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歡：後現代史學的實踐與反思——以何偉亞的《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為中心

摘要：後現代主義既具破壞性又具建設性，它對歷史學的挑戰集中體現在對西方現代歷史編纂學的理論和實踐及其闡發的重要歷史觀念的批判，以及對歷史主觀性的強調，沖擊了現代史學賴以存在的主要基礎，但同時也有助於我們修正和思考現代史學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問題，無疑對歷史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美國學者何偉亞於1995年出版的《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一書，被視為後現代史學實踐的典範：其對中英禮儀之爭的現代主義闡釋模式的挑戰，從文本的深層結構質疑史料與歷史、歷史解釋之間的關系，對歷史事件所處時空語境的強調等，都展現了後現代史學所取得的成就。與此同時，也引發了一場“世紀末之爭”，迄今未息。倘由此引申開去，這場爭論關乎到後現代史學評價等史學要旨，值得我們今天繼續予以深入剖析與反思，其理論價值與學術意義都是非凡的。
　　
　　
　　 基金項目：本文為四川省教育廳社會科學重點項目“新時期中國史學‘非中心觀’取向研究”（12SA123）後期成果之一。
　　
　　
　　 1995年，美國學者何偉亞（James Hevia）出版了《懷柔遠人：馬嘎爾尼使華的中英禮儀沖突》（以下簡稱《懷柔遠人》）①一書。兩年後，該書被授予1997年美國亞洲學會列文森最佳著作獎。這一獎項的頒發，一石激起千層浪，爭論蜂起，迄今未息。然而在爭論中，對這部著作，喝彩與質疑相伴，辯解與詰問牽連，舊觀新論，深見淺說，交融相持，勾連一片，恰似一道彩虹橫亙大洋，穿越國界，不經意間留下了上世紀末那令人難忘的一道文化景觀。
　　 自何偉亞的《懷柔遠人》問世至今，已二十年矣。創造世界的歷史活動走在前面，而審視歷史的活動總走在後面，因為對歷史的反思需要有足夠的時間長度。二十年後，當我們重新審視上世紀末的這場爭論，不由讓我們深切地感受到這場爭論的非凡意義，這也是學界迄今仍難以忘卻的緣由。
　　 從西方史學史的宏觀視野來看，19世紀末也發生了一場遐邇聞名的新舊史學之爭，被稱為“世紀末之爭”②。倘稍作比較，人們驀然發現由何偉亞的《懷柔遠人》一書出版而引發的“世紀末之爭”，與前個世紀的“世紀末之爭”真是何其相似乃爾：同是發生在世紀末，同是由一書出版而引發，同是進行了“激烈的討論”而影響巨大，同是由一書說開去而牽涉到史學大義與方法要旨……這也許是一種巧合，具有歷史的偶然性，但在這看似“巧合”與偶然性中，卻有著反映史學發展規律的必然性因子。倘上說不謬，我們實在很有必要對發生在20世紀末的這場“世紀末之爭”，在中西史學史上的地位與非凡意義予以重估，因而繼續探討與反思由《懷柔遠人》一書所引發出來的論題，就成了學術推進的題中應有之義。
　　
　　 一 《懷柔遠人》一書所引發的“世紀末之爭”
　　
　　 何偉亞的《懷柔遠人》一書由於“熟練地將‘後現代式的解釋與新的檔案材料’結合起來，從而使馬嘎爾尼使團訪華事件呈現出‘一種全新的詮釋’”③，獲得了1997年美國亞洲學會列文森最佳著作獎，並以此獎的頒發為契機，引發了一場“世紀末之爭”。為了從《懷柔遠人》出發，再評後現代史學，在這裏有必要花足夠的篇幅，回顧這次爭論雙方的一些基本觀點。在篩選與論衡中，也表明筆者的意向。
　　 海內外學術界關於何偉亞《懷柔遠人》一書的爭論，以香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和美國中國學研究雜誌《Modern China》（《近代中國》）為主要陣地，圍繞史料的解讀與翻譯、後現代主義與中國歷史研究的關系、“懷柔遠人”的具體含義等方面進行，而爭論的核心就是後現代的研究取向和後現代主義方法的運用，這正是這樣一本對於清代中國的、幾乎已蓋棺定論的一個“老問題”進行再研究的著作之所以會引發軒然大波的關鍵所在。因為這關乎到歷史學之大義與旨趣。
