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名稱】明清史
【專 題 號】K24
【復印期號】2006年05期
【原文出處】《學術研究》(廣州)2005年12期第107～113頁
【作者簡介】鄒振環，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外現代化進程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員（上海　200433）。

【內容提要】 晚清比較突出地介紹西方航海探險史的有《察世俗每月統記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遐邇貫珍》等，其中不少文章比較詳細地談到了哥倫布和亞美利加等航海探險活動。但來華基督教傳教士似乎始終沒有譯介過西方學者介紹鄭和航海探險的類似研究。最早從世界航海探險史的大背景下來考察鄭和事跡的是清末遊學日本的中國學者。首先揭開中國近世鄭和研究序幕的可能是發表在1903年第11期《大陸報》上的《支那航海家鄭和傳》；1905年5月18日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第69號發表了《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將鄭和的一生放在整個世界航海探險史大背景下來進行分析。晚清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不遺余力地譯介和研究世界航海史上的人物，特別是表彰鄭和的功績，無非是要喚起中國人的冒險進取意識，通過航海探險史揭示強國智民的重要性，增強中國人的海權意識。晚清提倡的航海冒險進取的精神，至今仍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
【關 鍵 詞】晚清/航海探險/鄭和/梁啟超

〔中圖分類號〕K252；K248.1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7326（2005）12—0107—07
15世紀至16世紀，世界歷史揭開了人類征服海洋史上嶄新的一頁，出現了一批征服海洋的先驅。1405年至1433年鄭和七下西洋，首開洲際航海的創舉；1492年意大利航海家哥倫布（1451—1506年）橫渡大西洋；1497年至1504年意大利航海家亞美利加三次去美洲的探險，確認哥倫布發現的是“新大陸”；1497年葡萄牙航海家達·伽馬（1460—1524年）繞過好望角到達東方，成為橫渡印度洋的第一人；1519年至1522年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1480—1521年）完成環球航行。
西方歷史著作中，給予15、16世紀之交的航海探險極高的評價，因為在地理方面的一系列重大發現，使西半球和東半球、新大陸和舊大陸聯系起來了，古代人關於大地球形的假設得到了航海的證實，中世紀狹小的世界觀被徹底打破，地理大發現成為推動歐洲科學進步、導致文藝復興的一大因素。如果我們從整個世界文明史的角度著眼，那麽，地理發現可以理解為任何一個文明民族第一次到達本民族或其他民族都不了解的未知地域或首次確定已知地域的空間聯系。因此，我們完全應該將鄭和下西洋看作是構成15世紀開始的世界航海探險史的重要組成部分來加以認識。基於這一認識，本文擬通過對基本文獻的梳理，試圖對晚清留日學者有關鄭和的研究之實況進行描述與分析，闡明今天增強冒險進取精神和海權意識，仍有著現實的意義。
　　　　一、晚清傳教士所介紹的西方航海探險史
