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傑:火與冰·第三輯 夜路冥想 (一)

失落的“五四”

周末去大講堂看電影《精武英雄》。依然是李連傑精美絕倫的武打動作,這次
的打擊對象成了蜂擁而上的日本武士。當大群大群的日本人倒在英姿勃發的李連傑
腳下時,電影院裏發出震耳欲聾的掌聲。這掌聲是真誠而熱烈的,正因為它的真誠
和熱烈。正因為它在北大響起,我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在一陣接一陣的掌聲
中,我突然感到一種透骨的悲涼。作為中國最精明的一群的北大人,在一種浪漫的
民族主義情緒中鼓掌,掌聲之外,還有些什麽呢?

於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五四”,很自然地下了這樣一個悲觀的結論:“五
四”

的內核已經在我們手裏失落了。今年“五四”,報紙上又是老調重彈“弘揚五
四愛國主義傳統”。其實,這種弘揚是一種遮蔽。周策縱先生在《“五四”運動史》
中寫道:“20年代中葉以後,兩大黨團本身也逐漸被少數領導者所控制和操縱,各
自依照自己的影子、思想模式和本身的利益來解釋‘五四’運動,以便於奪取政權,
支持和維持他們的統治地位和權威。於是‘五四’運動對自由、民主、科學、人權
的熱烈號召,對權威壓迫的強烈抗議精神,就逐步給掩蓋抹殺了。”我身處“五四”
發源地的北大,亦有這種痛切的感覺。“五四”已經退卻成一道遙遠的背景,我們
談論“五四”,憧憬“五四”,卻並不知道“五四”為何物。

胡適的老師,美國學者杜威恰好在“五四”高潮時來到中國,他幾乎目睹了
“五四”

運動的全過程。作為一名在民主社會生活的自由主義學者,杜威看“五四”反
倒比許多當事人來得真切。他很少這樣熱情地稱贊一個異國的學生運動:“他們要
以學生的身份獨立采取行動。想想我們國內14歲以上的孩子,有誰思考國家的命運?
而中國學生負起一個大清除的政治改革運動的領導責任,並且使商人和各界人士感
到慚愧而加入他們的運動。這實在是一個了不起的國家。”在沸騰的學運及一系列
戲劇性的事件背後,杜威還發現當時學生撰寫的文章中已有了某些新的特質:“第
一特點是有很多問號;其次要求完全自由地回答這些問題。在一個思想信仰一度被
正統約束成教條和自滿自足的國家裏,這種討論問題的狂熱是一個新時代來臨的預
兆。”當許多當事者尚不清楚“五四”

的歷史地位時,杜威已經明晰地看到了“五四”是現代中國變革的關鍵,它為
中國的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和思想各方面,都提供了或認同了許多新的因素。

愛國主義是“五四”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但絕不是全部。周策縱先生認為:
“‘五四’的真精神不僅是單純的愛國主義,而是基於民意至上,民權至上和思想
覺醒的信念。”在“五四”時期,這兩種精神是水乳交融,互為因果的狀態。然而,
20年代之後,隨著現實政治鬥爭的白熱化,兩者產生了越來越大的裂隙,政治集團
為了實現意識形態的一元化,往往需要高漲“愛國主義”的旗幟,誘惑深受儒家
“先天下之憂而憂”

傳統浸染的知識者參與其中。在整合社會思想的同時,“德先生”自然是眼中
釘、肉中刺。“愛國主義”對這個世紀的中國人來說是個極其神聖的字眼,誰敢對
它發生疑問,誰就與“五四”中舉國聲討的營、章、陸三個賣國賊無異。因此,
“愛國主義”使一切不合理都變得合理了,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白魯詢就
尖銳地批評說,中國知識分子最大的毛病就是偽“愛國主義”,在其名義下盲從家
長,崇拜權威,思想有許多條條框框,不敢越雷池半步。如此尖刻的批評,我們不
得不承認是事實。


胡適晚年曾說,“五四”運動偏離了新文化運動的初衷。他這裏所指的“五四”,
正是從被改寫的“五四”的意義上來說的。新文化運動及其高潮的“五四”運動裏,
新興知識分子不僅公開主張需要介紹西方科學技術、法律及政治制度,而且也宣稱,
中國的倫理觀念、哲學、自然科學、社會學說和社會制度,都應該徹底重估,參考
西方的這些部門,重新創造。這已經完全不同於前些時候鼓吹的那種有心無意的改
革,或者局部改良,它是一種廣泛的熱烈的企圖,要推翻那個停滯不前的舊傳統的
基本因素,而以一種全新的文化來取代它。吉田茂在《激蕩的百年史》中有一番精
彩的論述:“所謂文明本來就是一個整體,並不能單獨使用它某一部門的科學文明。
例如為了要采用西方的軍艦和武器,就必須建設生產它的造船廠和兵工廠;而為了
能夠有效地發揮造船廠和兵工廠的技術,又必須使構成其基礎的經濟活動順利開展。
於是,這便同以追求利潤為不道德的儒家倫理發生了矛盾。因此,要擁有軍艦就不
能不使該國的文化深受影響。”可見,甲午之敗,中國敗不在軍事,敗在文化。可
惜的是,直至今天,我們還自欺欺人地要以畸形的新加坡為樣板,不得不令人啼笑
皆非。

愛國主義古已有之,並非“五四”獨創Z “五四”獨創的乃是思想多元、政治
民主、表達自由、全盤西化等現代理念。統治者很害怕後者。因此便巧妙地將“五
四”改頭換面,裝飾成舞臺上一個濃妝艷抹的角色,照樣能吸引觀眾好奇的眼光。
北大電影院裏掌聲響起時,除了情緒,別無他物,情緒之外,是思想的空殼。不要
忘了,這部電影產自市場經濟發達的香港,渲染民族主義的目的不過是投合我們迷
狂的“愛國心”,多賺幾個錢而已。時下,有諸多學者談“超越五四”、“走出五
四”,口號倒是很響亮,依我看,“超越”、“走出”還遠遠談不上,現在是老老
實實地坐下來“認識五四”的時候了。

