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十年後的《沖繩劄記》

　　我在柏林教冬季學期的時候，教室裏總有人向我打聽沖繩的事情。這次我在沖繩逗留期間，也一直都在回想我去醫院看望摯友武滿徹時的情景，我從年輕時便對武滿先生敬慕不已。

　　武滿先生對我說，在剩下的日子裏，他打算減少工作計劃。不論是交響樂、室內音樂，還是吉他曲或笛子演奏，他都已經很清楚地定下了作品的主題和風格。按照決定的主題和風格來創作，然後，把它們奉獻給那些願意側耳傾聽的人們。

　　他說：“你要是到了我現在這個年紀，也會這麽做的。日子雖苦，卻也過得很有價值。像我們這樣的工作者，晚年還能做些什麽呢？”

　　如今，我也到了這個年紀，正在考慮要按照武滿先生的話去做。首先，我選擇沖繩來寫一篇具有時事報道性質的散文，同時，我也定好了文章的風格。

　　三十歲那年我第一次來到沖繩，接著又去了幾次，然後，我就寫下了《沖繩劄記》。如今，我不得不說，這本書是非常感性和倫理性的。它反映了一位生活在本土的小說家在沖繩所受到的沖擊，即被陷入的沈思所累，又不由自主地將所有精力投入沈思之中。

　　然而，如今我的歲數已經比當年的兩倍還要大，每次想到這本書，總覺得留下了許多遺憾。時事性隨筆必須如實地抓住必要的問題，並提出解決的方法。年輕時的我只想把“沖繩問題”當做一個無法解答的問題來進行解答，一邊嘆著氣，一邊尋求著答案。

　　日本人在回顧近代日本和戰中、戰後——前六十多年和後五十多年——的祖先與自己的生存方式的時候，“沖繩問題”就會從根本處浮現出來，就連下幾代的子孫們恐怕也無法回避這個問題。而且，要說起當今的國際軍事狀況，日本人其實是躲在“沖繩之傘”的下面的。

　　現在流行的新國際主義論調，與其說是由獨立的個人將宣揚和平與民主主義的憲法具體化，毋寧說是由“公”替代“個人”的國家主義來吸收憲法的精神，而沖繩人真實的雙眼早在很久之前就以一種苦澀的正確性看到了這一點。所謂日本人因戰敗而發生變化的看法只不過是個幻影。

　　現在，作為這個絕對無法回避的“沖繩問題”的“燃燒的荊棘”而浮現出來的，就是新建海上直升機基地的問題。

　　在堅持腳踏實地地報道沖繩問題的記者和熟悉現場的攝影師的幫助下，我利用兩周的時間，從早到晚，會見到很多人。

　　女人們經歷了各種各樣的體驗——從沖繩的傳統祭祀和沖繩戰爭，到基地的漫長日子，還有對新基地的遷址的反抗。在男人們身上則體現了人類的寬容和人類對無法原諒的事物的抗議。

　　盡管我無法將所見所聞悉數記錄，但是，如武滿先生所言，我度過了雖苦卻有意義的時光。

　　二、“美麗言詞”的結局

　　在沖繩本島接近中央的地方，環繞著東西兩個港灣。在西側名護灣遼闊寬廣的南端，建有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的會場——萬國津梁館。東側大浦灣的大部分海濱基本上都被休瓦布基地的鐵絲網圍住了。所有出海的人都清楚那是一片環礁中的美麗的大海，但卻只有極少的沙灘能供孩子們玩耍。

　　就在屬於民間土地的某片狹窄的海灘深處，有一座名為“守護生命協會”的小屋。實際上，就是由聚集在這間小屋裏的邊野古的人們，來決定現在的“沖繩問題”的核心，也就是海上直升機基地遷址問題的成功與否。

　　假設在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期間，克林頓總統問森喜郎首相——沖繩縣知事也發揮了禮儀上的作用，不過並不是直接問他——海上直升機基地計劃進展如何。森首相最坦率的回答就是：“我不知道計劃能否成功，不過，要是去問問東邊邊野古的那間小屋，他們那裏也許有答案。”