　　 在這場論爭中，美國老一輩漢學家周錫瑞（Joseph Esherick）首先發難，在《二十一世紀》1997年12月號上撰文，對何著進行批評。其批評的問題主要集中在何偉亞對史料的運用和對文獻的誤讀兩個方面，並進而質疑何偉亞的中文文獻解讀能力及其所提出的後現代研究方式的有效性。周錫瑞指出，該書所運用的史料範圍並沒有得到拓展，甚至還有所倒退。何偉亞只是在原有的史料範圍內，借助新的研究視角，對相關史實進行重構。同時，為了讓史料迎合新的理論和方法，不惜牽強附會，導致對中文文獻的一系列誤讀，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新觀點和得出的新結論不能讓人信服。在史料的翻譯和解讀中出現的一些硬傷，更是無法原諒。在一定程度上，周錫瑞在史料運用和文獻解讀等方面的批評是可以成立的，但他認為何著之所以會出現這些問題，根源就在於作者所秉持的後現代立場及其所標榜的後現代的史學研究方式，並認為，這是“對‘政治掛帥是歷史研究指針’的直截了當的維護”④。因而，在他看來，何偉亞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偏離了傳統漢學研究的路徑，可謂“離經叛道”。
　　 在與周文的同刊同期上，作為決定將列文森獎授予《懷柔遠人》一書的評選委員會的兩位成員，艾爾曼（Benjamin Elman）與胡誌德（Theodore Huters）合作撰文，回駁周錫瑞的批評，極力為何氏辯護。他們指出，周錫瑞對何著在詞匯表和史料解讀方面的批評有失真誇大之處，對此書的嚴肅性和學術創意的估價也有失公正，將其與政治正確性混為一談更是張冠李戴，認為周錫瑞是在對後現代史學宣泄惡意。在史料運用方面，他們指出，新眼光勝過新資料，何著“采用新的眼光和多方位的解釋角度對這一復雜的中西互動進行研究，提供了一個可靠而貼切的詮釋”⑤。關於史料的誤讀，二人在文末專門附以“考證學之辨”，指出該書詞匯表確實存在極個別錯誤，但應為疏忽導致的錯別字，細枝末節，無關緊要；何氏對中文文獻的翻譯與解讀並無錯誤，其見解比較符合實情，只是譯法可以討論。顯然，艾、胡兩人在為何偉亞辯解的同時，實際上也是在維護評選委員會的判定，堅持該書獲獎是判定無誤，實至名歸，進而也在為後現代史學立言。
　　 此文一出，美國加州大學河濱分校的華裔教授張隆溪隨即在《二十一世紀》1998年2月號上，發表了文章對艾、胡兩人的觀點進行反駁。張隆溪首先對何偉亞的書名進行了批評，認為其英文字義是“愛護遠方來的人”，有平和待人、殷切好客的平等互動之意，但中文標題“懷柔遠人”，表達的卻是居高臨下、盛氣淩人的天朝意識，兩者在意識形態上相差甚大。張隆溪再度指出了何偉亞在文獻翻譯和誤讀方面的問題，認為書中許多誤解誤譯並非作者水平所限，而是為了迎合其所宣稱的後現代解讀，故意而為之。因而，“何著的問題不僅是簡單的誤譯，而且是有傾向性的誤譯”⑥。他還認為，何偉亞對於歷史文獻不僅解讀有誤，而且態度相當輕率。例如，在馬嘎爾尼見到清廷要求的禮節後，清方記載馬氏“尚知”中方體制，但何氏卻輕率地認為這是印刷的錯誤，馬氏對禮節仍“尚為無知”。這樣毫無根據地做出論斷實在令人難以置信。張隆溪指出，史學作為一種嚴肅的學術，無論後現代或非後現代，都得尊重起碼的歷史事實，歷史文獻和學術規範，都得以理服人⑦。張氏之言，筆者深以為然。但張文在論及何著的文獻翻譯及其解讀時，其論見似應審慎，也不可“輕率”。
　　 繼張文之後，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也在該刊同年4月號上發表短文進行回應。他大體支持周、張二位的看法，認為，歷史研究，特別是中國歷史研究就事論事是不夠的。要評價乾隆對馬嘎爾尼來訪的態度是否合理，措置是否恰當，除了要仔細研究具體的史料外，更重要的是應該“從整體上理解乾隆及清朝政府如何對待外國的觀念，以及產生這種觀念的歷史和文化背景”⑧，力求得出科學的結論。葛劍雄指出，乾隆對於外國雖無平等的觀念，但也並非脫離傳統，自作主張，而是根據歷來的規定行事。他在文中還特別將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與馬嘎爾尼使團訪華作比較，認為二者有相似之處，借以說明官方對外所用到的“文辭”與事實真相之間存在差距。對於史料的發現和解釋問題，葛劍雄認為，“任何新的發現都必須建立在該史料所涉及的客觀事實的基礎上”。盡管“史料與客觀事實的差異又各不相同，如果一味作毫無依據的推斷就難免失之公允，自我陶醉的‘新發現’很可能成為一個笑話”⑨。葛言甚是，尊重史料，更要尊重事實，這是史學研究的基本原則，也是得出科學結論的重要前提。