在中國最早介紹世界航海探險事跡的是明末清初來華的意大利耶穌會士艾儒略所著的《職方外紀》一書。該書分五卷，卷四為南北亞墨利加和墨瓦蠟尼加，在“亞墨利加總說”中特別指出：“初，西土僅知有亞細亞、歐邏巴、利未亞三大州，於大地全體中止得什三，余什七雲是海。至百年前，西國有一大臣名閣龍者，素深於格物窮理之學，又生平講習行海之法，居常念天主化生天地，本為人生據所，傳聞海多於地，天主愛人之意恐不其然，畢竟三州之外，海中尚應有地。……一日行遊西海，嗅海中氣味，忽有省悟，謂此非海水之氣，乃土地之氣也，自此以西，必有人煙國土矣。因聞諸國王，資以舟航糧糗器具貨財，且與將卒，以防寇盜，珍寶以備交易。閣龍遂率眾出海，展轉數月，茫茫無得，路既危險，復生疾病，從人鹹怨欲還。閣龍誌意堅決，只促令前行。忽一日舶上望樓中人大聲言有地矣，眾共歡喜，頌謝天主，亟取道前行，果至一地。……”[1](P119—120) 這是目前筆者所知漢文文獻中最早的關於意大利人哥倫布生平事跡的記述。後文講到：“亞墨利哥者，至歐邏巴西南海，尋得赤道以南之大地，即以其名名之，故曰亞墨裏加。”[1](P120) 這也是首次有關意大利人亞美利哥·維斯普奇航行到南美，肯定此為新大陸，後人以其名字命名新大陸的史實記述。
晚清比較突出地介紹西方航海探險史有《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Eastern Western Monthly Magazine）一刊。據黃時鑒研究，該刊1833年8月1日創刊於廣州，其中包含了不少關於地理考察與地理探險的描述。在《歐羅巴列國之民尋新地論》一文中講述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地理大發現：“葡萄牙國要開水路，繞駛亞非利駕，西方只恐往南，畏被日之蒸曬，乃漸漸攏近，雖有大暑，尚可耐之也。嗣後西班牙國派船三只，尋到中國水路，其水師官暗想，地球圓形，往向西，必抵中國，立意渡大西洋。忽至亞墨理駕大陸地，行此，喜出望外，蓋從來歐人未知有此地。”這裏記述的西班牙國所派出的三只船的“水師官”顯然就是哥倫布了。“葡萄牙王聞知，則加意尋著印度之水路，本艘沿赴亞非利駕海邊，畢竟望浪山，以為亞利駕之極南。始初起興其謀，不辭險阻如此，弘治年間竟抵印度迪吉福履，豪興大作，遍南洋無所不巡。”[2](P234—235) 這可能是近代漢文文獻中首次對達·伽馬航海探險的描述，可惜都沒有提及任何一個航海地理探險家的名字。在《尋新地》一文，第一次非常詳細地給中國人描述了英國探險家庫克的事跡：“英吉利農夫名谷，家貧心實，雖居窮巷，廉直不屈。雍正五年（1727年）生子，自幼年紀好飄海。適有十三歲，駕船運煤炭，七年完為舵工。……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英國預備船只，致尋新地矣。……其船駛到大洋海，前必經過亞默利加南方海出之山頭。冷氣迫人，萬裏彤雲厚，長空雪亂飄，真可謂‘紅樓畫棟皆成粉，遠水遙山盡花銀’。然谷勉力查出山頭之形勢，以示後駕船之人等容易繞航也。後入太洋，初看許多州。叢樹夭夭，其葉蓁蓁，而無人之跡矣。大洋海中有州，稱為阿大希地（今譯塔希提島），其居民雖蠻，厚待遠客，友然往來，互相施恩，供食物也。觀金星之後，而知其周行輪轉，詳細錄之。遂望南駛到新西蘭。……繞駛其州，就望西北抵新荷蘭大州。”這是庫克的簡要生平及其1768年開始的為時2年零9個半月的首次環球航行。[2](P29)
