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之特性

中國文學有一種含有教訓意味的文學與一種優美悅人的文學二種的區別，前者為真理之運轉傳達工具，所謂“文以載道”之文，後者為情愫之發表，所謂“抒情文學”。二者之區別，至為明顯：前者為客觀的，說明的，後者為主觀的，抒情的。中國人都一致推崇前者，認為其價值較後者為高大。因為它改進人民的思想，並提高社會道德之水準。從這一個觀點出發，他們遂輕視小說戲劇這一類文學，稱為“雕蟲小技”，不足以登大雅之堂。唯一例外為詩，詩雖同樣為抒情文學，他們對之非但不予輕視，且珍愛修養之盛，過於歐美。事實上，中國文人全都暗裏歡喜讀讀小說和戲劇，而官吏階級雖在其冠冕堂皇的論文裏說仁道義，可是在其私人說話裏往往可以發現他們很熟悉《金瓶梅》或《品花寶鑒》中人物，二者都是淫猥的兩性小說。

其理由易見。那些說教的文學大體上均屬品質低劣的次等作品，充滿了宣揚道德的陳腐之說，和質直的理論。思想的範圍又為畏懼異端邪說的心理所限。故中國文學之可讀者，只是那些含有西洋意識之文學，包括小說，戲劇和詩，這就是幻想的意象的文學而不是思考的文學。讀書人本不是經濟專家，而編寫討論捐稅的文字，文人學士手未嘗一執刈鐮，偏寫討論農耕的文字，而政治家本非工程師，乃大寫其“黃河保護計劃”——這一類是很普遍的題目——在思想限閾內，像中國的俗語說法，讀書人都在孔夫子門檻裏翻筋斗。他們都輕視莊子，卻人人讀讀莊子，莊子為毀謗孔氏學說的偉大著作家。有幾位學者膽敢玩玩佛學，不過他們對於佛教儀式並不崇奉，茹素戒葷亦不虔誠。他們的畏懼異端學說，有如畏懼達摩克而茲（Damocles）的利劍，畏懼異端實即畏懼新思想。文學本生存於自然發生的境界中，卻配備以經典的傳統思想，心的自由活動之範圍乃大受限制，這在孔夫子門檻裏翻筋鬥，不問其本領如何高大，終不過是孔門界限裏的翻筋鬥而已。

總之，一國的學者賡續討論仁義達二千五百年之久，自難免重復，不是瞎說，一篇榮膺殿試第一名的大文章，倘譯成簡單的英文，真要以其幼稚淺薄使讀者陷於百思不得其解的困境。偉大的智慧所產生的偉大文藝，予人以一種虱子戲一樣的異樣詼諧的印象。一個作家是以只能在小說戲劇的境界限以內，才能發揮其創作天才，因為他們在小說戲劇的園地上，始能舒泰地保持一己之個性，於是幻想的意象得以活潑地創造。

衡之實際，一切有價值的文學作品，乃為作者心靈的發表，其本質上是抒情的，就是發表思考的文學也適用這種原理——只有直接從人們心靈上發生的思想，始值得永垂不朽。愛德華·楊格（Edward　Young）早於1795年已在《原始作文之研究》一書中，很清楚的說明這種觀點。金聖嘆是十九世紀的傑出批評家，在他的著述中屢屢這樣說：“何為詩，詩者是心之聲。可見之於婦人之心中，可見之於嬰孩之心中，朝暮湧上你的心頭，無時無刻不在心頭。”文學之原始實在是這麽單純，不管一切文法上修辭上的技巧，怎樣的會叫一般大學裏的教授埋頭磨煉起來。金聖嘆又說：“文人非勉強說話，非被迫而說話，但意會所到，出自天機，有不期說而說者。有時敘事，有時抒其胸中積愫，所言者既已盡所欲言，即擱筆不復贅一字。”文學與非文學作品之不同，就在有的寫在筆下，倍覺美麗，有的寫來，拙直無味，自然那些寫得越是美麗勝過別人的，越能永垂不朽。

文學之抒情的素性，使吾人得以把文學當作人類性靈的反照，而把一國的文學，當作一國的精神的反映。倘能把人生比作大城市，那麽人類的著作可以比作屋子頂閣上的窗口，人們可由以俯瞰全景，讀著一個人的著作，吾人乃從作者的窗口以窺察人生，因而所獲得的人生之景象一如作者之所見者，星，雲，山峰，創出地平線的輪廓，而城市裏的一切走廊屋頂，彼此似屬相同，但從窗口裏面窺探的城市景色是具個性的，是有各自的特殊面目的。檢閱一國的文學，吾人是以僅在獲取人生底一瞥，一如中國最優智慧所能見到而經由他們特殊的、個性的手段所表現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