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今年5月8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硝煙在歐洲戰場上散去已經整整55年了。每年到了這一天，歐洲的政要和各社會團體都要鄭重地發表一番講話，紀念德國法西斯的受害者，表達維護和平的願望。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對二戰的回憶與思考已經成為歐洲社會政治道德的一個基本組成部分，一項共同的精神義務，一種蔚成聲勢的文化。

平心而論，這個主題講了55年，該闡述的基本思想早已講得明明白白了，二戰禍首之一的德國也多次表示過追悔道歉之意。同樣的話，還能再講出什麽新意來嗎？環視歐洲的現實，答案是，還必須再講下去。一方面，冷戰結束後，過去很多被掩蓋的歷史真相浮出水面；另一方面，種種為納粹翻案或開脫罪責的活動始終沒有銷聲匿跡，而且手段花樣不斷翻新。不久前，英國皇家高等法院審理的歐文狀告美國一位歷史學家和企鵝出版社誹謗案（有關報道見本報4月21日國際副刊），就是最新的一個例證。這個案件的值得註意之處，不在於它的“惡人先告狀”的性質，也不在於歐文這個人作為“修正史學派”幹將的背景。使人們擦亮眼睛的地方，是他暗渡陳倉創建的所謂歷史研究方法。

戴維·歐文是個半路出家的二戰史研究者，沒有上過大學，他懷著出人頭地的野心從英國來到德國之後，起初在魯爾區當鋼鐵工人。一個偶然的機會，他聽到一個德國人對盟軍1945年轟炸德累斯頓的異議，激起了對二戰歷史的興趣，研究多年，竟也混出點模樣來，在素有容忍異端傳統的英國學術界曾占有一席之地。

歐文這個人有點本事，不僅在德國學就了很好的德語，能直接閱讀德文檔案文件，而且是當今少數幾個能辨識納粹宣傳部長戈培爾手跡的專家之一。他善於挖掘有關二戰的第一手材料，曾在阿爾卑斯山區的偏遠山村和阿根廷的農場裏，從老納粹或他們的遺屬手中，搜集了大量鮮為外界所知的文件、當事人日記、電話記錄等。冷戰結束之後，俄羅斯部分檔案開放，他又深入俄羅斯檔案館的故紙堆。他對歷史檔案的熟悉能達到順手拈來，背得出某句話在某文件或某人日記第幾頁、第幾欄的地步。連審理此案的法官查爾斯·格雷也承認，此人具備作為“軍事歷史學家”的能力，對二戰的知識“非同尋常”。他甚至說，如果沒有歐文，某些史料很可能會永遠湮沒。歐文的寫作能力也相當好。正是由於歐文有點能力，辯方的任務也格外艱巨。企鵝出版社不得不聘請國際知名的二戰史專家在法庭上與之唇槍舌劍。

歐文歪曲歷史的伎倆，一是以沒有證據為由否認基本史實。例如，對納粹滅絕猶太人的計劃，迄今確實找不到希特勒本人下達過命令的書面證據。歐文據此狡辯說，滅絕猶太人不是希特勒的本意，而是其手下人策劃的。又如，目前奧斯威辛集中營舊址上的毒氣室是戰後仿建的，加上沒有書面證據證明原毒氣室房頂上存在過毒氣輸送孔，歐文就一口咬定毒氣室一說是波蘭人戰後編造的神話。而事實是，希特勒的許多罪惡命令是口頭下達的，大量人證早已證明過毒氣室的存在。二是刁鉆古怪的考據和推理。例如，歐文考證過奧斯威辛集中營的焚屍爐和毒氣室的電梯每次可裝載屍體的數量以及電梯的運行速度，從而否認被害於奧斯威辛集中營的人高達百萬。他說，100萬人的屍體重量為10萬噸，完全超出集中營的處理能力，等等。

歐文就是通過這些所謂“精細縝密”的考證，向公眾灌輸他旨在為納粹開脫罪責的極右觀點。他不像歐洲各國新納粹那樣赤裸裸地吹捧希特勒，也不否認納粹犯下了罪行，這正是他的“考據”和“研究”把戲的危險所在。企鵝出版社的辯護者、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蘭普頓形象地描繪道：田野上布滿了上部為紅色、下部為藍色的球，只要輕輕地把每個球撥動一下，它們給人留下的色彩印象就完全變了，而你卻對這個小把戲毫無察覺。美國女歷史學家德博拉·利普斯塔德特把歐文稱為否認希特勒大屠殺行列中“最危險的人”，一語中的。

倫敦大學的歷史學家彼得·朗格裏奇在審判後深有感觸地撰文說，要想剝奪歐文之流的資本，有良心的歷史工作者必須繼續努力去挖掘第一手資料。雖然大屠殺的基本史實不容否認，但在許多細節上仍然存在空白和“灰色區域”，歐文就鉆了這個空子，他呼籲國際歷史學界攜手建立大型文獻中心，向公眾開放，向大中學校開放，以鐵的證據去教育後代，回擊歐文之流掀起的逆流。

經歷過二戰的成年人如今多已作古，連二戰前出生的一代人如今也已步入老年。歐文之流的偽科學把戲騙不了親歷者，卻有可能欺騙後生一輩。偽科學提供精神炮彈，光頭黨搖旗吶喊，這兩撥人的聯手，危害不可小覷。更何況歐文還沒有成為喪家之犬，就在審判期間，他還收到其追隨者寄來的厚厚一沓支票。

所以不妨說，盡管二戰結束已經55年了，在另一條戰線上二戰還沒有結束。因此，說過的話還要再說下去，說出新意，拿出更多的鐵證。

《人民日報》 (2000年05月12日第十一版) （收藏自 《新思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