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學家阿爾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力量轉移》一書中，用「顛覆性的傳播媒介」一詞，說明電視在東歐巨變、馬科斯倒台中所起到的顛覆作用。他指出：「在整個世界範圍內，正在爆發的新的傳播媒介亦或是舊媒介花樣翻新的使用，都是對國家權力（有時是推翻）的挑戰。」他還引用喬治．華盛頓大學的媒介專家威廉斯．亞當斯教授的話說：「菲律賓所發生的一切是通過向新式革命的具有歷史意義的一步，這是一種通過媒介和符號而進行的革命」。

　　在該書中，他雖然未給「顛覆性的傳播媒介」下一個確切的定義，但是通過以上闡述，可知它是指那些擁有廣泛受眾和較強的公信力，在歷史變動的關鍵時刻具有顛覆力量的大眾傳播媒介。

微博—顛覆性媒介?
　　如果阿爾文．托夫勒再版該書，電視這一「顛覆性的傳播媒介」之威名可能會讓位於微博（Micro Blogging）。全球軟實力之父約瑟夫．奈認為：「在美國人看來，推特和YouTube是個人自由問題，而在其他一些國家來看，它們都是攻擊手段。」推特的這種「顛覆性」力量，已經在「阿拉伯之春」等其他的政治活動中扮演關鍵角色。在「顏色革命」中 ，伊朗「綠色革命」的參與者用推特進行了直播，成為號召性的力量；2009年5月8日，《獨立莫爾達瓦報》使用了「Twitter革命」一詞，認為索羅斯利用推特等網站，在該國製造動亂。2009年4月7日，美國的《外交政策》發表莫羅梭夫的文章《譯文：莫爾達瓦顏色革命中推特的作用的更多分析》，稱美國「在國外的莫爾達瓦人從遠端對參與抗議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他們的方式就是通過推特保持即時關注。」

　　推特的這種「軟實力」，令美國政府感到頗為受用。2009年6月18日，美國國防部部長羅伯特蓋茨在一場新聞發佈會上直言，推特等社交媒體網路是美國「極為重要的戰略資產」，因為「這些新科技讓獨裁政府難以控制資訊」。

　　儘管推特在中國內地被過濾，但是網民通過電子郵件和翻牆軟體，仍然可以及時瞭解到推特上的最新資訊。據新加坡早報網媒體報導：「2009年7月5日，中國新疆發生多年最嚴重的流血暴動，Twitter的優勢再次發揮得淋漓盡致。當官方媒體的報導只有寥寥幾行字的時候，網友自發收集到的照片、手機拍下的視頻、事件程序記錄已經在網上狂轉」。1

　　在中國內地，特殊網路環境使得微博（Weibo）誕生，就成為中文世界最為流行的溝通工具，同時也所以被稱為「中國的推特」。

　　曾長期報導中國事務的英國記者Jasper Becker 2012年為《改變媒體 改變中國》（Chaning Media，Changing China）一書所寫的書評中說：「我們反覆地被告知，新科技將摧毀共產黨審查和控制媒體的能力；這話我們至今已足足聽了30年。最初是傳真機的普及，最近是推特和微博（Weibo）的流行。」可見，在一些「中國觀察家」那裡，微博被視為中國當下最具有顛覆性力量的媒介。

　　微博的「顛覆性」除了上文所述，還表現在技術創新和傳播模式上。筆者曾於2011年撰文，借用創新大師克萊頓．克裡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提出的「顛覆性創新」的概念，分析微博的技術特性和傳播模式。微博基於Web2.0的特點和「即時網路」技術，開發出比博客（Blog）門檻更低、功能更強，但操作更簡單的互動分享平臺。該平臺以人為維度，以「使用者創造內容」為特色，由海量用戶同時在線生產、分享和評論海量的「微文本」內容，完全符合保羅．萊文森（Paul Levinson）的「新新媒介」（new new media）的概念。

　　微博在傳播模式方面的革命性，即李開複所說的「基於信任的『病毒傳播』模式。2 這種傳播方式，通過關係橋（bridge）、節點（node）、線（line）、結構洞（structural hole）形成了以中心性（centrality）為主的傳播網路，通過戶與粉絲、粉絲與粉絲之間的不同層級的「強關係」和「弱關係」連結，整合了口碑傳播、組織傳播等模式，達到了信息的裂變效果。加上微博以開放應用程式設計介面的形式，兼容大量的第三方軟件，擴大了傳播效果，顛覆了以往的新媒體傳播模式。