法西斯:未死的幽靈

一、裂縫之中誕生的惡魔

不久前報紙上刊登了一則不起眼的消息:阿根廷陸軍司令承認,軍入政權期間
阿根廷有3 萬多人被殺害。1973年3 月,阿軍人政變推翻庇隆夫人的文人政府,解
散議會,禁止一切政黨活動。不到10年間,軍人政府先後逮捕5 萬名左派人士、進
步知識分子、學生和市民,他們中的大部分在受盡酷刑後,被裝上直升機,分批扔
進浩瀚的大洋。在給他們家庭的通知裏,只有“失蹤”這個最簡單的解釋。

讀到這則報道時,是一個炎熱的夏夜。突然之間我有一種涼入骨髓的感覺。想
想那麻袋中的活人被扔進大海時的場面,那響徹天空與大海之間的慘號仿佛索繞在
我的耳邊,那入水時濺起的水花仿佛也飛濺到了我的臉上。我又想起50年前柏林那
陰沈沈的地堡裏,希特勒向自己的太陽穴開槍的時候,眼光依舊如鷹隼一樣冷酷強
悍。他是以一種心滿意足的而並非絕望的的心態結束自己的生命的,他也許清醒地
意識到:自己雖然死去,但法西斯主義並不像陪葬品一樣消亡。法西斯的幽靈將徘
徊在整個20世紀人類的歷史裏。

我寧願以寬泛的視角,從文化——心理層面來剖析法西斯主義。從中非以吃人
為樂的皇帝博薩卡到拉美文豪阿斯杜裏亞斯筆下的“總統先生”,從斯大林發起的
肅反運動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其內核都與法西斯緊緊相聯。正是在這一系列的歷
史斷裂處,我們看到了人類文明所共通的缺陷與危機。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在
《荒原狼》中寫道,每一個時代,每一種文化,每一種道德風俗與傳統都有自己的
方式,都有與之相適應的溫和與嚴厲,美好與醜陋。只要當兩個時代,兩種文化與
宗教相互交錯的時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來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失去了一切慣例,
一切安全感和純潔無邪。於是,地獄之門就打開了。這裏,黑塞敏銳地預見到法西
斯產生的社會基礎:動蕩時代裏失去根基,失去希望,驚恐交加的人群。

20年代末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將恐怖籠罩在每個德國人的頭上,經濟基礎的
瓦解引發了上層建築的崩潰,文藝復興以來人的神話破滅了,康德那曾被奉為聖經
的名言:“人是一種如此高尚的生物,所以他不能只被當作他人的工具”,現在已
被雨打風吹去。

在風雨飄零、朝不保夕之中,秩序與自由變得無足輕重了。人為的法律最主要
的功能是劃定某種界限,在界限之內建立起人與人溝通的孔道。而在恐懼中孤立的
人誤把“界限”

當作災難的根源建立新的“最高秩序”時,便在選票上虔誠地填上了他的名字
——有什麽比“國家主義”和“社會主義”兩個字眼還要誘人呢?即使是那個時代
的精美人物,如海德格爾、龐德等人也義無反顧地加入這一歷史逆流之中。俄國哲
學家洛斯基痛苦地檢討這段歷史時說:“惡魔不是以魔術來征服人的意誌,而是以
虛構的價值來誘惑人的意誌自覺服從它。”波蘭哲學家柯夫斯基是集中營裏的虎口
余生者,他的體驗更加真切:“惡魔聲稱他們是出於大愛才對你們行惡,他們要解
救你們,給你們提供心靈的幫助,給你們帶來偉大的學說,讓你們靈魂開啟。惡魔
這樣聲稱時,他們並沒有說謊,他們相信自己是天使般的,並早已打算為自己崇高
的事業獻身。”那麽,這種“崇高的事業”

是如何* 呾淆善惡,深入人心的呢?

二、“我”與“你們”的深層結構

季羨林先生在(留德十年)中深情地回憶了20年代在德國的留學生活。那和藹
可親、關懷備至的房東太太,那機靈活潑又帶幾分憂郁的德國同學,那一絲不茍做
學問,把東方青年視若己出的老教授……人們是那樣地善良、聰明、彬彬有禮、溫
文爾雅。於是,一個最大的悻論產生了:為什麽具有高度哲學、科學和藝術修養的
德意誌民族會被納粹組織成一架瘋狂的殺人機器?為什麽平時愛好文學與音樂的市
民面對慘絕人寰的種族滅絕的悲劇,居然會無動於衷,甚至助紂為虐?

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曾在惡劣的環境中保護猶太血統的妻子,因而被解除教
職,逐出大學,差點付出生命代價。然而,正是他第一個開始深刻的懺悔。1945年
底,在一片廢墟與墓碑之間,雅斯貝爾斯發表了《德國人的罪責問題》。他指出,
除了負有法律上罪責的戰犯以外,全民族中所有沒有公開反對納粹的人都不可推卸
地負有政治上、道德上和本體上三個層次的罪責。因為罪責是全民性的,對它的懲
罰也是全民性的。這種懺悔已經不僅僅是懺悔了,雅斯貝爾斯將鐵鍬深深地挖向法
西斯主義盤根錯節的根系。

希特勒在一次對閃電部隊的講演中,有一句流傳甚廣卻未被深入剖析的名言:
“你們所有的一切透過我的存在而存在;我所有的一切也透過你們的存在而存在。”
這裏,“我”與“你們”似乎水乳交融,獨裁似乎是一種比民生更民主的制度。美
國學者* 特蘭認為,極權主義的統治者認為最理想的子民並不是真心信服自己觀念
的人士,而是喪失分辨力,匍伏在觀念腳下的民眾。有一部德國影片裏,集中營的
司令它原來是個整天樂呵呵的啤酒商人,他在公務閑暇還自得其樂地教小女兒制作
植物標本。然而,一入集中營他便面若冰霜,動輒處死戰俘。兩種截然不同的面目
是如何統一於一人身上的呢?