　　我想把它寫成和意識形態上的“反對基地”的樂觀主義以及老生常談的“苦澀的決斷”的現實主義都無關的東西。西方七國首腦會議結束之後，沖繩問題作為一個緊逼而來的具體的政治課題，對於日本政府而言，是一個最為棘手的難題。

　　沒有人反對把飛行基地從擁有幾所學校、人口密集的普天間遷出去。只不過，就像封殺批評建設替代的新基地的聲音一樣，在日本本土，另有一股力量在大聲疾呼：正視日美安保體制！確立敢於承擔其負載的國民輿論！其中甚至還包括修改憲法第九條的呼聲。

　　本來以保障日本安全為目的的條約已經被政府確認為是強調日美“同盟關系”的條約，本來以日本的防衛、遠東的安全與和平為目的的東西如今被轉換成了對“亞太地區”危機的共同認識。新的指導方針和相關法案已經變成了現實，而對“周邊事態”的重新認識也早已確立。

　　接下來，日本社會的情況很明顯就是完全被兩種東西所充斥，一是處於攻勢的日本政府和美國政府的反對冷戰之後反而得到強化和擴張的遠東軍備的討論，另一個就是市民運動。其中就有關於海上直升機基地遷址的構想，然而，看一眼邊野古海岸便一目了然，即使將視野從名護市轉向沖繩縣全境，也不難看出要實現這個構思還存在著幾個事實上的難題。

　　今後，日本政府一定會使盡渾身解數、想方設法地實現這個目標。而美國政府應該不至於使用那麽露骨的手段。因為令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這種不可思議是由五十多年來在美軍基地的經驗和大田前縣政期間打通的不讓日本政府介入其中的傳達渠道所造成的——在美國的軍部和政府中起作用的不是關於日本政府的，而是關於在沖繩民眾能夠鬧事的想像力。

　　我在此次滯留沖繩期間，從不同立場的人們口中聽到了被稱為“爆發”的真實而恐怖的聲音。如今，居住在邊野古的溫和的人們，一方面希望到內海來吃海藻的儒艮的故事能夠傳遍世界，另一方面也承認沖繩已處於臨界狀態的現實。如果有人問我，你是否也期待“爆發”，我就會像所有沖繩的朋友們那樣，希望能夠避免這種“爆發”。誰人會希望那銘刻於史的悲慘事件再次發生在沖繩？——那些活著的證人，伴隨著對死者共有的淒慘的回憶，現在正坐在海邊的小屋裏。但是，現在有兩種截然相反的態度，一種是對“爆發”的憂慮，另一種則是由於對有可能發生的“爆發”的想像力，反而成為造成“爆發”的壓力來源。

　　本土的日本人應該還記得那次可以稱作是“爆發”前身的集會，最後得到了理性的控制並避開了危機。1995年，在沖繩發生了美軍士兵強xx少女事件，八萬五千名沖繩縣民集體舉行抗議活動。大田昌秀知事站在集會的人群面前這樣說道：“作為一名掌管行政的人員，我為自己沒能保護好原本最應守護的少女的尊嚴而表示深深的歉意。”

　　為了讓這句“美麗言詞”變成真正有內容的東西，日本政府和美國政府就應該采取與大田知事相同的態度，進行真正的補償。大田知事竭盡了他的全力，離開了，但是，那次事件的導火索就是普天間基地遷址會如何繼續的問題。如果這次有可能發生失去控制的“爆發”的話，那也不得不說是“美麗言詞”的一個結果。

　　從我第一次去沖繩到現在，我的年齡已經超過當時的兩倍。在此期間，我反復考慮這樣一個問題——這也是我此次旅行的動機——那就是我在七十年代出版《沖繩劄記》時想以解決無法解決的問題的態度來面對的“沖繩問題”，當然，這個問題還是沒有得到解決。