作為「建設性媒介」的微博
　　微博已成為流行於中國內地的一種虛擬生活方式。在一些微博用戶看來，「自由平等太虛，金錢帥哥太實。不如微博，雖是口水，也有思想；儘管唾沫，也有溫良；只是圍觀，也有力量！」（引自@深大丁未的微博介紹）。誠如人民網的輿情監測負責人祝華新的所說：「微博已經成為社會運轉的基本元素，像空氣和陽光一樣」。3

　　儘管微博在一定意義上被稱為「顛覆性的傳播媒介」，但它同時也堪稱「建設性的傳播媒介」。其「建設性」的最重要體現，不僅在於建構了一種「流動的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背景之下的別樣個人生活，更重要的是通過微博，可以張揚普通人的表達權，形成對話以致達成共識，從而起到促進民主社會建設的作用。

（一）微博是對社會資本的建構
　　作為資本的一種形式，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是通過社會網路動員資源或能力的總和。微博具有網路社區屬性，「關係為王」和「內容為王」的規律在微博平臺上同時發揮作用。2010年，Facebook的官方博客發表艾唐．巴克什（Eytan Bakshy）的研究報告，證實了格蘭諾維特（Mark Granovetter）1973年提出的「弱連帶的優勢」（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認為「儘管一個人更有可能分享來自密友的單條資訊，但弱關係的集合卻肩負了多數資訊傳播職責。」「我們消費並分享的大量資訊都是來自不同觀點的人。」

　　在微博女王姚晨的4580萬粉絲（followers）中，絕大部分是「弱關係」，因為其關注的對象只有588人，這些人中也並非所有的人都是她的「強關係」。但正是大量的弱關係「求關注」、「求轉發」，使她能動員數千萬的粉絲資源關注某一話題，為弱勢群體代言。

　　在新浪微博上，這種利用「微力量」動員網路資源服務社會的做法被稱為「微公益」。除了學者于建嶸發起的「隨手拍解救乞討兒童」、媒體人鄧飛發起的「免費午餐計畫」影響較大外，還有趙薇等明星轉發、10萬微博用戶接力，「四歲大肚女童被微博改變命運」等公益事業，使許多「不可能成為可能」。因此，「神奇的微博」成為億萬人構建愛心與和諧社會的公益平臺。

（二）微博是對公民媒體話語方式的建構
　　除非加上被稱為「長微博」的圖片形式的附件，微博（Weibo）內容短小精悍，一般不超過140個漢字，因此便於資訊的即時互動與分享。在《微博力》（Twitterville）一書的作者謝爾．以色列（Shel Israel）看來，微博客的主帖與跟貼的互動是一種「交談」，「這種交談猶如一條河流那樣自然流淌，不久之後，它就被人們稱為「推特流」（tweet stream）」。丹．吉摩爾（Dan Gillmor）認為，傳統的新聞媒體「把新聞視為演說」，「告訴你新聞是什麼」，資訊的流向是從上到下，話語方式是「告知」；而微博的資訊流向是從邊緣流向中心，話語方式是平民式、探討式、情緒化的，在親和力與貼近性方面都要勝出一籌。在評論方面，微博催生出一種觸及時弊、微言大義的「微評論」文體。這種獨特的「公民媒體」話語方式，體現了詹姆斯．凱瑞（James Carey）所謂「李普曼式的『告知新聞』到杜威式的『對話新聞』的轉向」。微博建構的話語方式，直接影響了傳統的主流媒體的話語方式，同時催生出一種簡明、扼要、時效性更強的「微博新聞」。《北京日報》還將寫作「微博新聞」作為2013年招聘考試的題目。

（三）微博是對輿論監督的建構
　　2012年以來，中國的網路反腐出現高峰。僅在2012年下半年，就有重慶北碚區委書記雷政富、陝西省安監局長楊達才、湖北神農架就業局長劉運山等重量級的官員在網路曝光後被撤職或免職。2013年3月，原任陝西省神木縣農村商業銀行副行長、被稱為「房姐」的龔愛愛，也因網路舉報擁有大量房產和偽造公文和身份證件，而被檢察機關批准逮捕。微博由於線上人數眾多、傳播資訊迅速，容易形成輿論熱點，「微博一轉，圍觀一萬；反腐一動，倒下一片」，微博已然成為輿論監督的利器。