我們也許覺得難於理解,但法西斯主義輕而易舉地將兩者結合得天衣無縫。法
西斯主義認為,全權專政具有歷史及存在的合理性,具有合乎規律的價值根據,他
們代表著某種總體的權益,例如德意誌民族的振興、大同烏托邦的實現等等。他們
通過恐怖的形式將歷史或自然的力裏透過人類,而自由自在地運行。因此,有罪與
無罪、善良與殘暴這類名詞變得沒有意義:所謂有罪就是指阻礙自然或歷史過程的
行為,犯有這種罪行的人被控訴為不適合生存的個體、低劣的民族、墮落的階級,
驅逐與消滅他們是自然而然的方。

法西斯主義就這樣巧妙地完成了對人的精神的整合。

美國作家蘇珊娜曾經研究法西斯的美學,她透過希特勒大閱兵的記錄片、歐洲
修剪整齊的宮廷園藝、斯大林紅場上的群眾集會、日本三島由紀夫和伊朗霍梅尼的
個人裝束等等,看到了人們動靈深處強烈的生命欲求和對神秘主義的向往。“法西
斯主義代表了今天混在別種名目F 的理想:以生命為藝術、迷信美、盲目尊崇勇、
丟棄理智、隱身群眾消解疏離。這些理想顯得生機勃勃,無限動人。”而西班牙作
家奧德加則針對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挖掘民族的劣根性:“西班牙是一個一百
年以來就生活在治理與服從之間良心敗壞的國家。”這種中世紀以來形成的波希米
亞式的遊民風格,正為法西斯的崛起提供了現成的無政府狀態。推展開去,這也正
是拉美極權主義的淵源。由此可見,法西斯主義是現代社會隱藏甚深的一大惡疾。

三、記憶與忘卻

北大放映《辛德勒名單》時,近二千人的大影院自始至終鴉雀無聲,異國的恐
怖異國的災難異國的悲劇深深地打動了學子們的心。在慣於用掌聲、笑聲、噓聲、
哈喝聲來表達自己情感的北大,極少有哪部電影是在如此靜穆的氛圍中放映完畢的。
在放映《活著》時,北大學生對影片中一個接一個喜劇性的場面:大煉鋼鐵時沸騰
的村莊、用來作訂婚禮物的紅寶書,婚禮上對毛主席像的鞠躬,大食堂裏狼吞虎咽
的農民……時而引起哄堂大笑,時而引起掌聲如雷,觀眾比看周星馳的喜劇還要開
心。我無意責怪以商業為準繩的張藝謀或影院裏年輕的觀眾們,也不想用時髦的理
論來分析這種現象。面對悲喜劇的錯位,我不寒而栗了。

樂黛雲教授說過,一位德國學者想與她合著一本比較納粹與文革的書,回答這
麽一個問題:為什麽在短短的30年之間,東西方兩大最優秀的民族會發生同樣令人
發指的暴行?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個願望未能實現。回憶是艱難的,在回憶中
懺悔與反省則更為艱難。蘇聯女詩人阿赫瑪多娃在《悲歌》中寫道,“可怕的葉諾
夫時代裏,我在列寧格勒的監獄中渡過了17個月,某人認出了我:”你能說明這些
嗎月我說:“我可以!‘她那往昔曾為面孔的臉上掠過一個似笑非笑的表情。”顯
然,對方對阿赫瑪多娃描述歷史真實的信念持強烈的懷疑態度。但是,俄羅斯畢竟
有了《日瓦戈醫生》、《古拉格群島》,面對文革我們有什麽呢?在張賢亮、王蒙
這代親歷者自傳性的作品裏,文革僅僅成為他們品格的試金石,他們以受難者的身
份沾沾自喜,災難像日蝕一樣,一旦過去,他們便信心百倍地踏上紅地毯。風靡一
時的《柳色黃昏》處處是暴戾和血腥之氣。一個曾經用皮帶上的銅扣抽打白發蒼蒼
的老教授的紅衛兵這樣為自己辯解:“我要說,在紅衛兵一代人身上發生的很多事
情,其動機其潛力完全是正常的乃至美好的。我們追隨毛澤東的最根本原因畢竟不
是醜陋,不是私利,更不是恐怖。一個紅衛兵的忠誠和英雄的靈魂,其外在表現為
愚昧、盲從、打架、兇暴,可是他內心中是正義的烈火、友誼的信念,斯巴達克的
靈魂是壯美的境界和不屈不撓的追求。”如此混淆目的倫理與實踐倫理的自白居然
獲得了滿堂喝彩,巴金所倡導的“全民共懺悔”至今沒幾個人跟上。沒有對自身法
西斯毒素的清理,當人們在現實中產生困惑與不滿時,文革的慘劇完全有可能以理
想和激情的方式重演。福柯不愧為當代危機的最高明的診斷者,他一針見血地指出:
“希特勒和墨索裏尼曾經有效地動員和利用了群眾欲望的法西斯主義,存在於我們
所有人中;司。存在於我們頭腦和日常行為中的法西斯主義,是使我們愛慕權力,
渴望被支配和被壓迫的法西斯主義。”30年代,面臨日寇瘋狂進攻,民心全面潰散
的局勢,錢瑞升、蔣廷故等學者向蔣介石鼓吹“法西斯救國論”;而面臨世紀交替
的今天,一些學術刊物又開始討論“新權威主義”,我們是否應該有某種警覺呢?