1853年11月《遐邇貫珍》第4號上刊出的《極西開荒建治析國源流》一文中比較詳細地談到了哥倫布和亞美利加的航海探險活動：“夫梯山航海，創議者想象誠奇，而拓地開荒，始作者經營匪易，鴻荒啟於辟鑿，鳥道坦如康莊，考籍按圖，論者尚焉。在昔四百載，泰西諸國，未知極西之區，尚有南北亞美理駕一絕大地段，惟彼土著之人，生長終老其間而已。斯時有一人，名歌林白士，產自真那亞城，家本寒素，其兄深諳地理，以彼時所悉之疆土，繪作輿圖為業。因思周地球有三百六十度，何以僅見其半為陸地，而所余悉屬平洋，渺無涯際，計彼半球，定有陸地，與此相埒，意欲措船，由大呂宋海濱直駛西邁，不辭勞瘁，探獲其境而止，但籌資無力，遂歷詣諸鄰國主，求濟飲資費，以申其誌，而所願雖切，屢不能酬。幸終得大呂宋君後，助以三舟，即於中土明之弘治四年啟行，自是駛行兩閱月不息，遂得抵現譯稱之西印度海群島，恰稱其願而回，未幾復往隨返迨三次，竟探得亞美理駕大地。大呂宋君嘉之，封於所得地為總領，無何為人挾釁參劾，旋被拿問返國，尚蒙寬宥，猶命再往，復偵得數新地，惜其後終糟讒受屈而死也。初歌林白士首探獲斯土回時，聲名四溢，因其時鄰境復出一人，名亞美理歌·威士蔔治，慕其蹤而效之，亦駕小舟西行，與歌林白士第三次行程，同時抵其地。斯地所以得名為亞美理駕，然別名亦尚呼歌林比亞也。”①
有意思的是晚清關於新大陸已經使用了我們後來時髦的譯名“舊世界”和“新世界”。早在嘉慶庚辰年（1820年）的《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第71帙所載《論亞默利加列國》一文中已將哥倫布發現的美洲稱之為“新世界”。1855年7月號《遐邇貫珍》中刊出的《續地理撮要論》一文指出：“自以大熱那亞人哥林（今譯哥倫布）始涉大西洋海，然後尋出亞麥利加之洲，至今僅有三百余年，此舊新二洲之名，所由來也。或有時名曰：舊世界、新世界者。”[3](P508[211]) 1877年的《格致匯編》中也有關於哥倫布、麥哲倫、古克、富蘭克林、蒙奇巴克、立恒士敦等著名探險家的介紹。1885年英國傳教士艾約瑟撰有《西學略述》一書，在“海舶周覓新地考原”一節中也介紹哥倫布創浮海周覓新地之舉。地理探險曾是西方物質文明發展的動力，被認為是近現代文化之母，西方近代文明是地理探險的文明。有科學史家甚至認為，發起近代科學革命的不是哥白尼、伽利略，也不是刻蔔勒、牛頓，而是航海者亨利王子。[4] 由此可見，艾約瑟在《西學略述》中用相當的篇幅描述全世界的地理探險的活動並不是偶然的，他想讓中國人了解西學的整體面貌。
　　　　二、中國學者筆下的西方航海探險史實
最早註意15世紀以來的西方航海探險史的中國學者是梁廷楠，他所編的美國通誌《合省國說》詳細地敘述道：“……有意大利國民哥倫布者亟欲親往驗之，乞船主不得，則轉詣葡萄呀國，見王請之，亦勿許也。最後積八年之久，輾轉費盡心力，乃得請於西班雅王。王既深然其說，遽給大舶一、小舶三，皆百有余人，鹹載與俱，於弘治五年（1492年）八月初三日望西發，九十日絕無畔岸，同舟人懼水食不繼，鹹怨之弗恤同舟，相與密約，將縛沈於海，轉舵而回。哥倫布知之，曲為解喻，疑信半焉。又前，忽見空際鳥飛，遠岸漸滋青草，喜極，遂泊舟有人煙處，即今米利堅所居亞墨格洲地。居五閱月，次年正月乃返。”書中還述及亞美利哥再次航行美洲、證實哥倫布所到之地為一新大陸，以及新大陸命名美洲的緣由：1497年，西班牙國“亞墨理哥者，再督舶循故道往，留居最久，地荒陋，乏土名，無以舉述，因即以‘亞墨理哥’名其地。謂從西方新覓而得也，別名之曰‘新地’。”書中對麥哲倫發現新航路的史實也有陳述。[5](卷1, P3—5) 熊月之認為“這是中國人最早較為詳細地介紹哥倫布航行美洲的歷史”。[6](P228)