　　微博的輿論監督作用得到了國家領導人的充分肯定。3月26日，李克強總理在國務院第一次廉政工作會議上談及微博時代政務公開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時強調：「現在社會已經是一個透明度很高的社會，我國微博的用戶有數以億計」，「我們要及時公開相關資訊，主動讓人民群眾瞭解真實情況，接受人民群眾和媒體的監督。」

　　目前在新浪微博上，出現了一些諸如以「獨立調查記者」、「著名反腐記者」的認證。微博「自媒體」的曝光平臺與「全民反腐」的呼聲相應，成就了許多擁有大量粉絲的「網路反腐英雄」。例如，擁有40萬粉絲的紀許光（又名「紀智鵬」），微博上的自我介紹是「獨立調查記者。重慶（雷政富）事件、河南洛陽性奴案、武漢飛越瘋人院、記者通緝門事件揭露者。專注於獨家新聞的採集和傳播。」又如，擁有13萬粉絲的公民記者朱瑞峰，創辦的人民監督網「已監督曝光了38名廳級以上活老虎高官、32名處級以下幹部。」以上兩位「微博紅人」，正是曝光和搬倒被稱為「雷冠希」的雷政富的關鍵人物。

（四）微博是對公共領域的建構
　　在筆者所作的一個德爾菲（Delphi）專家問卷調查中，接受諮詢的中美英專家們同意：當前中國尚缺少一個哈貝馬斯所謂「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的媒體。微博是當下中國具有一定「公共領域」潛質的媒體。其潛質表現於「草根媒體」特性、討論話題的廣泛性、及時性和對民眾表達權的張揚。

　　在擁有超過5億註冊用戶的中國最大社會化網路平臺—新浪微博上，日均活躍用戶達2700萬，活躍用戶日均使用超過90分鐘，每日博文發佈量達1億條。」4 根據2013年4月發布的《2013年第一季度新浪政務微博報告》，2013年「兩會」前後，700多萬微博網友以「微博看兩會」、「我的兩會提案」、「兩會好聲音」、「我給兩會捎句話」等為熱門話題關鍵字發表相關微博，提及「兩會」、「房價」、「稅收」、「環境」、「收入」、「養老」等國計民生熱詞達到92729469次。

　　北京大學學者胡泳指出，「微博本身雖然無法傳遞太複雜的訊息，透過微博快速傳播即時新聞和評論，加上視頻和圖片的轉發，卻為中國建立了公共的資訊和討論平臺」5。

　　在微博這個「原則上向所有公民開放」的公共平臺上，每天都上演著文化衝突與交融的「文化奇觀」—官員和抗議者在這裡對峙；公知和左派在這裡「約架」；同性戀和異性戀者在這裡叫板；「求虐」者和「施虐」者在這裡遂願；中國駐外機構和外國駐華使館在這裡相遇；政府官員與民眾在這裡對話……士農工商乃至魯迅筆下的「引車賣漿之流」都可以發佈個性化的資訊和觀點，分享與評論他人的意見，從而有效地張揚了人民的表達權，促進了約瑟夫．畢塞特（Joseph M. Bessette）提出的協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有了官、民、民間意見領袖的網上拉鋸，彼此的邊界、關係都將持續轉變，互聯網為政治改革注入動力，推進中國政治發展的重要作用也由此得到彰顯。」6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基於微博的表達權與「理想的傳播情景」》和牛津大學OII同名訪問研究項目支持）

1 韓詠：《新疆暴亂　微博爆紅》：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eature/pages/feature090712.shtml
2 李開複：《微博改變一切》，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60頁，2011
3 http://www.dw.de/公民社会在逐漸改變中國/a-16794314
4 佟力強總編：《首都互聯網發展報告•2012》，第127頁，人民出版社，2012
5 http://www.dw.de/公民社會在逐漸改變中國/a-16794314
6 韓詠：《新疆暴亂　微博爆紅》：
http://www.zaobao.com/special/feature/pages/feature090712.shtml

王君超 北京清華-日經傳媒研究所研究員、專欄作家
2013-05-15 《傳媒透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