二戰勝利50周年了,今天的世界並非盡善盡美。南斯拉夫出現了對峙雙方殺害
戰俘的暴行;索馬裏、盧旺達,難民的生命更是賤如草芥輕若鴻毛;在中國南方某
個開放城市的街頭,因為小小的降擦,一名大學生光天化日之下被父子三人活活打
死……在歷史的回音壁旁邊,我們聽到了希魔猙獰的笑聲。法西斯的幽靈,依舊徘
徊在我們這個太平盛世裏。

除了理性與良心之外,我們還需要什麽?面對“真理”與“正義”的旗幟,我
們該作怎樣的選擇?在核時代的陰影下,每一種選擇都將波及“人類是否能繼續存
在”這一並非聳人聽聞的話題。我們有權主宰自己,在歷史與未來之間,恐怖或自
由的生活,都將由我們一手創造。我們應當記住——昨天。

烏托邦

烏托邦,如同一面偉大的哈哈鏡,落地後摔成一堆無法復原的碎片。每個碎片
裏,照出的都是我們變形的面目。

然而理想者依舊。

真正的理想者站在懸崖邊,只有懸崖才適宜於眺望,而眺望是理想者固有的姿
態。

理想是一種個人化的品德,理想拒絕“主義”,因而理想者與“理想主義”格
格不入。

“理想主義”是敗壞理想尊嚴的惡魔,理想的主義化便意味著理想的死亡。
“理想主義”

帶來統一和規範,故“理想主義者”多矣,每個納粹黨徒,每個契卡成員,每
個紅衛兵都是不折不扣的理想主義者,他們用最卑劣的方式創造著“美好”。“理
想”則帶來自由與獨立,故“理想者”少矣,誰能在驚濤駭浪中讓自己成為一座屹
然不動的孤島呢?

又有誰能在時代的分崩離析,個人的窮途末路中拒絕黑暗的來臨?

首先想起的是齊克果。首先想起的是這位身材矮小、背有點駝、面孔白皙而消
瘦的丹麥人。在哥本哈根狹長的街道上,每天都有一群惡作劇的小孩跟在他後面大
喊:“瘋子,瘋子!”而他迎著苦澀的海風往前走,恍若未聞。齊克果把自己看作
一棵自我封閉的楓樹,“處在除了我以外任何一個人都把事情說得比較容易的時代,
我的任務就是要把某件一事說得比較艱難。”為了尋求自基督受難以後這個世界就
不曾有過的“大愛”,為了克服現代社會人類普遍承受的“不安”的感受,他解除
了與心愛的未婚妻的婚約,放棄世俗生活中的一切幸福。那是一個謊言根深蒂固的
時代,也是一個理想幽暗難明的時代,齊克果卻認為,一個人只有在精神生活中才
有希望發現他的生活是有意義的;否則,他就會繼續淹沒在理智生活與道德生活的
貧乏和虛偽之中。他在靈魂深處忍受著難以形容的痛苦,絕望他與世界以及一切屬
於世界之物斷絕關系。齊克果悲慘而不朽的一生說明了凡是理想都要忍受痛苦,都
要被嘲弄,都要被貶抑。“我是自己的懺悔者”,他的懺悔卻打動了千千萬萬異時
異地的理想者的心靈。;就“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和理解生活”這個意義而言,理想
者等同於瘋子;就“從相同的位置探究和反省生活”這個意義而言,理想者等同於
懺悔老。

理想是逃避現實,是反抗現實,亦是創造現實。因為理想與現實既相沖突又相
依存,所以我們有兩種選擇:或者是現實將理想粉碎之後回歸平凡庸俗的人生,或
者是理想將現實升華之後變成新的現實。前者易如反掌,後者卻難於上青天。

貴為俄羅斯帝國伯爵的托爾斯泰,穿了幾十年的燁水鞋與褐布衣,嘗遍農奴的
艱難困苦。然而,府哪裏伯爵夫人卻天天操辦著豪華奢侈的筵席與舞會。在雙重生
活中煎熬的托翁1890年開.始創作(光在黑暗中發亮),這是他晚年最矛盾的作品。
他沒有為主人公找到解決矛盾的辦法,這部作品也就始終沒有完成。1910年10月末,
風蝕殘年的托翁毅然決定離家出走,這並不是一個孩子氣的決定,正如托爾斯泰自
己所說:“現在只剩下最後一件江,也是最困難的一件事,臨死之前像一頭野獸似
的及時爬回那叢莽中去。

因為死在家裏,就象我活著時一樣,是完全不合我的心意的。我已經83歲了,
可是始終沒有找到使自己完全擺脫世俗的力量。“10月28日,一輛馬車在黎明前的
黑夜中遠遠駛去,前面是茫茫蒼天。3 天之後,這位曾代表俄羅斯良心的老人因患
肺炎不得不在阿斯塔波沃火車站下車。在這個小站站長簡陋的木頭屋子裏,在一張
臨時拼湊起來的小床上,在窗外無數旅客哀痛的目光下,11月7 日清晨老人與世長
辭。關於托翁的出走,歷史上有種種捕風捉影的說法。我贊同茨威格的說法:”這
種沒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後命運無損於托爾斯泰的偉大。如果他不為我們這些人去
受難,那麽列夫·托爾斯泰也就永遠不可能像今天這樣屬於全人類。“

堂·吉珂德要成為他那個時代的理想者,面對的是一個巨大的風車。托爾斯泰
則要艱難得多,他面對的是從他的妻小到他的國家的巨大壓力。而在制度化的周世
紀,理想者的艱難與危機顯得更加嚴重。

