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亥年歲尾的一天，我同徐盈先生去看望馮友蘭先生。推開北京大學燕南園一處院落的門扉，院中三棵挺拔的青松映入眼簾……

走進工作室，八十八歲的馮友蘭先生正埋在書山之中。四壁是書，桌上是書，椅子上也是書。老先生須發皆白，思維清晰，談興甚濃。

話題從上年即1982年12月北大為他舉行的從事教學工作60周年的紀念會開始。先生說：“我1923年從英國回來在中州大學教書，到去年正好60年，我一直沒離開過學校這個崗位。簡單點說，我主要是在兩個大學—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任教，當然還有西南聯大，聯大也是北大、清華。1947年清華校慶，校友們返校，大家先後報告自己的年級，我說我沒有在清華上過學，也不屬於哪屆。梁思成介紹說，馮先生是我們的‘大嫂子’。我說，我在清華是‘大嫂子’，在北大是‘大姐’。”

徐盈先生問：“聽說您得過四個博士學位？”

馮先生說：“1923年在哥倫比亞大學得過一個，1947年我代表清華去參加普林斯頓大學200周年校慶時送了我一個；1952年我隨文化代表團訪問印度，德裏大學送了一個；前不久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又送了一個。”

我問道：“先生，您目前的健康狀況怎麼樣？”

“大家都很關心我的健康情況。就我這個歲數來說，現在的身體就不錯了。我有兩種病：心臟病、氣管炎，醫生說，這是老年人常有的病。去年夏天我的身上起了一個包，醫生診斷是良性腫瘤，後來住了幾個月的醫院，使用放射線治好了。我的眼睛視力差，看人看不清，耳朵也聽不清，走路很困難，所以外面的會基本都沒有參加，因為別人發言，我聽不清，無法插嘴。在家裏上午我可以做兩三小時的工作，下午和晚上就不做了。”

“我現在主要工作是搞《中國哲學史新編》，以前有個稿子只寫到唐朝。《新編》計劃分七冊出，前四冊都有稿子，後三冊只有第五冊有一部分稿子，現在把已有的稿子再看一遍就可以發表了。第一冊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二冊也送印刷廠了，第三冊我正在看。第五冊有一部分，關於張載的，《中國哲學》刊登過。我現在最大的願望就是把這七冊都搞出來。”

先生微笑起來，幽默地說：“我是1895年12月4日出生的，現在剛過了八十八歲生日。日本人很會利用漢字，他們稱八十八歲為‘米’壽（米字拆開為八十八），稱九十九歲為‘白’壽（百缺一為九十九），稱一百零八歲為‘茶’壽（茶字上為二十，下為八十，中間是八）。我現在是米壽，要向茶壽邁進。”

馮友蘭先生正伏案題字，這是馮大師蓄須後的模樣，讓人聯想起齊白石。（1986年作者攝，此照片當年經過當事人審定）

“一百零八這個數字很有意思，梁山泊是一百單八將，穆桂英破天門陣也是一百零八。對於這個問題我過去在昆明寫過一篇文章專門考證過。中國人愛用虛數，一百零八是虛數，是個多數。一開始中國人講三，三是多數。‘三思而後行’是想了又想，‘三人行必有我師焉’也不是三個人而是很多人。後來人們覺得三不夠誇張，就講三的倍數九，如‘九天之上’、‘九淵之下’、‘九死一生’，九也是虛數。後來人們又把九加一倍就是十八，如‘十八般武藝’、‘女大十八變’。有人考證‘十八般兵器’都是什麼什麼，其實那是虛數。後來又加一倍，變成三十六，如‘三十六計走為上’。後來又誇張一倍，變成七十二，如‘孫悟空七十二變’，後來又把三十六和七十二加起來就成了一百零八。”

徐盈先生和我聽了這一番宏論，連連點頭說：“真有意思！”

馮先生接著又談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第六冊是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這是中國近代史。我認為中國近代史有一個主流，主流就是現代化。從鴉片戰爭到中華民國，統治集團、統治階級凡是順應這個主流，向前推進的就成功，如果反對這個主流的就要被推翻。許許多多的變動都像剝芭蕉葉一樣，一層層地剝，誰違反主流的就剝下去。現在我們講‘四化’是抓住了中國歷史的主流，‘四化’是周總理在四屆人大提出的，後來發生了一些曲折，現在黨中央從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又抓住了這個歷史主流，重點工作放在現代化。順應這個主流，振興中華是不成問題的。第七冊講現代化，我也準備跟著主流寫。”