中國學者介紹西方航海探險史的一個重要目的，是宣揚西方航海家的進取和冒險的精神，以及通過航海探險史揭示強國智民的重要性。如《大陸報》1902年第2期刊有《哥倫布傳》；1903年3月18日《浙江潮》第2期“小說欄”刊有“海上逸史”一篇，詳述“葛瑪（今譯達·伽馬）航行印度事”：“……一千四百九十七年七月，葛瑪奉王命使行，予以船三艘，水夫六十人。葛瑪遂起行，向印度進發，行至數旬，過亞非利加之抱脫岬島，自此後洋面漭瀁遺篇毫無涯際，終日接於眼簾者，惟水天一色而已。經三月，船益南進，至十一月初四日，船上水夫，遠遠了望忽見有島若隱若現，船上人久不見陸地，至是皆大喜握手道賀，換著新裝，待上岸，然是時計達島岸須數日。是島即數百年後為歐洲最有名之法帝拿破侖被流放之處，所謂灑脫黑而納島Saint kelena是也。抵島後，船暫停數日，復南進，時暴風驟至，船幾覆，船上皆擾亂驚駭卒慶無恙。十一月二十日，始繞過喜望峰之南角（今譯好望角），二十五日，波爾脫瓦爾之航海家鞠池，以過亞非利加最南之海，遂與相遇，同馳行，進向北方。”在詳細的描述之後，作者提出了自己的史論：“外史氏曰：印度之亡也五百年，前已燭照而數計矣，寧俟十九世紀哉！同一國也分崩離析，弗統轄之，其極至如懇納陸爾之自相離貳；若加利加爾者，初欲拒之，繼欲媚之，至求媚之而不得，抑亦愚矣！君子曰：覆祚之券固如是夫。然膏盲毒螫，彌漫充塞於五百年前而已。然異矣！悠悠黃種，於葛瑪夫何言。”
1905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2月18日、3月6日第63、64期上發表了《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一文，在附言中解說了西方航海探險的興起原因：“當中古時代，歐人往來於印度之孔道有三：（甲）由敘利亞上陸，出幼發拉底河畔，下入波斯灣；（乙）入黑海，由亞爾米尼亞（今譯亞美尼亞）上陸，下泰格裏士河（今譯底格裏斯河），入波斯灣；（丙）由亞歷山德裏亞，溯尼羅河，橫絕沙漠，入紅海。自土耳其人起西亞，（甲）、（乙）兩路皆梗絕，所余者惟（丙）路，而沙漠之阻滋弗便，此歐人所以欲覓新航路之理由也。時葡王約翰第一，大獎勵航海，自一三九四年以來，屢派遣探險隊，沿亞非利加海岸而南，一四八六年，達其極南端，遇暴颶不得渡，廢然失望而返，歸乃諱之，易其名為‘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一四九七年，有維哥達·嘉馬（Vasco da Gama）者，復往航焉，卒以翌一四九八年五月而是日，達印度麻拉巴海岸（Malabar Coast）之加拉吉大（Calicut，今譯加爾各答），此所謂印度新航路者也。蓋距哥侖布之發見美洲，僅六年後雲。此實歐亞兩洲交涉史一大事也。”[7](第3集，P1704)
　　　　三、梁啟超等人解說的鄭和航海
遠在地理大發現前半個世紀，從永樂三年（1405年）至宣德八年（1433年），明代偉大的航海家鄭和領導了龐大的中國船隊七下西洋，經由南海橫渡印度洋，最遠到達紅海沿岸和非洲東部赤道以南的海岸，前後經歷30多個國家和地區。這一較之哥倫布更早的航海探險的歷史從19世紀下半期開始，受到了西方學者的註意，如外國學者W. F. Mayers 1875年3月發表在《中國評論》（China Review）第3、4期上的《十五世紀中國人在印度洋的探險》（Chinese Explorations of the Indian Ocean during the 15[th] Century）；E. Bretshneider在1875至1876年的《中國評論》（China Review）第4卷上刊出了長文《十五世紀中國與中亞和西亞諸國的交往》（China's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ies of Central and Western Asia During the XV Century）；G. Phillips的《印度和錫蘭的海港，由十五世紀中國航海家所描述，並附有中國航海記錄》（The