖母的身軀上，看見人的形象與觸感，他也畫了一些聖芳濟以人間景況為背景的畫，但他有他的時代限制，他的視線還是投註在宗教中的人物。沒法子，最早，給他發薪的的是教會。文藝復興的大師如達文西，表達了更多的人間世的事事物物。主觀意識於焉誕生。

契馬布埃和喬托同樣采取傳統的金色背景，但喬托從自然中找到象征放入金色背景；到了文藝復興時期，達文西在處理<蒙娜麗莎>時，“模特兒融入灑滿金光的神奇風景當中。在女子的身後，寬闊的原野一直延伸到海邊，地平線上隱約可見起伏的山巒，柔和的光線和自然的過渡色彩，使女子的逆光輪廓，諧調而自然地置於較為明亮的風景之中。………‘漸隱法’的色彩技巧，形成了一種巧妙的聯系：身處理想境界的女子本人，也予人一某種夢幻的感覺。”（Mareille&Langeyrie-Dagen編著的<梵世界藝術史>(1999，124－125頁，臺北聯經出版）

喬托(1266-1337)“在意大利文藝復興的藝術中，喬托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被譽為“文藝復興的種子”。這主要是因為，喬托在使宗教故事中的人物具有現實感和人情味方面作出了劃時代的貢獻。”<哀悼基督>“推陳出新，在於他將生活氣息賦予了哀悼的畫面，使之成為現實場面。”“人物衣飾與現實生活一致，衣紋線條的流暢生動、人們的質樸純真完全不同於中世紀聖像畫的程式，擺脫了歌德式美術因生硬、拉長而顯出的過於莊嚴，這都傳達出人文主義的全新面貌。”

“創作完阿雷納禮拜堂的壁畫後，喬托的盛名四處流傳，各地都想請他去作畫。佛羅倫斯的人們以他為自豪，人們不僅喜愛上他的壁畫，也記住了他的名字，這在以前是沒有過的。”

“喬托對十四世紀意大利文藝復興美術影響極大，這種影響一直延續，喬托以後許多為文藝復興作出了傑出貢獻的大師，都極為重視對喬托的學習，比如馬薩喬、達文西、米開朗基羅，描寫文藝復興時代繪畫的最具影響力的英國作家伯納德貝倫森，這樣肯定喬托的形式感和想象力：從喬托時代起，“每一條線都是隨意圖而變化，………不管畫甚麼，喬托都會領會其真正意義。”到十六世紀，意大利藝術界將喬托認定為奠定了文藝復興新美術傳統的天才人物。“（參考遲軻主編<名畫會說話>，2005，臺灣究竟出版社，143-146頁）

除了意大利佛羅倫斯的烏菲茲美術館，我在巴黎羅浮宮德儂館二層第三展覽廳裏，看見過契馬布埃的<聖母和聖嬰耶穌>（完成於大約1270），和喬托同是木板膠畫的<聖芳濟的五傷>（完成於大約1295－1330）

契馬布埃表現的是對莊嚴聖母的歌頌，依照拜占庭傳統的規定，用金色背景突出聖母的形象。而喬托利用畫面的突出感，自然景色和空間的廣度為謙卑聖人增加光彩，畫中展現出一座遠遠望去的山，幾棵清晰可見的樹和一些不同種類的鳥。（見<參觀羅浮宮>102頁）

房龍在<人類的藝術>一書中，這麼形容喬托：“為使藝術家再次取得他應得到的地位而做出貢獻。這種地位，是通過他身為一位藝術家而取得的。他是一位用色彩和線條和音響說話的哲學家。”（第19章，3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