馮先生認真而嚴肅地說：“我們中華民族，凡是一個偉大的時期總得要有一個中心思想，把那個社會上層建築各個方面都統一起來，帶動起來。‘四個堅持’就是新時期的中心思想。我們要搞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要使馬克思主義成為中國的馬克思主義。中國的馬克思主義聽起來新鮮，其實毛澤東思想就是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的具體革命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馮先生最後說：“現在從哲學方面講，還得把馬克思主義同中國過去的哲學接通，打個不恰當的比喻，這就像醫學上的接肢，不是把兩部分對上就行了，要把全部血管、神經接上頭。現在需要做接頭工作，同中國歷史接上頭。其實有些頭已經接了，毛澤東思想中就有這方面內容，但大家不了解怎樣接的，要加以專門研究。我搞中國哲學史就是要把過去那些血管神經理一理，做接頭工作。因此我寫《新編》並不是想寫中國哲學史教科書之類的東西，那些已經很多了。我希望這個願望能夠實現。”

徐盈先生說：“那麼，你這種接頭工作是唯心的，還是唯物的？”

馮先生答道：“我希望自己做到唯物。我這樣做，做得好，當然無話可說；做不好，我就冒一番風險。我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為‘四化’做一點有益的事情。”

他接著介紹了他所撰寫的兩副對聯。一是1983年夏，當金嶽霖教授八十八歲壽辰時，他寫了一聯：“豈止於米，相期以茶；論高白馬，道超青牛”。當他本人八十八歲壽辰時，他又寫了一聯：“豈止於米，相期以茶；心懷四化，意寄三松”。

金嶽霖教授是研究邏輯學的，“白馬”是用“白馬非馬”的典故。金曾寫《論道》，“青牛”指道家的創始人老子，用的是老子騎青牛過函谷關的典故。“三松堂”為馮的居室，他最近剛剛完成了回憶錄《三松堂自序》。

“心懷四化，意寄三松”，我衷心地祝願馮老先生的願望能夠實現，同時也非常感謝他能接待我這位三松堂來客。

馮至奔告艾青
萬事開頭難，但只要邁出了第一步，任何困難都會迎刃而解。訪問三松堂後，我又拜訪了另一位老先生，他就是馮至。

馮至先生是著名的詩人、翻譯家，他1905年生於河北涿州，早年就讀於北京大學德文系，後赴德國海德堡大學留學，獲哲學博士學位。1964年，他受命創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並首任所長。曾被選為瑞典皇家文學、歷史、文物研究院外籍院士，並獲得“歌德獎”、“格林兄弟獎”、德國“大十字勛章”等。他是“五四”新文學運動的直接參與者和成就斐然的作家，他的《十四行詩》為中國新詩寫作開創新體。他的《杜甫傳》迄今“著名於學術史，據為典要”。

20世紀20年代，馮至先生就以詩集《昨日之歌》《北遊》享譽一時，被魯迅稱為“中國最傑出的抒情詩人”。50年代隨著《杜甫傳》的出版和北大西語系主任資格的獲得，他開始進入學術殿堂，被認為是杜甫專家，而且躋身於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第一批，也是唯一一批“學部委員”之列。他是中國德語文學研究的開創者之一，80年代由於又一力作《論歌德》的問世，使他成為我國德語文學乃至外國文學的無可爭議的泰鬥。《論歌德》被公認為是我國歌德研究的最重要的收獲。海涅的《哈爾茨山遊記》《一個冬天的童話》，歌德的詩歌、裏爾克的詩歌及《給一個青年詩人的十封信》……這些作品的中譯本都是馮至先生的辛勞。國學大師文懷沙說：“我很佩服陳寅恪，但他的作品不會讓我感動，馮至的《伍子胥》卻讓我流淚。”

20世紀80年代由業師、美學家朱光潛先生介紹，我與馮至先生有過幾年交往。

那時朱先生每出版一部新著，就要奉贈自己的一些老友，出於對我的信任，他有時托我直接送到老友寓中。記得我曾代朱先生給楚圖南、馮至、李可染、楊憲益、馮亦代、張畢來等前輩送過書。

