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政府於11月公佈免費電視牌照申請結果，王維基經營的香港電視不獲發牌，至今已不只釀成一個電視工業或政治風波。特首一方面以「保密條例」堅持不向港人交待拒絕發牌的原因；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另一邊廂似為特首護航，以「考慮了一籃子因素」解釋並合理化發牌決定，更譴責一名批評行會採用過時數據的顧問違反操守。但另一邊廂，發牌風波的「當然得益者」，被評新聞及一般節目製作「是是但但」的無綫，連月來「肆無忌憚」的行為，充份暴露電視「壟斷式霸權主義」的極端面貌。另一方面，事件所掀起的迴響，反映電視與管治之間的關係，更說明制定民主多元的媒體政策的重要性。

壟斷的暴力
　　無綫電視在近這場發牌風波的表現，充份呈現壟斷式電視工業的暴力。在節目內容上，劇集一向被批評為千篇一律（男女多角戀、爭產、家庭內鬨）；製作過程粗製濫造（片段被網民瘋傳），剝奪市民享受高質素節目的權利；最近更向暴力化邁進，加插綁架、強姦，以挽救下降的收視。在新劇集中，法官被暴力對待的情節，廣管局接到多宗投訴。新聞製作更被斥減低或者淡化政府／政治敏感內容，更被嘲諷為「CCTVB」。在牌照風波中，《東張西望》利用其模糊的資訊娛樂節目定位，報導偏重於港視的弱點，被指利用大氣電波，變相抹黑其對手及為發牌決定護航。凡此種種，顯示媒體壟斷所造成的文本暴力：把電視頻道充塞着質素每況愈下的節目、對單一化題材不思進取；其新間、資訊節目更被用作自我宣傳（或宣傳政府）機器，嚴重失卻這些節目（甚至免費電視台）應有的持平監察角色。

　　無綫以《壹傳媒》狙擊式報導為由，對其所有屬下報刊進行封殺令，禁止旗下藝人接受訪問，更被譴責為損害新聞自由。筆者對《壹傳媒》中在某些新聞（尤其突發新聞）煽情跨張的報導手法不敢苟同，其偏重小報式的編輯方針更被批為濫用自由，但無綫這種「以牙還牙」的做法，不只扼殺公眾知情權，更反映其壟斷藝員制度的暴力，一如其禁止藝員用廣東話接受他台訪問。

　　從文本暴力，無綫近期的手法更伸延至管理上、技術上、以致法制上的橫蠻甚至惡霸行為（包括申請佔用「香港電視」作其註冊商標），試圖將潛在競爭對手趕盡殺絕，進一步強化其在香港電視市場的支配地位。

電視與參與式民主
　　媒體壟斷不只影響公眾的知情權、節目的質素及創意，更主導了觀眾對娛樂應有的多元性意義。意大利傳媒大亨兼前總統貝盧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旗下Mediaset擁有國家七條頻通道中的三條。它的母公司，Finnivest，亦擁有其他媒體，例如有線電視台，及足球隊。據國際政論雜誌《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透露，貝盧斯科尼集團控制全國90%的電視廣播，亦因此Mediaset掌握全歐洲最高廣告收入的位置（2009年達20億歐羅，佔全國57%的廣告收入，相對於美國的37%）。1除了貝盧斯科尼或Finnivest所牽涉的無數商業、政治及私人醜聞及官非，Mediaset的電視節目一直為人詬病：賣弄風情的性感女郎、遊戲節目充斥着電視黃金時間，新聞就被批評為為貝盧斯科尼提昇名氣的政治宣傳機器。

　　無綫電視集團的壟斷所產生的「暴力」雖未至意大利的狀況，但從電視台節目單一化、品味下滑及粗俗化，甚或不擇手段冒違反競爭條例的險，干預政府發牌、新聞自由，趕絕對手，不難發現香港與意大利相似之處，及媒體壟斷失控的幅度及後果。