在極度物質化的美國,索爾·貝婁是一位極為奇特的知識分子,面對“千千萬
萬正在枯萎的靈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吃了睡,睡了吃”,他仍然堅持“人類
必須恢復它的想象力,恢復活生生的思想和真正的生活”。在《晃來晃去的人》中,
主人公約瑟夫長時期生活在混亂不堪的世界裏,不停地尋找內在穩固的生存支點。
在《赫索格》中主人公是一個崇尚理性的猶太知識分子。他不停地寫信,一會兒給
古人寫信,一會兒給今人寫信,一會兒寫給總統,一會兒寫給故去的父親。他不斷
地進行自我選擇、自我創造,一生都在追求,卻始終無法擺脫世俗世界的影響與支
配。幾乎在貝婁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有這樣一個理想者的形象。對於現實,貝婁是
悲觀的:“幾十年來,在世界各地,居一政府最高地位的,已經看不到真正稱得起
人的人了。……在這自由的世界裏,我們沒有挨餓,我們也沒有受到警察的糾纏,
沒有因為我們的思想而被關到瘋人院去。既然我們如此得天獨厚,那就應當系統地
闡述人類所遭遇到的新問題。然而,與此相反,人們正在喪失一切關於個人的生活,
剩下的唯有嘲弄、憎惡和膩煩。”盡管如此,作為一名理想者,貝婁依然沒有放棄
他的理想,“宇宙間可能有一些真理,它們畢竟是我們的朋友”。有些東西確實在
四分五裂,但這一過程也正是我們必然經歷的精煉的過程,重要的並不是找得到或
找不到人生支點的問題,也不是能夠或不能夠實現理想的問題;而是在追求理想與
價值的過程中,人的孜孜以求、百折不撓的精神,這一切恰恰捍衛了人的尊嚴,申
明了人存在的意義。

對於一切高度制度化的社會來說,理想者都是有病的,他們無法和諧地與自己
周圍的一切相處。真正的理想者是如此罕見,以致於藝術村裏盯著美元流唾液的畫
家們與校園裏摟著女友嚷痛苦的詩人們也堂而皇之地以理想者自居。塑料花比真花
還要美麗,這已是人們慣有的感受。當修補處女膜變成醫院掙大錢的生意時,還談
“理想”未免顯得不倫不類。然而,我平靜地走在理想者應當走的道路上。我避免
用“理想”去攻擊我所告別的人群,因為“理想”只用來打擊自己過於脆弱的心房。
我也避免用“理想”去拯救我所疏離的生活,因為“理想”只用來拯救自己過於躁
動的靈魂。

能不能成為一個真正的理想者呢?我不知道。行囊裏,有一部書——羅曼·羅
蘭的《約翰·克利斯朵夫》。

向“牛筋”一樣的牛津致敬

1996年11月5 日,牛津大學各學院的學監們以259 票對214 票的表決結果,否
決了沙特阿拉伯億萬富翁瓦菲支·塞義德的提議。後者建議向牛津捐款340 萬美元,
讓牛津建立一所“世界級的工商管理學院”。

這似乎是天方夜譚。哪有拒絕送上門來的捐款的道理,牛津究竟是富得流油還
是瘋了?然而.牛津人白有牛津AM%x A 津人認為,教育是讓學生對公眾服務,而
不是對賺錢有所準備。他們擔心,上商教育無非是講授如何在6 個月內賺取50萬美
元。所以,核監們決定:“有著古老傳統的牛津大學應該遠離沾滿銅臭味的工商教
育”。

塞義德對牛津的決定達‘系不解,新聞界也有指責中津“保守”的,但牛津人
則認為:這一決定是“牛津大學歷史價值觀念的勝利”。在某些問題上,牛津確實
像固執堅韌的“老牛筋”,決不作半點退讓。現在,連某些非洲國家剛建立的大學
也設廠規模龐大的工商管理學院,但有著千年歷史的牛津,卻依然不為所動,將
“花裏胡哨”的工商管理學院拒之*J 外。在牛津,人們說得最多的一句話是:
“’What do you think ?”

他們把思想創見看得最為重要。這裏產生過星光燦爛的、影響世界歷史進程的
大學者:托馬斯·咋爾在這裏寫《烏托邦》、亞當·斯密在這裏寫《持富論》、艾
略特在這裏寫《驚原》、湯恩比在這裏寫《歷史研究》……

作為世界學術的聖城,“牛津本來就是為傑出的人才而存在”。

流亡者

文學與流亡結下了不解之緣。

文學家與流亡者也結下了不解之緣。

丹麥傑出的文學批評家勃蘭花斯的巨著《世紀文學主流》開篇便是“流亡文學”。

他對在盧梭啟發下產生的法國流亡文學及其代表作家,如夏多布裏安、勒奈、
史南古、諾底葉、斯塔爾夫人等都給予高度的評價。勃蘭兌斯這樣寫道:“我們仿
佛看到流亡文學的作家和作品出現在一道顫動的亮光之中。這些人站立在新世紀的
曙光中;19世紀的晨6 &照在他們身上,慢慢驅散籠罩著他們的奧西安式的霧氣和
維特式的憂郁。我們感到他們經歷了一個恐怖的流血的夜,他們臉色蒼白而嚴肅。
但他們的悲痛帶有詩意,他們的憂郁引人同情;他們不能繼續前一天的工作,而不
得不懷著疑慮看待那一天打下的基礎,而且得把一夜的浩劫留下的碎片收攏起來。
為此他們想到屈辱,他們的感情的迸發表露了這種情緒,在這裏面人們可以感受到
激發人心的力量。”

從天性上講,勃蘭兌斯首先是一位詩人,其次才是一位批評家。否則,他就不
可能超越“進步順動”的辯證思維模式,直接進入文學的內核—一文學之所以產生,
源於人類靈魂深處有一種對現實的強烈的不滿足感。與蕓蕓眾生相比,文學家的這
種不滿足感體現得如暴風驟雨般強烈。與現世維系的紐帶往往承受不了這樣巨大的
強力,終於斷裂了。最後,文學家含淚告別他們熟悉的世界,踏上了漫漫流亡路。