　　所謂“沖繩問題”，就是在戰爭失敗後，日本人為了保護天皇和日本本土，把沖繩給美國當做在日本和遠東擴大軍事力量的基地。這個問題一直延續至今。

　　寫文章的時候，我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也是枉然，更何況我也沒有這麽多的時間了。即使我活著的時候不能解決這個問題，我也想把解決問題的線索留給下一代人。如今，不論是在沖繩，還是在整個日本，“沖繩問題”是面向將來的最重要的問題，為了尋求解決問題的線索，我來到了沖繩。

　　三、堅忍不拔的靈魂

　　在1995年抗議美軍士兵暴行的群眾集會中，有一名基督教徒被大田知事的話所感動，回答道：“暴行奪不走少女的尊嚴，因為那堅強的靈魂不會因此而受傷。”

　　這個人就是平良修牧師。據記載，在越戰最激烈的時候，他曾經擔任過新任沖繩美軍最高負責人的認證人。當時，他做祈禱，希望他是最後一位高等專員。他還說：“我們不能逃避通過這個就職儀式所反映的今日的現實。請各位不要逃避這嚴峻的現實，也不要被它壓得喘不過氣來，而是要勇敢地、主動地去接受它。”

　　在一個俯瞰大海的南部的村落，面對著如今已是UFUZATO教會負責人的平良牧師，我終於提出了自己的問題——所謂靈魂究竟是什麽樣的東西？牧師這樣回答：“靈魂是深藏於人格內部的東西，即使人格在肉體上或精神上受到了傷害，它也不會受傷。我認為這就是靈魂。”

　　在第二次去沖繩的飛機上，我打開了初到沖繩時制作的卡片盒，裏面有關於基地的情況和沖繩思想家的筆記，還有關於當時留在家中不滿三歲的兒子的智力障礙的內容。我當時很擔心，不知道對他而言靈魂的形成又將是何等情景。但是，經過了和兒子共同生活的日子，我想我已經準備接受平良牧師的觀點了。

　　在拜訪平良牧師時，據說最一般的提問就是：在日本本土信徒人數只占百分之一的基督教，為什麽在祖先崇拜信仰深厚的沖繩的土地上會增加到百分之三到四的比例呢？除此之外，我還想問：作為神職人員，在沖繩特別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心理準備？

　　牧師對我說：“我想那是因為沖繩具有註重靈魂的風土和文化社會環境，而且，其背後是遍嘗艱辛歷史的人們，他們的內心充滿了靈魂的饑渴與吶喊。我們如何來傾聽這些聲音？我們有沒有將自己絕對化而排斥他人？教會一邊服務於‘我在此’的理念，一邊尋找與他人共生的道路。所以就必須有紮根於沖繩的福音。”

　　我還拜見了邊野古的“神人”，這位老婦人也在反對基地遷址的“守護生命之會”的海邊小屋裏工作。在“神人”侄女的家中，在設計得非常合理的客廳裏，我們進行了愉快的交談。“神人”告訴我她有一個寬容大度的好丈夫，每個月村裏向神祈禱的時候，她和前來參加祈禱的婦女一起喝酒到深夜也不會受到丈夫的責備。我們的交談就從嘮家常開始，自然而然地超越了現實的界限。

　　八十一歲的名嘉真末老人住在一棟時髦的房子裏，隔著一條面海的陡坡，對面就是濃密的森林。她指著房子的入口對我說，在祭祀祖先的清明節，有一個據說和美國人生活了很長時間的婦人——實際上她已經去世了——從那裏進來。那個婦人拿出禮物說，謝謝您的關照，但“神人”卻不能接受她的禮物。接著，她就行了三個禮，走了。不久，“神人”順路經過那婦人家中時，卻聽說死者非常介意那一次的突然拜訪。

　　在大阪的孫子得了心臟病，病情危急，“神人”正在收拾東西準備前去探視的時候，在家中的神聖之地——便所得到了孩子的靈魂，就用芒草和桑葉將其包住，用飛機運去，送還到插滿儀器和管子的孫子的胸口，孫子的病體便得到了康復。這簡直就是把沖繩戰爭和基地的現在同習俗和信仰結合在一起之後所描寫的目取真俊的《入魂》的世界。

