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香港的主流價值，我大體上不同意的時候較多。這確是實情，對一位長期浸染於人文精神領域的寫作熱愛者而言，面對香港單向且事事以物質主義為先的態度，又委實難以有如魚得水的切身感受。只不過在蕓蕓一眾主流價值中，我傾向較為認同專業主義，可是肯定的角度又與通俗的應用方法稍有出入，看來還是需要再加以說明一下。

香港社會一向非常肯定專業主義，由sars時期醫護人員舍身忘我的犧牲精神，乃至律師不畏政治強權敢於依循法律觀點去緊守信念等等，都是我們由衷贊頌且全力擁抱的美好價值。可是我們都明白凡事都有兩面，僵化的專業主義態度，同樣會變成為了悍衛專業工種的利益，因而透過建構以及詮釋不同美其名的專業守則，從而保障圈子延伸出來的階級穩定性。更令人憂心的是，因為香港經過數十年來上下一心對專業工種的盲目崇拜，專業形象已不僅牢不可破，甚至擴展成為社會地位的迷思。我們隨時可見一位杏林國手，忽然可以主宰全港學生的生死；含著金鑰匙出世的商貿界翹楚，亦可搖身一變成為本土語文政策的指路明燈。簡言之，香港對專業主義的肯定，我認為同樣受功利主導的態度制肘社會從來對人文學科及社會科學的專業價值陽奉陰違，不少人心底裏仍嗤之以鼻，所以才會不斷有專業精英跨界出來大言不慚誑言說三道四。

由衷而言，那是一種憑知識去追求更大權力的想法專業主義固然由專業知識建構出來，但專業知識不是普世工具，而且愈是信奉專業主義的人，應該更加謙卑，明白到專業範疇的局限，遑論去奢言攫取不相稱的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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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文化人的意念，一直與個人對專業主義的思考藕斷絲連。我在九十年代初出道，那時候文化界只要你有拼勁及上進心，差不多甚麽文稿都會有機會撰寫。年青人面對眼前浩瀚的可能性，固然會無比興奮，但當全情投入其中，便會陸續發現個人的局限對自己想成為一個怎樣的香港人，正好是刺激反省的契機。

07年自從呂大樂的《四代香港人》面世，香港文化界刮起一股代際議題的討論，由對立矛盾到溝通共融不一而足。不過看到鄧小樺提出“共生力量”，來作為對呂大樂嬰兒潮思維的響應，我認為有需要補充一點看法。呂大樂對第三、四代人提出忠告，建議後來者尋找前人的空白領域，加以自立門戶闡述己見，而鄧小樺則以“共生力量”修正她想強調走前人之所未行之路，某程度仍是一種競爭角力性的思維邏輯；為了避開嬰兒潮思維的桎梏約制，於是反過來強調新世代人追求的是代際融和及對話，而非傳統上非黑即白的對抗性詮釋，因為抗衡關系只會加劇分化，對本土文化發展肯定有損無益。

我明白她的苦心，因“四代香港人”而生的代際怨氣的而且確清晰可感。只不過我認為“共生力量”只屬美好的願景，到落實的層次仍需要講求互相補足我會把呂大樂的思維理解為一種對追求質素的肯定。共生也好，單打獨鬥也好，我們反叛的不是存在的形式，而是實存的質素高下。我對專業精英的微末要求，不過是請用質素而非職權來說服我！回到剛才談及年青時對機會無盡在眼前的興奮，自己迅即發覺那是天大的陷阱甚麽文章都能寫，那即是對專業主義的最大侮辱！正因為此，無論共生是多麽美好的期盼，前提仍在於共生的任何嘗試，都要有一定的質素支撐，否則便會陷入五十步笑百步的窠臼。

無論是融和或是反叛，那都不過屬一種態度的表達方式，正如有人激進有人沈潛，那肯定不屬問題的關鍵所在我認為對跨世代共生的終極願景，就是一起對質素有永不停步的探求；在這意義上，回顧整理以及強化做好自己，其實就是共生根源所在，也是對專業精神的貫徹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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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身文化人”之名生於2003年一次讀書會，幾年來的變化，連自己也無暇追認。我保留了讀書會的構思方式，拜托了幾位好友賜文鞭策，他人之眼恰好襄助戳破鏡中幻象，也因為你們而令到是書得以成為不一樣的選集。特別要感謝袁兆昌，要說共生力量以及專業精神，一切都可以從他身上看到。我從來都是幸運的人，由是更加對身邊一切無盡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