　　 隨後，四川大學羅誌田教授，在該刊同年10月號上撰文，聲援何氏。他認為這場爭論其實仍與夷夏之辨這一觀念體系的理解有關。“由於‘懷柔遠人’本是一種理想的表述，其中不乏自大的意謂，在實際操作時則可有無數的變化。”⑩因而，相比對“懷柔遠人”字義的現代式詮釋，何偉亞的解讀實則更貼近其在傳統中國的政治含義。羅誌田認為，何偉亞在解讀中文文獻能力方面，並非無懈可擊，但偶爾出現一些錯誤，不足為怪。論爭中關於史料解讀的分歧其實體現出了後現代史家與現代史家在“歷史詮釋怎樣才能更切近歷史”這個問題上的區別。現代主義史家認為事後認識加上現代知識的積累足矣，而後現代主義史家則認為除此之外，還需要有意地解構這些現代主義的影響，並主張將人類個體或群體的言行置於其發生時的直接語境之中進行考察（11）。因而，二者在這一問題上其實是殊途同歸，其最終目標都是希望能“更切近歷史”，分歧只是在於達到這一目的的途徑和方法。個人認為，羅氏之論，切中肯綮，言之服人也。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8年4月出版的美國中國學研究雜誌《Modern China》中，設立了一個“理論與中國近代史之研究”的專號，專門討論後現代主義和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關系，周錫瑞的文章以英文刊出（12）。緊接著，在該刊同年7月號中，又分別刊發了何偉亞的反批評與周錫瑞的進一步回應。
　　 何偉亞首度對周錫瑞的批評進行了回應。他認為，周錫瑞指出該書末尾詞匯表與清代文獻史料翻譯的錯誤，並質疑該書的闡釋體系，其目的很明顯，就是為了捍衛和鞏固傳統闡釋模式的合法地位。何偉亞承認周錫瑞對史學研究者語言能力進行強調的正確性，但是史料與解釋之間的關系卻並非固定不變。他在文中重申了他著作的主要觀點及其推論，並再次聲明：“寫作該書的目的是要構建一種關於馬嘎爾尼使團訪華的對稱性敘述，希望以此打破傳統與現代、東方與西方、孤立主義與西方世界主義的簡單劃分。”（13）並進而認為，他與周錫瑞所強調與闡釋的側重點不同，體現出了他們在理論和方法上的分歧，而這往往被堙沒在對主題內容的過分關註中。然而，這恰恰也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之間長期爭論的焦點所在。在社會科學中，現象如同數據一樣被組織進抽象的模式中，相反，有著人文科學傾向的歷史學則傾向於將現象視為獨特的事件，因為它們的特殊性並不必然導致普遍性（14）。由此，何偉亞認為，他與周錫瑞的研究領域實際上有著非常明顯的不同，研究取向自然也就有所不同。
周錫瑞隨即發文對何偉亞的反批評進行了再回應。他指出，何偉亞對他的理解是不準確的，他並非認為傳統闡釋模式不能被挑戰，而是認為“將後現代主義這樣一個源自西方的殊相，運用於中國歷史研究，無疑是又一次將西方理論強加到中國的現象之上。這如同將後殖民理論運用到中國這樣一個從未徹底淪為殖民地的國家一樣，令人驚訝”（15）。他還指出，何偉亞對於理論有著過分的依賴，作品似乎必須要依附某些理論才能立足，並且理論越新越有市場。他認為，他們之間的爭論體現出他們在翻譯的理論和方法上的重大分歧。周錫瑞認為自己在中文文獻翻譯的問題上並非吹毛求疵，而是出於對漢學研究標準的真心關註和維護。因為他看重的是中美學者之間深入的交流和智慧的對話，也同樣關心該書所聲稱的要傳達給這一領域年輕學者的信息。
顯然，這體現了周錫瑞作為傳統漢學家，對後現代主義思潮影響下中國史研究發展動向的關註和對其前途的憂慮。他們兩人在觀念上的差別，其實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兩代漢學家的代溝之所在。周錫瑞出於對學術的敬畏而嚴格遵守規範，何偉亞出於對反思的自覺而勇於突破陳規。
　　 之後，羅誌田在大陸最具權威性的史學研究刊物《歷史研究》上發表了長篇書評，簡述了此前中外學術界關於馬嘎爾尼使團的研究，對該書的篇章結構、主要內容及其對既存詮釋的挑戰進行了詳細的介紹，並針對該書的兩大核心觀念“多主制”和“賓禮”之間的關聯與疏離提出申論。在指出本書所提倡的新觀察視角使一些我們過去相對忽視的面相得到進一步思考和探索之後，也對作者的後現代主義史學取向和方法進行了評介。他指出，何偉亞“提出的考察方式不僅新穎，而且眼界更開闊”，且“長於分析，其對理念的建構勝過史實的重建”（16）。但同時他也認為：“正因為何偉亞的視角與前大不相同，他所提倡的新觀察角度所及之處多為過去所忽略者，故這些新領域其實仍需要大量的史實重建工作。何偉亞的貢獻也許更多在提出了不少應該註意的面相和問題，而不一定已完成了對這些面相的考察和解決了這些問題。”（17）例如，關於乾隆時代“多主制”和“賓禮”的關聯與抵牾，或許就是一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問題。作為一名中國近代史的著名學者，他的這篇書評將討論進一步引向了深入，也推動了該書中譯本的出版。