Seaports of the India and Ceylon, Described by Chinese Voyagers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together with an account of Chinese Navigation）刊載於《皇家亞洲協會雜誌》（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1885年第20期、1886年第21期；W. P. Groenveldt《談談馬來群島和馬六甲》（Notes on the Malay Archipelago and Mlacca）一文，刊載於《有關印度支那的各類文章》（In Miscellaneous Papers relation to Indo-China, 2[nd] series）第1卷，1887年；這些論文討論了鄭和下西洋的歷史、地理和名物等內容。② 光緒二年（1876年）當時澳洲學者在北部達爾文港郊外，一棵很古老的榕樹下四尺深的土裏曾經發掘出一個高約四寸的中國壽星石像，英國學者費吉羅認為是鄭和自爪哇、締汶島南下在澳洲修船時遺留下來的。[8](P589) 也許這些信息影響太小，來華基督教傳教士似乎始終沒有譯介過西方學者介紹鄭和航海探險的類似研究。最早從世界航海探險史的大背景下來考察鄭和事跡的是清末遊學日本的中國學者。
為了喚起中國人救亡圖存的熱情，清末留學生和遊學日本的學者紛紛介紹世界英雄人物的傳記和史實，1904年陶成章在《中國民族權力消長史·敘例》中指出：“表贊已往之英雄，而開導未來之英雄”，這不但是“歷史家之責任”，而且也是“國民之分應”。他在介紹中國歷史上傑出的英雄人物時特別提到了鄭和：“我中國有開通西域，尋覓新地，陸地旅行之大冒險家（張騫、班超），世界莫能及；我中國有巡歷西洋，駛入紅海，威服諸島之大航海家（鄭和），世界莫能及”。[9]
以往鄭和研究史的學者認為，在歷史上，對於鄭和的研究可以以清初張廷玉的《明史》“鄭和傳”為代表，但記述過於簡略，且有錯誤。其他文人學士的筆記、資料，如《瀛涯勝覽》、《星槎勝覽》、《西洋番國誌》等書，雖有涉及，但一鱗半爪，較為零星。 故真正稱得上對鄭和及其史跡做出較完整研究之開其端者是梁啟超。[10](P1—4) 其實，首先揭開中國近世鄭和研究序幕的可能是發表在光緒二十九年八月初十日（1903年9月30日）出版的《大陸報》第11期“傳記”欄的《支那航海家鄭和傳》一文，該文分六節，一、支那民族十五世紀之航海家；二、略傳；三、當時之航海術；四、當時各國之形勢；五、鄭和所至各地；六、結論。該文認為，世界各國中，對文明做出最大貢獻的是“善航海辟新地之祖國”。而古今豪傑中“最有功於今世之文明者”也是“善航海辟新地之冒險家”。文章講述到，“鄭和，雲南人，世所謂三保太監者也。明永樂帝既即位。疑建文亡海外，欲蹤跡之。且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永樂三年六月乃命和通使西洋。……先後七奉使，所歷者凡三十余國，所取無名實物，不可勝計。自宣德以還，遠方時有至者，要不如永樂時。而和亦老且死，自和後凡將命海表者，莫不盛稱和以誇外番故俗稱三保太監下西洋為明初盛事雲。”15世紀出現了偉大的航海家，如葡萄牙有大航海家二，“一曰大亞士（Bortholomew Diaz），即由下幾內亞以達於好望角者也；一曰伐司哥達羯磨（Vasco do Gama），即出好望角，向印度以達於坎爾加搭者也。”但他們與鄭和相比，伐司要晚73年，而大亞士要晚61年。鄭和是作為“支那民族之代表以達於亞非利加之南岸者也。惜乎！