被勃蘭兌斯稱為“天真得像一個孩子,淵博得像一位老人”的詩人諾底葉,是
一個天生的流亡者。他的父親是革命法庭的首席法官,有一次準備處死一名資助保
是軍的貴婦人。13歲的諾底葉百般懇求父親豁免貴婦人。但是沒有用。他便宣布,
如果對貴婦人判處死刑自己就自殺。在最後一刻,擔心失去兒子的父親不得不讓步。
詩人說:“我沒有什麽政治信念,我只是熱愛自由。”因此,他成為永遠的反對派
—一既反對共和國,也反對帝國。在刺刀破門而入之前,他匆匆離開自己贊美過並
將繼續贊美的土地。

詩人選擇流亡,政治家選擇堅守。這是詩人與政治家之間最大的區別。羅伯斯
庇爾即將簽發丹東的逮捕令時,丹東的朋友向他通風報信,勸他逃往英國,丹東卻
平靜地說:“我能把共和國的土地帶在我的鞋底上麽?”丹東寧可上斷頭臺也不願
流亡,他心甘情願為了某種理念和信仰而犧牲。詩人卻不同,詩人什麽也不信,除
了自由與獨立。為了擁有自由與獨立,他們可以放棄國籍和家庭、名譽和財產,背
上“叛徒”的惡名。為了擁有自由與獨立,他們有勇氣對抗任何強大的政權,在極
端的孤獨中消解命運的殘酷。

流亡者是思想者、回憶者、寫作者,是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是統治者不共戴
天的敵人。

流亡本身便已顯示出流亡者所具備的內在力量,以及令統治者杯弓蛇影的恐懼。
在歷史的天平上,柔弱的斯塔爾夫人並不比強大的拿破侖輕。“自然賦予我的各種
能力中,我唯一充分發展的就是忍受痛苦的能力。”她出版的書被憲兵毀掉,警察
總監告訴她:“你的流放是你過去幾年所堅持的行為造成的自然結果。看來這個國
家的空氣對你不合適…你最近的作品是不忠於法國的。”斯塔爾夫人便戴著這樣的
“高帽子”開始了她遍及歐洲大陸的流亡生涯。第一次出國之時,“驛馬每前進一
步就給我增添一分苦痛,當趕車人問是否車沒趕好時,我想到他們給我幹的可悲的
差計,禁不住哭起來。”以後,她逐漸對流亡安之若素,甚至對拿破侖主動表示的
和解也不屑一顧。拿破侖悻悻地說,任何人在和斯塔爾夫人談過話之後,對他的看
法就差了一大截。占領整個歐洲的法國皇帝卻不能征服女流亡者的心,這對他來說
多少是一種諷刺。

“流亡大學是一種表現出深刻不安的文學。”勃蘭兌斯的這一結論意味深長,
他個人的隱痛亦濃縮其中。丹麥的教會與政府十分討厭這名“不信神的猶太人”,
他們撤銷了他在哥本哈根大學的教席,並采用其他卑鄙的手段繼續對他進行迫害。
1877年,勃蘭兌斯不得不移居柏林,開始了6 年漫長的流亡生活。結果,敵人弄巧
成拙,將自身置於更加不安的境況中,勃蘭兌斯的影響力比他在國內時更大了。

19世紀中期,歐洲的三個主要國家都分別流放了他們最偉大的作家:英國流放
了拜倫,德國流放了海涅,法國流放了雨果。但流放並沒有使他們任何一個人失掉
他的任何文藝影響。作為“祖國的異邦人”,他們用自己的流亡為“祖國”構建了
巨大的精神財富。

流亡是人類文化的一個維度,一個獨特的話語形式以至八的生存方式或臨界狀
態。

流亡者是人類文化的承載者,他是最容易受到傷害,卻又最不容易被傷害所摧
毀的人。

“如果我們造了一個孩子/就叫他安德烈,叫她安娜J 使我們的俄羅斯語鵬印
在孩子皺樓的小臉上我們的字母/第一個音只是一聲延長的嘆息/屹立在未來。”
這是1987年諾貝爾獎得主、被驅逐出俄羅斯的俄羅斯人布羅茨基痛楚的詩句。如果
說法國的流亡者仍然保持著他們熱情浪漫的情懷與放蕩張揚的個性,那麽俄國的流
亡者則以他們廣博的心胸包孕故土,以他們堅韌的神經承受咫尺天涯的辛酸。

從天寒地凍的西伯利亞到樓高車擠的美國,都有俄國流亡者的蹤跡。幾代俄羅
斯作家都逃避不了流亡的命運:沙是時代的屠格涅夫、赫爾岑、陽思妥耶夫斯基,
蘇維埃時代的高爾基、布於、阿·托爾斯泰,一直到斯大林時代的索爾仁尼琴、辛
尼亞夫斯基、艾克蕭洛夫。有的作家雖然沒有走上這條荊棘之路,但精神早已流亡
——一這中間,既有得誌的法捷耶夫,也有遭貶斥的帕斯捷爾納克。

俄羅斯的土地有一種神奇的扭力,俄羅斯人的家園是生活艱苦、視野空曠的鄉
村原野。俄羅斯人在富饒而貧瘠的土地上吃苦耐勞,並用宿命的觀點看待自己的不
幸,為自己忍受苦難的能力感到自豪。他們的精神缺乏均衡感,時而激情進發,時
而郁慢沮喪。