　　 正如羅誌田所言，“盡管《懷柔遠人》一書的貢獻和不足之處都不僅在其運用‘後現代主義’方法之上，但該書引起爭議之處卻多集中於此”（18）。那麽，作為這一論爭的焦點，也作為《懷柔遠人》一書的研究取向和後現代史學的宏觀背景，後現代主義究竟為何？其對歷史學又產生了哪些影響？自然引發了我們更多的關註，成為引導我們解讀《懷柔遠人》及其爭論的“阿莉阿德尼之線”（19），也成為我們正確分析、理解、評價和反思後現代史學的前提。
　　
　　 二 後現代主義及其對歷史學的挑戰
　　
　　 後現代主義是由各種不同而又相關的理論和主題所組成的混合體，內容龐雜，包羅萬象，好似應景流動的萬花筒，五色雜陳，其又無孔不入，跨越各個領域，並與時變遷，爭議不斷。正如德國學者沃爾夫岡·威爾什（Wolfgang Welsch）在《我們的後現代的現代》一書中所言：“‘後現代’作為一個口號固然盡人皆知，但它作為一個概念，含義既豐富又模糊。”（20）俞金堯也曾形象地指出：“後現代這個概念像個筐，它裝下了所有具有反現代傾向的思想、觀點、人物及其作品。”（21）因而，要將其納入“定義”的框架，並非易事，而這恰恰也是後現代主義所極力反對的。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於後現代主義也還沒有一個公認的說法。於我而言，對這樣一個寬泛且復雜的概念，更只能管中窺豹，以見一斑。
　　 一般說來，後現代主義作為一股思潮，孕育於後工業社會（22）的寬大溫床，伴隨著20世紀60年代的激進主義而誕生，在1968年法國發生“五月風暴”之後，終成氣候。70年代以降，它不斷發展壯大，從最初風靡歐美的文藝思潮，而日漸超越文藝領域，成為席卷哲學、社會學、人類學、美學、語言學、歷史學、宗教學、心理學、教育學等諸多領域的頗具聲勢的社會文化思潮。
　　 從許多方面來看，後現代主義是對現代主義的一種反思和批判。現代主義與現代社會相伴始終，但隨著現代社會的發展，現代主義所暴露出來的先天不足和後天缺陷越發顯著，引發了人們對現實的關懷和對未來的憂慮，進而開始對當代西方文明進行反思。人們發現科學、進步、理性等現代“價值”和“真理”的發展並沒有給人類帶來啟蒙運動所允諾的自由和幸福，反而成為現代社會種種弊病和危機的根源。於是，後現代主義以一種反傳統、反體系、反中心的思維模式，猛烈地批判和否定18世紀啟蒙運動以來在西方居於主流地位的“現代理性”與“進步學說”。“多民族、無中心、反權威、敘述化、零散化、無深度概念等成為對它的特征的一種概括”（23）。因而，後現代並非是現代之後的一個特定的歷史階段，而是得名於對現代主義的反思和批判，是一種思想觀念的更叠和西方文化的內部自省。
　　 後現代主義的理論來源復雜而豐富。如尼采及海德格爾對現代性的批判，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對文字性質不穩定性的主張，結構學派人類學者李維斯陀對親屬結構之研究，直到現代的一些人物如羅蘭·巴特對文本的重視，福柯對知識和權力之間關系的解析，德裏達的解構觀念，利奧塔的後現代情境之描述，詹明信的資本主義後期的看法，吉爾茲將文化視為文本，要將之解碼尋求意義等等都促成後現代主義今日的面貌（24）。
　　 在後現代主義龐雜的理論體系中，“解構”理論（deconstruction）是其核心思想，“正是解構理論構成了後現代精神的底蘊和基色”（25）。在建築學上，“解構”是“建構”（construction）的反義詞，意即拆解與分散；但在哲學上，德裏達的“解構”概念乃由海德格爾轉手而至。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一書中最早使用“解構”一詞來表示對結構的分解和對個體意義的凸顯，以檢視和改造西方“存有的形而上學”（metaphysics of Being）。德裏達在1967年相繼出版的《書寫與差異》、《論文字學》和《聲音與現象》三部著作中，正式提出了“解構主義”理論。他在海德格爾的基礎上，將“解構”一詞的含義擴張為對二元對立的現代主義思維方式的消解和對等級壓迫結構的解構與顛覆。在我看來，“解構”的策略與現代主義者的“替換性”批判方式有著極大的不同。現代主義者雖然也對“理性”進行了挑戰，但他們期望用新的中心來取代舊的中心。這只改變了內容，沒有改變形式，他們仍然囿於理性和傳統價值所賴以存在的認識框架中。而後現代主義者則從對內容的批判，發展為對形式的解構，旨在從根本上顛覆以二元對立的世界模式論為主的認識框架，從而消解中心與邊緣的對立，破除對理性、主體和本質的迷信。這表現出了一種比現代主義更徹底的懷疑主義，徹底搗毀了西方主流文化的理論基礎和價值取向賴以存在的根基。