鄭和不能於穆山辟克峽再折而南而卒，讓大亞士、伐司哥達羯磨之成功也。”自意大利航海家大亞士、伐司“發見新航海也，而天下之大勢為之一變；自哥倫布發見新世界，而天下之大勢又為之一變。”後來葡萄牙航海家馬蓋蘭（今譯麥哲倫）“發見太平洋”，英國航海家汲頓曲（今譯詹姆斯·庫克）“發見澳大利亞”，“浸假而澳門，而香港，而割其緬甸、越南之屬國，而踞其廣膠旅大之良港，於是歐人之海權，愈擴而愈大。”而中國之海權則“愈割而愈微”。作者期望通過對鄭和航海探險世界航海探險史的比較來喚起中國民眾的海權意識與愛國熱情。
在遊學日本的學者中，梁啟超是比較系統地最早從世界史的角度研究鄭和的學者，他很早就註意研究和介紹西方航海探險史，但是他認為在世界航海探險史上最了不起的人物首先還是中國的鄭和。（1904年第3期第21號）在《世界史上廣東之位置》一文的附言中，梁啟超解說了西方航海探險的興起原因的同時特別指出了鄭和航海的世界意義：“我永樂間，鄭和七次航海，由滿刺加（Malacca）海峽經濱角灣（Bay of Bengal）至錫蘭；沿印度半島之西岸，入波斯灣；更道阿刺伯海至阿丹灣（Aden）；（今通譯亞丁或雅典，此從鄭所譯名）溯紅抵昃達（Jiddah，今譯吉達），復從非洲東岸，即今亞比西尼亞（Abyssinia）之沿海，航摩森比克（Mozambique）海峽，以至馬達加斯加島邊（Madagascar），此其距好望角咫尺耳。鄭君航海，在維哥達·嘉馬發見新航路前七十余年，乃虧此一簣，致成維氏之名，惜哉！”[7](P1704)
1905年5月18日，梁啟超以“中國之新民”的署名，在《新民叢報》第69號發表了鄭和的傳記《祖國大航海家鄭和傳》，將鄭和的一生放在世界航海探險史大背景下來進行考察和分析，指出：“西紀一千五六百年之交，全歐沿岸諸民族，各以航海業相競。時則有葡之王子亨利Don Henry獻身海事，既發大西洋附近缽仙圖群島Port Santo、挨莎士群島Azores、加拿裏群島Canary。（1394—1463年）未幾，哥侖布遂航大西洋，發見西印度群島，前後四度，遂啟亞美利加大陸。（1440—1506年）同時，葡人維歌·達·嘉馬Vasco Da Gama沿亞非利加南岸，逾好望角，達印度，回航以歸歐洲。（1486—1497年）越十余年，而葡人麥折倫Magellan，橫渡太平洋，啟菲律賓群島，繞世界一周。（1519—1522年）自是新舊兩陸、東西兩洋交通大開，全球比鄰，備哉燦爛，有史以來，最光焰之時代也。而我泰東大帝國與彼並時而興者，有一海上之巨人鄭和在。”
梁啟超在這篇《鄭和傳》中將鄭和下西洋的這一偉舉放到整個世界航海探險史的背景下去評估的，他寫道：“鄭和，雲南人，世稱三寶太監者也。初事明成祖於燕邸，從起兵，有功，累擢太監。成祖之在位，當西紀千四百三年至千四百二十四年，正葡萄牙王子亨利獎勵航海時代，而字史所稱新紀元之過渡也。成祖以雄才大略，承高帝之後，天下初定，國力大充，乃思揚威德於域外，此其與漢孝武、唐太宗之時代相類。成祖既北定韃靼，耀兵於烏梁海以西，西辟烏斯藏，以法號羈縻其酋；南戡越南，夷為郡縣。陸運之盛幾追漢、唐，乃更進而樹威於新國。鄭和之業，其主動者，實絕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他認為鄭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第一個突出的貢獻是“其目的在通歐西也”：“蓋自馬可·波羅入仕以來，歐人讀其書而知中國有文明，始汲汲謀東航，此印度新航路之所由發見也。彼此皆未克達最終之目的地，而今日東西通道之健鑰，實胎孕於是。”第二個舉世矚目的成就是“航海利器之發達也”：“造大舶修四十四丈，長十八丈者六十二，容士卒二萬七千八百余人。”