俄羅斯文學的傳統是在這樣的河床上形成的—一如果說西方人在認識真理時是
通過個體去研究人身上的宇宙,那麽俄羅斯人的意識要認識的對象首先是在宇宙中
的人。這樣,悲劇的因素便蘊含在其中了:極權統治的秘密在於蔑視“人”、遮蔽
“人”、迷惑“人”,將人“鎖定”在某一位置上;而文學家的使命在於發現“人”,
拯救“人”,張揚“人”,讓人按自己的意願活活潑潑地生存。兩者之間必然展開
一場不可調和的戰爭。

1919年,少年納博科夫隨同父親離開動蕩的祖國。船匆匆起錨時,岸上響起的
機槍聲是他關於故國最後的回憶。“孤獨意謂自由與發現,一片廣闊無垠的沙漠,
會比一座城市還令人興奮。”這位貴族後裔漂泊於德、英、法、美、瑞諸國,不僅
疏離於新政權,還疏離於形形色色的流亡組織。“我一直過著獨立清醒的日子,我
從不附屬於任何黨派團體,因為我並沒有在哪個公司商號當過白領階級,更不曾在
礦坑裏幹過普羅階級。任何黨綱或信條都不會影響我的創作。”對於納博科夫來說,
流亡既是被迫的,也是自我選擇的。絕對的流亡帶來絕對的自由,而自由是創作的
源泉。從旅館到客棧,他只攜帶一只小小的行李箱,箱子裏是一疊疊的文稿;從輪
船到火車,他只攜帶一顆俄羅斯的心臟,心臟的搏動宛如俄羅斯森林中霍霍的風聲。

斯大林時代表面上萬馬齊哈,愛倫堡卻說:“你可以用瀝青滾蓋世界,但是總
有幾株青草能自限縫中萌芽滋生。”艾克蕭洛夫便是這樣一株青草。他的童年在
“人民之敵後裔收容教養所”度過,如同置身於一堆入的廢軀殘體中,如同零落在
戰場或屠場上。

幾本破!日的古典名著拯救了他即將沈淪的心靈。他開始思考,寫作,被捕,
坐牢,最後流亡。

1979年,艾克蕭洛夫在美國出版轟動一時的長篇小說《鋼鳥人》。小說主要敘
述一個背毅金屬外殼、非人非鳥的怪物,強行住進大樓的公共電梯。不久,他便用
暴力控制了全棟大廈和公寓裏的居民。因為鋼鳥日日夜夜肆意破壞,大廈崩塌了,
只留下鋼鳥依舊意氣風發,昂首挺胸站在電梯頂端,冷漠地俯瞰大樓的斷垣殘壁。
蘇聯當局惱羞成怒,將艾克蕭洛夫定義為“人民公敵”。有趣的是,幾乎所有的流
亡者都是“人民公敵”。

其實呢,流亡者就像一只跳蚤,活躍在統治者的床頭,使服了過堅安眠藥的統
治者仍然無法安眠。

布羅茨基把自己形容為“一條殘存於沙灘的魚”。他的案頭貼著一句中國的古
語“千裏之行,始於足下”。然而,歸鄉之途老是跨不出足下這一步,幹裏即意味
著“嚴禁你回首望故鄉”。回去了又能怎樣呢?結果是無須猜測的——一暴政時代,
女詩人阿赫瑪托娃的遭遇是,“詩自然不可能發表,甚至不能用筆或打字機寫出來。
只能保存在作者的記憶裏。有人因為比一張寫了幾行字的紙更小的東西失蹤過。”
為了防止遺忘,女詩人只好請密友低聲朗誦。另一位詩人曼捷施塔姆去世後,他的
寡妻在占地球表面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東躲西藏,將一只暗藏他詩卷的平底鍋緊握在
手中,夜深人靜時默默背誦那些詩句,時刻提防執搜查證的便衣闖入內空。

民主時代應該沒有問題了吧?戈爾巴喬夫與葉利欽多次電請流亡美國的索爾仁
尼琴返國。索爾仁尼琴確實也回過祖國,可最終還是走了。為什麽呢?他坦白地說:
“在長達歷年的歲月裏,我一百小心翼翼地潛匿於深處。而現在我剛露出地面就一
夜成名,就好像一條慣於生存在高氣壓的深海魚,浮出水面就死亡,因為這條魚無
法適應突然的低氣壓。”作家發現他面對的是一個已然陌生的國度,他的講演言不
及意,形形色色的政治團體都企圖利用他。古拉格群島已經成為過去,民眾也把他
看作過去。他自己則已適應了流亡的生涯;流亡像一條大毒蛇,緊緊裹住了他。在
一個不需要流亡的時代,索爾仁尼琴依然流亡。

流亡者生活在一個破碎的時空中,流亡者在這個時空中捍衛著他們自己的道德
標準。

土地與歷史在他們的筆下倔強地延伸。“流亡”是一個極為生動的詞語。逝者
如斯的大川,標識著這群人動態的生存。除了他們之外,還有乾坤在日夜流轉。
“流亡”成了不可終結的神話。

地球上,有一個民族,全部都是流亡者。《聖經》耶利米哀歌第二節中有這樣
的話:“你們一切趕路的人哪!這令你們不介意麽?你們喜歡看,有像這臨到我的
痛苦沒有?”