　　 但另一方面，後現代主義的這一“解構”策略在認識論上卻又走向了相對主義的極端。20世紀中期以來，社會科學領域興起的“語言學轉向”（Linguistic Turn）顛覆了傳統語言觀對語言的意義和功能的理解，強調了語言的自律性、復雜性、獨立性、先在性、不確定性及其對實在的遮蔽。福柯和德裏達等後現代主義者以更為激進的方式批判地繼承並發展了以索緒爾為代表的結構主義語言學理論，將語言變為實在的最終視閾，否認存在獨立於人類語言和話語之外的超語言實在。在他們看來，所謂的事物只不過是由詞語排列組合而成的“話語”或“文本”（text）。巴特說：“事實無它，僅是語言的存在。”（26）德裏達更是斷言：“文本之外，別無他物。”（27）他們雖不否認外在世界的存在，但卻認為實在永遠被語言遮蓋，人只能通過語言來認識世界。同時，由於語言自身形成一個相對獨立的符號系統，而符號之間又處於無限的相互指涉中，因此，語言成了一種無休止的符號遊戲，永遠不會達到某種固定的意義。也就是說，文本並不存在大寫的、唯一的意義，而是具有多重意義的可能性。因而，對文本的解讀應該是多樣的，即便是對同一個文本，不同的讀者也可以做出完全不同的解讀。“作者之死”（28），也就意味著讀者的誕生。按照喬伊斯·阿普爾比等人的歸納，後現代主義者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挑戰“知識的客觀性和語言的穩定性”（29）。後現代主義以一種極端相對主義和反實在論的立場，否認語言對實在的再現性與指涉性，進而否認事物的真實性和客觀性，走上了“語言決定論”的道路。
　　 從後現代主義在西方學術界蔓延的路徑來看，它經歷了一個由表及裏、由點及面的過程。從最初對建築結構的反感，發展到對西方認識論的質疑，漸及對主客二元對立和精神物質對立的解構，再到對語言的確定性及客觀實在性的顛覆，然後走向文學批評，最後才由文入史。顯然，歷史學是滯後的。這與歷史學的學科特性密切相關。“在歷史學領域，這場爭論出現的時間較晚。大部分是因為較之其他學科，歷史學看起來更加依賴於翔實而確切的個案材料來得出最終的結論。”（30）再加之歷史是西方近代文明“呈現”的最主要途徑，因而，歷史學成了抵抗後現代主義的最後據點。
　　 對於社會科學而言，後現代主義誌不在修正或取代前身，而是要全盤否定該門學科存在的根由。被英國傳統史學巨擘埃爾頓（G.R.Elton）稱為“理論販子”的後現代主義者競相宣布：“藝術之死”、“文學之死”、“哲學之死”，史學雖一時負隅頑抗，但終究難逃厄運。福柯的《知識考古學》被認為“敲響了歷史的喪鐘”（31），甚至招致了“歷史殺手”的惡名。20世紀60年代末，在海登·懷特的引導下，後現代主義開始通過敘述主義歷史哲學進入史學領域，從對史學理論的滲入開始，逐漸波及到具體歷史事件的研究實踐。
　　 後現代主義對歷史學的挑戰集中體現在對西方現代歷史編纂學的理論和實踐及其闡發的重要歷史觀念的批判，以及對歷史主觀性的強調，沖擊了現代史學賴以存在的主要基礎。
　　 西方現代歷史編纂學的基本歷史觀源於啟蒙運動時期的科學主義和理性主義。在啟蒙思想家眼裏，歷史的演變不但是一個直線發展、有始有終、不斷進步、合乎理性的過程，而且該過程本身還呈現出內在的一致性（coherence）。歷史學家的任務就是要像自然科學家解釋世界一樣揭示歷史發展的普遍規律，用以解釋歷史的進化。由於有了這樣的預設，目的論（teleology）便成了歷史敘述的切入點。由於過去被視為現在的原因，現在則是過去的結果，因果關系也隨之成了研究歷史的主要內容。後現代主義對這種目的論進行了有效的批判和解構，指出時間是斷裂的、不連續的，歷史也並非以直線形式展現，而是變化無常、混亂和中斷的，沒有起源，也沒有終點，更不會在進展過程中逐漸揭示出真實。所以，後現代主義者主張擯棄目的論的“現代化敘事”，將其碎片化，並重新加以拼貼，以便破除強加於歷史現象之上的各種“本質性”規定。