“其時蒸汽機關未經發明，乃能運用如此龐碩之艨艟，淩越萬裏則駕駛術亦必有過人者。”而且，哥倫布航海前後四次，伋頓廓航海五次，而鄭和航海則七次，與這些西洋航海家相比，鄭和毫不遜色：七次出洋遠航，聘訪“凡四十國”。梁啟超在傳記中評論道“新史氏曰：班定遠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達，謬言海上之奇新殊險，英遂氣沮，於是東西文明相接觸之一機會坐失。讀史者有無窮之憾焉。謂大陸人民不習海事，性或然也。及觀鄭君，則全世界歷史上所號稱航海還偉人，能與並肩者，何其寡也？鄭君之初航海，當哥侖布發見亞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當維嘉·達·哥馬發見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可以說梁啟超是鄭和研究史上第一個指出了鄭和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傑出地位，鄭和航海的次數超過了哥倫布，“為海上生活者三十年”也非世界上其他任何航海家可比擬，而鄭和下西洋所經歷的空間，也是空前的，“亞細亞之海岸線，和所經行者十而八九矣。嘻，盛哉！”他認為哥倫布等實在是不能與鄭和並肩相比的，而能與鄭和相比的應該只有司馬遷，認為他們兩人堪稱“國史之光”。
“顧何以哥氏、維氏之績能使全世界劃然開一新紀元，而鄭君之烈，隨鄭君之沒以俱逝？”梁啟超從思想史的角度對鄭和七下西洋後海上活動日趨式微的原因進行了解釋，他指出，盡管鄭和的洲際航海幾乎與“葡萄牙王子亨利獎勵航海時代……西史所稱新紀元之過渡”同時，但中西兩種價值觀則根本不同，西方航海探險史的目的是“欲求新地以自殖”，所以，盡管哥倫布的航海之目的在印度而發現的是美洲，維嘉的航海目的在中國而發現的是印度，但他們都多少達到了母國人的欲望，換言之，只要探索新土地開發新市場的欲望存在，催發西方人航海探險的動力在西方始終存在。而鄭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明成祖朱棣認為自己“陸運之盛幾追漢、唐，乃更進而樹威於新國”。“欲耀兵異域，示中國富強，於是有命和航海之舉。”中國“馳域外觀者，其希望之性質安在？則雄主之野心，欲博懷柔遠人萬國來同等虛譽，聊以自娛耳。”因此，當鄭和下西洋的成就，在明成祖看來即已“躊躇滿誌”了，因此也就不可能有無量數鄭和的出現了。而西方哥倫布“創探新地，辟阿墨利加大洲，而印度、非洲、南洋、澳島相繼墾殖，徙歐民以實之，莽莽五洲，轍跡殆滿，是以白種之權利遍天下。”[7](第1集, P90,《論中國之將強》) 可見西方航海探險帶回的東西所體現的價值遠遠要超過遠航所耗去的資金，為歐洲人帶來了直接的利益，這就是為什麽在歐洲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願意去東方冒險，使地理大發現很快形成熱潮。相反，鄭和下西洋不僅沒有後來西歐探險家遠航所帶來的巨額利潤，反而耗資巨大，使國庫空虛，這也是中國航海探險難以為繼的原因。
　　　　四、海權認識與冒險精神的提倡
近代中國最早提倡海權的是魏源，他主張政府應該鼓勵與資助華人到南洋去開拓疆土，建立新國，而與西方人對抗。美國海軍戰略家馬漢（Alfred T. Mahan, 1840—1919年）在其名著《海權對歷史的影響》一書中指出：海權一詞與海軍力量的意義決不相同，海權所包括的不單是統治海洋的海上武力，或者武裝部隊中的任何部分，而是同樣的“由於承平時代的商業與航運”。又以為生產—航運以及殖民地乃是歷史的主要因素。可見魏源在《海國圖誌》中主張制造商船、發展航運，模仿英國訓練海軍，扶持南洋華僑，加強海外殖民地等，幾乎已經接近馬漢的海權觀念。在時間上來看，卻又較馬漢早了半個世紀。[11](P307—317)