由於送書而結識馮至先生，那時他在建國門外的社科院宿舍樓居住。我記得他房裏都是書，書櫃、書架把墻都遮住了。馮先生微胖，溫文爾雅，樂觀樸素，說話不緊不慢，雖是大學者，卻十分謙和。他說：“朱先生是一位有充沛精力、意誌堅強的學者，我對他很欽佩。解放後，他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花了很多心思，他獨立考慮問題，不受風向的影響。遇到疑難問題，總是反復思考，有時還把原文與其他各種譯文相對照。他的英、法、德語本來是很好的，但他在年紀很大的情況下還學習了俄語。與他相比，我感到慚愧。我本來是研究德國文學的，可是德國重要的文藝理論著作，如黑格爾的《美學》、愛克曼的《歌德談話錄》、萊辛的《拉奧孔》都是朱先生翻譯的。”

馮先生告訴我，他與朱先生相處最長的一段是抗戰勝利後，那時他從昆明回到北京，朱先生也從武漢大學回到北京，二人同住在北京大學中老胡同宿舍，時常見面。馮先生說：“朱先生不大議論別人，也很少講他自己。解放前他的思想比較右傾，那時我對他有些意見，說話時對他有所暗示，但我認為我們彼此的意見不相同，這並不影響我們的交往。一個人的思想和行動是受世界觀支配的，但這是一個復雜問題。有的人思想雖然右，但在做學問和道德修養方面是好的，態度是嚴肅認真的，就有可取之處。解放後朱先生通過不斷學習，努力改造，進步很大，給舊知識分子，也給年輕人做出了好的榜樣。”

馮先生最後說，蓋棺定論，對於朱先生這個人應該有一個全面的評價，他的優點、他的缺點都可以放到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上來看待。解放前他那種右的言論也是本著他的良心講的，應該得到理解，解放後他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也是真誠的。

馮先生從書架上取出一本朱先生生前送與他的《朱光潛文集》，只見扉頁上寫著：“這三卷美學文集都是在馮至同誌指導和糾正之下寫成的，特奉一套作紀念，一九八四年春時已八十有七初度矣光潛”。馮先生笑著說：“我對他哪有什麼指導和糾正啊，他是太謙虛了。”.

1987年10月拙著《朱光潛宗白華論》在香港出版，我郵寄一冊給馮先生。他於1988年5月10日復信，對我多所鼓勵：

士方同志：

謝謝您寄給我您與王德勝同誌合著的《朱光潛宗白華論》。朱宗兩位同年誕生，同年逝世，堪稱美學界的雙璧。我與朱先生比較熟悉，於宗先生知之甚淺，今讀此書，獲益實深。回想二老生前，一位於十年浩劫中受盡折磨，一位於晚年受冷淡待遇，前者以堅強毅力，後者以超脫態度處之，似此風度，應永遠紀念也。

敬禮

馮至1988.5.10

從信中可知馮先生認真閱讀了拙著，故能發表如此精當的評論，可謂字字珠璣！先生做事之認真於此可見。

1988年馮至先生送我一本他的老友楊晦教授的文集，我發現書名是馮至先生的手筆，就提出希望馮先生賜我一幅書法墨寶，馮先生笑笑說：“我哪裏會寫字，待我練一陣子再給你寫吧。”我以為他在敷衍我，就也沒有在意。誰想馮先生對自己的承諾十分認真，他在後來寫給我的兩封信中都提到此事，兩信內容如下：

士方同志：

來函及“人民政協報”數份收到，謝謝。

請原諒，條幅還沒有寫，原因如下：一、近來一再小病，先是感有咳嗽，繼之以腸胃發炎，一度吐泄，身體十分疲憊。二、久未用毛筆寫字，實在感到生疏了。但既已承諾，當不至於食言。俟將來有興能揮毫獻醜時，當即奉告。此致

撰安

馮至1988.11.23

士方同誌：

三月二日來信早已收到，遲遲未復，請原諒，原因是久未用毛筆寫字，又懶得磨墨，實在沒有勇氣“塗鴉”。現在覺得不能再拖了，“下定決心”，日內寫幾個字奉上。所謂《學術精華錄》實際上一點也不“精華”，蒙不棄，當奉贈一冊請教。

下星期您若有時間過舍下，字和書一並面交。我家裏的電話是5002695。

問近好

馮至1989.4.4

第一封信是馮先生應我邀約，為我報副刊寫了一篇散文，我寄樣報後他的復信。從此信中可知他當時身體狀況十分不佳，但仍想著為我寫字的事。“但既已承諾，當不至於食言”，先生之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實在令我感動！