　　 同時，後現代主義認為，現代史學以科學理性、線性進步觀為主要特征的思維模式和以民族國家史為主的宏大敘事，強調了歷史發展的普遍性、一致性以及東方與西方、先進與落後、中心與邊緣的二元對立，使西方成了先進文化的代表和歷史唯一的主角，西方社會的發展模式也成了歷史發展的唯一範本，抹殺了歷史的差異性、多樣性，忽視了歷史進程中不同文化之間的相互作用。正如後殖民研究主將迪皮什·查克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指出的那樣，“西方之外的這些社會永遠被滯留在‘歷史的候車室’裏”（32），他們排著隊，等待著搭上西方這趟開往現代社會的列車。實際上，對現代主義歷史思維和敘事模式的否定，也就是對西方近代文化優越性的否定，不應將非西方文化簡單地視為西方文化的延伸。在這一方面，後現代主義雖不是始作俑者，但它旨在突破中心和精英的局限，強調從以民族、國家為主的宏大敘事轉向對地方性知識的研究，從中心視角轉向對歷史的多元理解，是西方學者從西方文化內部對西方中心意識形態的有力一擊，具有顛覆意義。
由於受社會科學領域“語言學轉向”和後現代主義的影響，從20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經過巴特、福柯、德裏達、海登·懷特、安克斯密特和凱爾納等人的努力，歷史學研究逐漸從對實證主義的考察轉向了對語言學的辨析，開始關註語言與歷史以及歷史解釋之間的復雜關系，促成了一場歷史學研究的“語言學轉向”。這一轉向的實質就在於拋棄了以往“科學的”或“客觀的”歷史研究範式，而把重心放在對歷史語言的研究上，“通過對歷史著述的話語分析來展示歷史的文本性、敘事性和修辭性，並由此將它們歸結為一種文學制品或想象之物”（33）。由於賦予了想象、虛構以合法性地位，史實的客觀性和可知的過去均變成過眼煙雲，史料不再映照和指涉過去，歷史也變成了符號的遊戲。正如哈貝馬斯所言：“語言學的轉向是迄今為止發生的最深刻、最激進的範式轉換。由於這一轉換，自古希臘時代以來的人文科學的基礎遭到了嚴重懷疑，人們把握世界的方式發生了根本變化。”（34）歷史學也因之而產生了深刻的變革。
　　 後現代主義對歷史主觀性的強調也是其備受矚目但又備受爭議的一大特點。在我看來，後現代主義對歷史主觀性的強調，集中體現在其相對主義的歷史哲學中。在歷史本體論上，後現代主義認為歷史認識的客體（史實、史料）不是獨立於認識者之外的實體，而是由語言和推論的實踐所構建出來的“文本”。海登·懷特就把歷史看作“以敘事散文話語為形式的語言結構”（35）。福柯認為，所謂的歷史，也是由人們“這樣說”或“那樣說”所決定的，不存在真實的歷史，正是由於語言反復的被言說，才構成了歷史的“真實”。德裏達也坦言，歷史永遠被語言所掩蓋，對於歷史研究而言，除了依靠殘留的文本以外，並無過去的實跡可以依傍。因而，歷史學家應該通過解構文本來揭示過去社會中的內在運作與結構。歷史研究最終就是要研究語言。由此，後現代史學呈現出了一種“語言迷戀”（linguistic obsession）或“文本崇拜”（the fetishism of text）的傾向，也否定了史實和史料的客觀性與真實性，動搖了歷史學賴以存在的堅實基礎。這對於歷史學而言，不啻是“石破天驚”。
　　 在歷史認識論上，後現代主義對史料與史實、歷史知識與歷史事實之間的關系提出了強烈的質疑。在後現代主義者看來，史料與史實只是不同的文本，因而，歷史學和歷史之間也並不是主體與客體的關系，而是文本之間的關系。人們不可能通過檢驗史料來判斷史實的真假。“事實上，從這一點上來看，後現代主義者發動了歷史認識論的根本革命。原來糾纏不清的歷史客觀性、主體與客觀的關系等問題，都一概被撇開了，變得毫無意義、毫不相關了。”（36）由於語言成了擋在真實面前不可逾越的障礙，因此，歷史知識並非來源於歷史事實，而是來源於當下的歷史陳述、話語和文本。由於文本的含義具有不確定性，這使得人們對文本的解讀也只具有相對價值。從而，歷史知識也沒有固定的內涵，史學與文學、事實與虛構沒有本質差別。比如，海登·懷特在《元史學》和《話語的比喻》兩部理論著作中，就試圖建立起一種比喻理論，以此消除歷史與文學之間的界限，並在歷史與想象、真實與虛構之間建立起合理的聯系。這樣一來，後現代主義完全切斷了歷史知識和過去實在的聯系，從而消解了歷史學的學科性質。
　　 在史學方法論上，後現代主義認為歷史在本質上就是一種語言的闡釋，突出強調了歷史學家主體性的發揮和對語言模式以及文學修辭方法的運用。在後現代主義者看來，“人們通過語言所作出的任何解釋都只是解釋者通過語言進行的一種‘建構’”（37）。歷史學家使用語言所描述出的歷史不再是真實的歷史，而僅僅是“一種修辭戰略”。歷史學家需要通過語言模式的運用和“情節設置”（emplotment）來增加故事的生動性。海登·懷特認為，歷史文本有一個潛在的、詩性的深層結構，歷史撰述從根本上離不開想象，歷史敘述和歷史文本都帶有虛構成分，具有文學的品質，被語境和修辭決定。因而，歷史學家也就無需寫出符合文本本意的“真正的歷史”或“正確的歷史”，而只能按自己的偏好選擇相應的“寫史模式”。他在《元史學》一書中，把19世紀的四位歷史學家和四位歷史哲學家分別納入了他所認為的構成歷史解釋基礎的四種寫史模式中，打破了以往的如實編排史料這樣的歷史解釋範式和方法，突出強調了歷史學家的主體性和對語言模式的運用這樣一種並非客觀真實的研究方法。