1902年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了《新民說》，其中有一篇《論進取冒險》，開篇指出：“天下無中立之事，不猛進斯倒退矣。人生與憂患俱來，茍畏難斯落險矣。吾見夫今日天系萬國中，其退步之速，與險象之劇者，莫吾中國若也。吾為此懼。歐洲民族所以優強於中國者，原因非一，而其富於進取冒險之精神，殆其尤要者也。今勿征諸遠，請言其近者。當羅馬解紐以後，歐洲人滿為憂，紛競不可終日。時則有一窶人子，孑身萬裏，四度航海，舟人失望睊怒之極，欲殺之而飲其血，而顧勇獟不屈，有進無退，卒覓得亞美利加，為生靈開出新世界者，則西班牙之哥侖布士（Cloumbus）其人也。……扁舟繞地球一周，淩重濤、冒萬死，三年乃還，卒開通太平洋航路，為兩半球鑿交通之孔道者，則葡萄牙之麥誌倫（Magellan）其人也。只身探險於亞非利加內地，越萬裏之撒哈拉沙漠，與瘴氣戰，與土蠻戰，與猛獸戰，數十年如一日，卒使全非開通，為白人殖民地者，則英國之力溫斯敦（Livingstone）其人也。”[7](第1集, P562) 在《新民說·論毅力》中他再次提到哥倫布：“昔哥侖布，新世界之開辟者也，彼信海西之必有大陸，是其識之過人也。然其蚤你，喪其愛妻，喪其愛子，喪其資財，窮餓無聊，行乞於市。既而遊說於豪貴，豪貴笑之；建白於葡萄牙政府，政府斥之。及其承西班牙王之命初航海也，舟西指六十余日不見寸土，同行之人，失望思歸，從而尼之撓之者不下十數次，乃至共謀殺其飲其血。使哥侖布毅力稍不足，則初焉以窮困而沮，茍有一者，則哥侖布必為夫敗之人，無可疑也。”[7](第4集,　P609) 晚清以梁啟超為代表的一批學者不遺余力地譯介和研究世界航海史上的人物，特別是表彰鄭和的功績，無非是要喚起中國人的冒險進取意識，增強中國人的海權意識。
中國文明發展的總趨勢是由西北而東南，由大陸向海洋推進，中國經濟重心向東南沿海地區移動的速度，在南宋時開始加快，近代西方全球性的擴張，經海上入侵中國，使中國不得不面對海洋，沿海的通商和國際貿易，構成了晚清商業變革的重心。早在晚清時戴季陶就說過：“航業者，灌輸文明之媒介，而發展工商業之起點也。故航權之所在，即工商業勢力之所在。泱泱神州，莽莽大陸，江漢之間，湖海之際，汽笛鳴鳴，煤煙暗暗者，皆為外人之所有。嗟乎，交通之權既失，而國家之勢力，人民之生命，隨之去矣。”[12] 海洋占地球面積的2／3， 是經濟全球化的動脈和紐帶，國際貿易量的95％是由海上運輸來承擔的。海洋本身是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戰略空間。以資源為例，海洋裏的礦物資源、生物資源是陸地的1000倍左右。因此，海洋不僅關系於一國的國防，也關系於一個民族的生存。同時，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也可以說是從一個“大陸性格”向“海洋性格”逐漸轉變的過程，海洋對中國當代的商業發展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今天盡管已經進入太空時代，但為了擴大人民生存的空間，開發和利用自然的資源，向海洋發展仍是中國一項重要的國策，它不僅有關目前國家的安全，而且也關系到未來民族的前途。因此，晚清提倡的航海冒險進取的精神，對於今天的中國，仍有著強烈的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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