痛苦像鹽一樣溶在水中,而水在永恒地流動。

這個民族便是猶太民族。他們流亡了整整兩千年,足跡遍布世界。他們曾經擁
有家,擁有財富,擁有知識,但轉瞬之;司就可能喪失一切,包括生命。他們的自
由是以喪失任何生存空間為代價的自由,是被拋棄、被殺戮、被追蹤的自由。

我最喜歡讀的是茨威格的書。心靈的焦灼既是書中主人公的,也是作者自己的。
當流亡並不是作為上帝考驗人的手段,而是作為一種本體而存在的時候,茨威格開
始動搖了。他的書被從書店和圖書館裏取出來,匯集到廣場上付之一炬。這對寫書
的人來說,是一種近於原罪般的痛苦。面對這種痛苦,人天性中的脆弱最終都將暴
露無遺。

茨威格一直在思索“托爾斯泰為什麽要出走”的問題。在《茫茫蒼天》中,他
試圖解答,卻未能真正解答。茨威格本人是個不情願流亡的人。他是個水晶一樣脆
弱的人—一他常常希望得到愛、憐憫和尊重,而這些領域恰恰都具有脆弱的本性,
它們需要周圍的人無微不至地呵護。流亡生涯帶來的卻是冷漠與苛待,在陌生的環
境裏,絕望像爬墻草一樣瘋狂地滋長。

茨威格越走越遠,告別了歐洲的心臟奧地利,告別了歐洲大陸,甚至不得不告
別大陸之外的英倫,來到彼岸的巴西。他終於痛切地體驗到:流亡並不是人生的某
個階段,也不是歷史特定時期的特定現象。那在記憶中美不勝收的“昨日的世界”
是不存在的。

流亡不是一條通向勝利與光明的征途,而是自己終身承載的負荷。精神敏感、
心靈脆弱的茨威格不可能向普羅米修斯那樣,日復一日地忍受被蒼鷹叼走心臟的痛
苦。聽到日軍侵占新加坡的消息後,他靜靜地喝完最後一杯酒,向妻子微笑,相互
告別。

那天,陽光燦爛,槍聲清脆,流亡到此為止。

與茨威格對流亡的拒斥相反,同為猶太人的索爾·貝婁卻選擇一廠自覺的流亡
—一在他的作品中。貝婁一生在芝加哥大學裏過著平靜而優越的學院生活,但他筆
下的主人公個個都是不折不扣的流亡者。在浪蕩與漂泊中,這些誌高運壞、事與願
違的人物堅韌地忍受折磨,嘲笑著自己接二連三的挫敗。

《偶王漢德遜》塑造了一個既成世界的背離者的形象。貝婁認為,根深蒂固的
位移感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明顯的表征,“誰也不能真正在生活中占有一個地位,人
們都覺得占據了正當的屬於旁人的地位,到處都是離開原位而被取代的人。”擁有
億萬家私、美滿家庭的漢德遜應當滿足了,可他仍然不滿足。他的靈魂被貪得無厭
的聲音“我要!我要”所咬嚙著。他對自己目前的生活煩得要命,他是千千萬萬正
在萎縮的靈魂中的一個。

他離開美國,走向非洲,走向原始森林中的獅子與酋長。漢德遜的流亡不同於
此前所有人的流亡—一沒有人迫害他,他也不缺少自由。流亡的原因只有一個:有
詩人氣質的人不可能適應散文的世界。

在實用主義泛濫的美國,當一個詩人,要幹學者的書,女人的#,教會的#。
俄狄甫斯感動了木石,然而詩人們卻不會做子宮切除手術,也無法把飛船送出太陽
系。奇跡和威力不再屬於詩人。詩人之所以受到“愛戴”,正因為他們在這方面無
能為力。詩人的存在,僅僅是為某些人的玩世不恭辯護。那些人說:“如果我不是
一個寡廉鮮恥的下流胚,不是一個討厭鬼,不是一個賊和貪得無厭的人,那麽我就
不會取得成功。看看那些善良溫順的人吧,他們雖然堪稱我們中間的精華,但他們
卻都被挫敗了。可憐的傻瓜們!”漢德遜是個成功者,但詩性仍然頑強地與他的成
功作對。他是猶太人,他也是詩人,這就註定了他不可能是一名“完美”的成功者。
他孤獨得可怕,而且恐懼,他對行為缺乏信任,對自命為英雄的行徑表示懷疑。他
想實現尊嚴,並給生命加上一種道德的量度。這一切,只有在疏離於“文明”的流
亡中才有實現的可能性。

貝婁筆下的流亡者都是“受苦和受辱的學徒”。作為一名心靈敏感的猶太人,
貝婁保持了一種在盛世中的木口感。他看到,一般公民已經獲得自由,不再像獸類
似的每日勞役,天天都有奢侈的生活供人們享受,可是每個人都發現自己懸空吊在
新的安適之中,看不出應該享有此類生活的權力或理由。這樣便導致了具有反諷意
味的結果:新獲得的自由反而使人們更加孤立,更加受制於權力。“人不能單獨地
生活,而應兄弟般地生活。”流亡的漢德遜們終於悟出這樣的道理。回蕩在他耳邊
的聲音“我要!我要!”變成了“他要,她要,他們要。”生命的意義在艱苦卓絕
的流亡的過程中凸現出來,我們都有一個“值得為之奔波的命運”。流亡是渺小的
人與命運所作的最後一搏。流亡的動因各不相同,流亡導致的結果卻大致相同—一
那就是具有金剛石般的品質、文化與思想的誕生。偉大的流亡者們以流亡的行動來
作為思想的前奏曲。所有的鐘聲在那一剎那間響起,流亡者們在路上聆聽到鐘聲,
清醒地知道:伊甸園是不存在的。流亡的姿態呼應著流亡者身L 某種神聖的素質。
能夠改變什麽,不能夠改變什麽,關於這一點,流亡者要流亡很多年才能給出真正
的答案。

一部呆板的歷史,因流亡者而生動。

一部虛偽的歷史,因流亡者而真實。

一個平凡的人,因流亡而擁有不平凡的世界。

一個軟弱的人,因流亡而在火與電中迫近永恒。

Views: 57

Comment

You need to be a member of Iconada.tv 愛墾 網 to add comments!

Join Iconada.tv 愛墾 網

愛墾網 是文化創意人的窩;自2009年7月以來,一直在挺文化創意人和他們的創作、珍藏。As home to the cultural creative community, iconada.tv supports creators since July, 2009.

Videos

  • Add Videos
  • View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