　　 可見，後現代主義正是力圖在全面挑戰西方現代歷史編撰學的基礎上，動搖歷史學的科學基礎，顛覆西方自啟蒙以來建立起來的歷史觀念，並通過對歷史主觀性的強調，消解歷史學的學科性質，否定歷史學存在的理由。可以說，後現代主義是迄今以來史學所面臨的一次最為嚴重的沖擊和挑戰。
　　 雖然後現代主義長期置身於風口浪尖，學術界對其爭論也從未停止，但其對史學的影響已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不少史學家已開始將後現代取向落實到歷史研究的具體層面。何偉亞的《懷柔遠人》一書就正是從後現代角度重新詮釋了1793年英國馬嘎爾尼使團的訪華事件，被稱為“後現代主義的批判性產物”（38），也被視為後現代史學實踐的典範。其對現代主義闡釋模式的解構，對歷史認識相對性的強調以及顛覆性的結論，展現了後現代史學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時也暴露了存在的問題，我們不妨以此為案例，進一步剖析和反思後現代史學。
　　
　　 三 何偉亞的後現代史學實踐
　　
　　 何偉亞的後現代史學實踐，在我看來，就集中體現在《懷柔遠人》一書的後現代取向上。若要論及其後現代主義歷史觀和方法論的利弊，還得從該書所論述的主題談起。
　　 1793年9月14日，乾隆在熱河行宮接見了馬嘎爾尼使團，但在接見前卻發生了一場眾說紛紜的禮儀之爭。清政府將英國視同所有其他朝貢國，要求馬嘎爾尼使團行三跪九叩之禮，而馬嘎爾尼則要求用覲見英王的禮儀，行單腿下跪和吻手禮。雙方僵持不下，最終誰都沒能如願，以英國使團行單腿下跪之禮草草收場。為此，乾隆很是不快，以致馬嘎爾尼使團希望與清廷談判，改變現行的貿易制度、擴大通商、建立經常的外交聯系等目的都沒有實現，使團以失敗而告終。這樣一個在近代中英對外交往中看似微觀而普通的事件，卻意外地引起了西方史家特別是美國漢學家的密切關註。長期以來，在海外漢學家的種種詮釋下，該事件被賦予了遠超出其本身價值的巨大歷史意義，被看作是影響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並被置於鴉片戰爭及其之後的眾多中外沖突和不平等條約中聯系起來考察。
　　
　　 1.關於馬嘎爾尼使華的現代性闡釋模式
　　 正如書名所示，“懷柔遠人”（39）這一習語所指稱的觀念構成了海外漢學界（特別是美國）研究近代中國對外關系的大背景，並以此為基礎形成了“結構—功能體系理論”、“對禮儀的社會科學研究方法”以及“華夏中心主義觀”三項與中國研究相關的西方流行理論。而集三者之大成的就是以費正清為代表的用“朝貢體系（40）”模式（“沖擊—回應”模式）來解釋“中國之世界秩序”的系統觀念。
　　 長期以來，“朝貢體系”模式對這場禮儀之爭的解釋得到了西方漢學界和中國學者的公認。首先，費正清將這一事件定性為帝國主義擴張中的大英帝國與閉關自守、傲慢且自視為世界中心的中國相遇，並因文化誤解而引起的文化沖突，其實質是優越而先進的文明與落後而低劣的文明之間的撞擊。其次，費正清將中國在這場禮儀沖突中不能成功應對的原因歸結為中國對“朝貢制度”的執著，認為，正是“朝貢制度”滋生了中華帝國的“優越感”，從而產生了諸如華夏中心主義等一系列的觀念，把使團當作“夷”而非“客”，也正是這種“朝貢制度”阻礙了西方先進文明和現代性的輸入。再次，費正清對“賓禮”（41）在這一事件中所起的作用進行了分析，認為清政府的“賓禮”其主要作用就是為了宣泄天朝的這種“優越感”。可見，這一模式將關註的重點放在了“文化”上，即以中國的文化傳統來解釋中國為什麽不能成功應對西方輸入的現代性，而這體現在清英18世紀的外交上就是一種中西方之間的文化沖突。換言之，“沖突發生的原因並不在於西方擴張性的資本主義所具有的任何內在的特點，而是在於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不可避免的沖撞，或是文化誤讀可想而知的後果”。由此，“中國的文化主義被置於與西方的現代性相抗爭的地位，而且恰恰是由於這種文化主義僵硬的特點，它無法創造性地回應西方。於是，在某一方面曾經解釋了中華文明經久不衰之生命力的層面，在另一方面卻又成為防止中國在現代化的條件下發生變革的主要障礙”（42）