第二封信是我寫信向他求賜他的著作《馮至學術精華錄》後他的復信。“所謂《學術精華錄》實際上一點也不‘精華’”，何等謙遜！

過了幾天，我去馮先生府上取回他贈我的著作和墨寶：“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是鄭板橋的詩句。

那天我為他拍了幾張照片，他高興地笑著，眼睛瞇成一條縫，慈祥極了。

馮先生晚年常對人說起他一生的兩個“心病”，一是1958年時文藝界領導要他寫的批判艾青的文章，一是1958年時他主編的《德國文學簡史》。對於第一件事，他曾說，領導關照要寫，這是“任務”，誰敢拒絕不從？

馮至去世前不久，曾去病房看望同住協和醫院的艾青，艾青看見馮至拄著拐棍步履維艱地走來，感動得伸出大拇指向馮至致敬，馮至也伸出大拇指以示回敬，兩位老詩人，前嫌頓釋，把這個歷史造成的恩怨還給了歷史。

至於那第二件事，同樣是當時的時代悲劇。在1958至1959年的狂熱氣氛中，什麼“拔白旗”“插紅旗”啊，在這種時候，有多少人敢說真話，敢憑學術良心正確評價外國作家和作品？然而馮先生嚴於律己，他認為這本書中的觀點、材料上的問題，都是他的責任，他把一個沈重的歷史枷鎖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他並沒有把一切都推給歷史。這是何等心境，何等胸懷！

我們可以把馮至當鏡子來對照，反問自己在荒誕的歲月裏做過什麼荒誕事，是不是把自己做錯的事都一股腦兒算在了歷史的頭上？也許我們可以列一份清單，把那些傷過的人的名字寫在上面。

鄒士方著《藝術大師的流年光影》三松堂再拜客

士方同志：

三月二日來信早已收到，遲遲未復，請原諒，原因是久未用毛筆寫字，又懶得磨墨，實在沒有勇氣“塗鴉”。現在覺得不能再拖了，“下定決心”，日內寫幾個字奉上。所謂《學術精華錄》實際上一點也不“精華”，蒙不棄，當奉贈一冊請教。

下星期您若有時間過舍下，字和書一並面交。我家裏的電話是5002695。

問近好

馮至1989.4.4

第一封信是馮先生應我邀約，為我報副刊寫了一篇散文，我寄樣報後他的復信。從此信中可知他當時身體狀況十分不佳，但仍想著為我寫字的事。“但既已承諾，當不至於食言”，先生之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實在令我感動！

第二封信是我寫信向他求賜他的著作《馮至學術精華錄》後他的復信。“所謂《學術精華錄》實際上一點也不‘精華’”，何等謙遜！

過了幾天，我去馮先生府上取回他贈我的著作和墨寶：“刪繁就簡三秋樹，領異標新二月花”，是鄭板橋的詩句。

那天我為他拍了幾張照片，他高興地笑著，眼睛瞇成一條縫，慈祥極了。

馮先生晚年常對人說起他一生的兩個“心病”，一是1958年時#原點書屋 文藝界領導要他寫的批判艾青的文章，一是1958年時他主編的《德國文學簡史》。對於第一件事，他曾說，領導關照要寫，這是“任務”，誰敢拒絕不從？

馮至去世前不久，曾去病房看望同住協和醫院的艾青，艾青看見馮至拄著拐棍步履維艱地走來，感動得伸出大拇指向馮至致敬，馮至也伸出大拇指以示回敬，兩位老詩人，前嫌頓釋，把這個歷史造成的恩怨還給了歷史。

至於那第二件事，同樣是當時的時代悲劇。在1958至1959年的狂熱氣氛中，什麼“拔白旗”“插紅旗”啊，在這種時候，有多少人敢說真話，敢憑學術良心正確評價外國作家和作品？然而馮先生嚴於律己，他認為這本書中的觀點、材料上的問題，都是他的責任，他把一個沈重的歷史枷鎖套在了自己的脖子上，他並沒有把一切都推給歷史。這是何等心境，何等胸懷！

我們可以把馮至當鏡子來對照，反問自己在荒誕的歲月裏做過什麼荒誕事，是不是把自己做錯的事都一股腦兒算在了歷史的頭上？也許我們可以列一份清單，把那些傷過的人的名字寫在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