　　媒體擁有權集中化至壟斷局面已成為全球趨勢。為了利潤最大化，投最廣泛觀眾口味，而令節目漸趨僵化保守；但集團企業化，藉不斷收購及合併來將資本最大化及成本最少化，後果卻是越發與群眾多元的口味疏離，損害其對娛樂市民提供所需及所想要的資訊及娛樂的社會責任。不少媒體學者（包括Roger Silverstone、George Gerbner、David Gauntlett）均提醒我們電視在促進「日常性」的意義：電視作為最普及的媒體，因此它支配及奠定我們的共同的語言，共同的（影像上）象徵性環境（TV is the universal curriculum of young and old, the common symbolic environment in which we all live）。這環境亦界定我們在同一天空、同一文化中的經驗和回憶。馬傑偉在《電視與文化認同》一書中詳細道出電視一方面見證香港人怎樣經歷殖民以至現今後回歸時代，更重要的塑造了港人回憶，並通過一種「他者化」的「大陸人」形象，確立模糊的香港人文化身份。無論如何，縱使媒體科技一日千里，觀眾怎樣被ipad或iphone分化，免費電視始終是最普及平等的媒介，亦因此能促進社會整合及共融（social cohesion and social integration）的平台。

　　據班士（Clives Barnes）所說，電視是首要的民主文化，因所有民眾都能享有，亦能完全主宰於民眾的需要（‘TV is the first truly democratic culture – the first culture available to everybody and entirely governed by what the people want.’）2。可惜的是，在今天瀰漫全球的新自由主義式媒體控制下（其特色包括靠攏政府及集團利益；忽略對社會責任，投向紅、黃、黑新聞報導，犧牲符合市民利益的資訊），媒體反而與民眾越發疏離；後者更在今天社會權力嚴重傾斜下變得更無助。

電視作為社會運動　　
　　這一場電視牌照風波，觸發萬人上街包圍政府總部，就連一向對政治不聞不問的「市民」都參與反對政府一意孤行不予香港電視發牌，可能見證班士的討論：當民眾被否決由競爭可鼓勵多元及優質節目的基本權力時，唯有以示威向既得利益者宣示不滿。他們所證實的，更是電視作為推動社會和諧，甚至促進民主的媒介。他們未必純粹只撐王維基或其電視製作；但後者所標榜的，鼓勵創意為王、以導演主導的製作精神，恰好為現今香港由電視、文化工業，以至政局所呈現的一潭死水悶局帶來生氣，亦是深感無助的港人希望以此喚起「獅子山下」的港人核心價值及身份認同的舉動。

　　由電視人帶動民主，足見媒體娛樂的政治功能。一水之隔的台灣，亦因抗議旺旺中時集團演變的「反媒體壟斷運動」，令該集團的跨媒體收購計劃告吹。由抗議電視引發的社會運動，其實早於1998年在美國已發生，當時芝加哥民眾因不滿節目越來越爛而發動「熄機一星期」運動（TV Turn off week）.3運動並未有收長遠效果，但亦喚醒了民眾電視質素的意識，及成為後來相關運動的先河。

　　事隔一個月，萬人圍政總的壯觀場面不再，港視對司法覆核的決定未明確；政府不肯退讓；但民眾應該清楚的是，一、「慣性收視」只會助長媒體的壟斷；二、必須彰顯「第五權」，要求政府開放電視市場競爭；三、長期監察電視質素，並向兩電視台提出素求及質詢。亦是一水之隔的澳門，最近政府委託澳門大學就「未來電視服務研究」進行公眾諮詢，但社會對此討論不多，民間呼籲政府必須思考如何改變目前低調的諮詢方式。我們在香港是否也應舉辦民間諮詢，迫使政府正視監管持牌媒體機構的法例及舉措千瘡百孔，相關條例（如電訊條例）過時，甚至變相偏袒壟斷者？

1 The Economist, December 16th 2010 ‘The glory of Berlusconi’（http://www.economist.com/node/17732923）
2 Quotations （http://www.quotationspage.com/quote/29613.html）
3 Anti-Tv Movement Gears Up For Turnoff Week, （http://www.business-standard.com/article/specials/anti-tv-movement-...） 當年民眾亦警告美國人沉迷看電視的趨勢。

梁旭明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
2013-12-11 《傳媒透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