　　 顯然，這是一種蘊含目的論的“現代化敘事”，事先預設了一條歷史發展的單線進化的道路，即由傳統走向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社會被假定為一個動態的近代社會，而中國社會則是一個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傳統社會，缺乏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只有經過西方的沖擊，中國傳統社會才有可能擺脫困境，獲得發展。在這種邏輯之下，西方社會儼然成為現代文明的創造者和傳播者，英國使團就正是帶著這樣一種居高臨下的“拯救”意識和“文明開化”的使命感來到中國，但不料卻遭遇了根植於中國文化傳統的朝貢體制的阻礙。“馬嘎爾尼試圖沖決朝貢體制的文化壁壘時表現出來的無能為力，解釋了為什麽他的使團不能打開中國的大門，使中國與西方進行更廣泛的交往，也解釋了為什麽中西之間的關系在隨後的一個世紀充滿了矛盾與沖突。”（43）因而，在這種完全不平等的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沖擊與回應”的闡釋模式下，停滯的中國傳統社會的本質變化只能來自外部因素，而中國的文化傳統又成了導致中國不能成功應對西方輸入的現代性的根源，阻礙了理性資本主義在中國興起。由此，晚清皇朝不但必須承擔其自身走向崩潰的責任，而且也得對西方船堅炮利的對華政策負責。可見，這種“現代化敘事”不僅給“西方的‘文明使命’及其‘拯救’苦難土著的基督情懷罩上了一層神聖的光環”（44），也為其日後侵略行為提供了正當性、合理性的理由。這種理論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流行於學界。何偉亞的《懷柔遠人》所體現出來的新見，不致讓舊說陳陳相因，對於學術的推進，意義非凡。
　　
　　 2.《懷柔遠人》的後現代取向
　　 何偉亞針對這種極具偏見的“現代主義”觀念對中英禮儀沖突問題乃至整個史學研究領域的影響，提出了明顯帶有後現代主義印記的歷史觀，“試圖把研究的場景移出受現代主義意識形態熏染過久的整體認識框架，而力圖站在當事人的立場發言，或傾聽他們的聲音，把個人的現代性經驗放在歷史的具體場景中重新加以驗證”（45），以矯正上述這種現代主義史學的影響。
　　 《懷柔遠人》一書的後現代取向，在我看來，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對現代主義闡釋模式的解構。
　　 正如羅誌田先生所言，何偉亞首先要做的就是“解構史學重構”（46）。他明確地向以費正清為代表的“朝貢體系”模式的文化沖突理論進行挑戰，反對將1793年英國馬嘎爾尼使團訪華的事件描述為閉關自守的中國與帝國擴張中的英國之間的一場不可避免的文化沖突，而將這場禮儀沖突視為中英兩個擴張性殖民帝國政治交鋒的結果，其實質是英國的“主權平等”外交觀與清朝的“差序包容”天下觀的碰撞（47）。為此，何偉亞在書中分別從中英兩條敘事線索出發探討馬嘎爾尼使團訪華的經過，並以清代的“賓禮”為基礎，將18世紀的清王朝建構為一個“多主制”的帝國，認為，清王朝並沒有僵硬不化地堅持天朝心態，而是接受並承認以滿清皇室為最高君主的多元領導。清政府的“賓禮”也並非為了宣泄天朝的“優越感”，而是為實現“多主制”的一種審慎而靈活的對外交往的手段和方式。清朝宮廷官員在禮儀程序組織上的不當才是導致英國使臣失敗的原因。在他看來，費正清等現代學者都陷入了賽義德所稱的“東方主義”的理論框架，將東方按照西方人的想象加以描繪，實際上體現出的是一種殖民主義的價值觀。因而，對於當代歷史編纂而言，史觀的突破成為了必然。
20世紀80年代，柯文（Paul A.Cohen）開始公開批評戰後美國中國史研究的傳統和種族主義偏見，試圖擺脫“西方中心觀”的影響，努力建立一種“中國中心觀”（China-centered Approach）的研究取向，即從中國社會的內部因素出發考察中國歷史發展變化產生的根源，“而不是把它看成西方歷史之實際或理論上的延續”（48）。然而，何偉亞也表達了對柯文“中國中心觀”的不滿，盡管柯文單方面認為何偉亞的這一著作是“最純正的‘中國中心’式的研究”（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