　　“神人”六十五歲的侄女諸喜田京子女士一直都在做燃料生意，十五年前的某一天，突然覺得心神恍惚，魂不守舍，於是就去找“尤它”。“尤它”比“神人”更能理解老百姓生活中的煩惱和痛苦。京子女士一到“尤它”告訴她的跪拜的地方，那些祈禱的話語自然而然地從她的口中誦出，於是，她終於明白自己就是“神人”祖母的轉世。

　　參加祭祀的時候，心情就會像參拜清晨的太陽時一樣晴朗。如今，這個村落有四名“神人”在忙著舉行各種儀式。光是四月份就有全村出動的清明節、祈禱五谷豐登的十日UMATI，還有在收割完小麥之後的十八夜UGAMI。這是女人們舉杯歡慶的節日。

　　即便如此，值班的那一天，八十一歲的“神人”還是會去“守護生命之會”的小屋。我想基督教會的平良牧師對這片土地上所謂異教徒們的活動抱有同感。牧師說，這就是為了人類的繼續生存，如何活用沖繩的靈性的問題。

　　在沖繩的最後幾天，我把兒子光也叫來，開了一場音樂會。在此期間，我再次回憶起在我們這一家人中，靈魂是如何出現的。然後，我就開始考慮通過這篇文章來傳達這來自沖繩的“靈魂”之聲。

　　四、大正天皇的楠木

　　白天，邊野古的“神人”們有的開燃料店，有的在“守護生命之會”工作，他們做神事的地方叫做UTAKI(禦獄)。其中，齋場禦獄是最大最莊嚴的一處遺跡，它既是琉球國王朝拜日出之東方的聖地的場所，也是在祭祀上支持國王的女人——聞得大君新即位的地方。

　　時隔八年之後，我再次來到沖繩，令我感觸最深的不是被視為經濟振興政策成果的大量繁殖的建築群，而是在從那霸到名護的汽車路上疾馳時舉目遠眺所見到的闊葉林。在島的南部、知念半島東側的齋場禦獄更是濃縮了沖繩的森林景觀，即使對於我這個生長在四國森林中的人來說，也在那裏經歷了一種特殊的體驗，感受到了靈魂的顫栗和被撫慰的感覺。

　　其實這片森林在廢藩置縣之後曾經遭受過兩次滅頂之災。從明治三十二年(1899)開始、歷時三十六年的土地整理運動徹底改變了琉球王府的土地制度，當時的局勢混亂到連禦獄林也遭到砍伐的程度。另外，宣告沖繩之戰開始的美軍艦隊的炮火射擊破壞了為禦獄主要部分定型的巖石，而森林也頃刻間化為了禿山。

　　從明治末年開始，利用四十余年的時間得以恢復元氣的森林在沖繩戰爭中再度消失，之後再花費五十年的時間恢復到如今的狀態——我不得不更驚嘆於樹木的力量。我為這片帶來重生之地的力量而感動不已，那應該是與祖先崇拜的靈魂之力相呼應的吧。

　　如今，在這片森林裏還可以看到戰後為了迅速恢復植被而種植的巨大的外來樹種，比如相思樹和木麻黃。不過，在開闊明亮的地方，最引人註目的還是紀念大正天皇大典的楠木。我所居住的村子裏，也有同樣的樹，在我還是孩童的時候，別人告訴我楠木可以產樟腦做藥和無煙火藥，是國家的有用之材。

　　然而，建立齋場禦獄的信仰卻不是日本的天皇神話，而是與之針鋒相對的琉球王國的神話，而曾經在此舉行“下新”儀式的聞得大君正是一位神聖的女性。在那裏種上紀念作為男性的日本國天皇即位的樹，對於那些生活在祭祀傳統之中的人們而言，難道不是一種暴力行徑嗎？

　　關於天皇和沖繩的關系，至今還有一種頗為拘泥的說法。據說在國務省的文件中記載著這樣一段軼事。1947年，新憲法實施之後不久，兼任天皇的翻譯和顧問的某個人物拜訪了美軍總司令部的政治顧問，提出“希望美國繼續占領沖繩以及其他琉球群島”。文件中還記錄了接受方的解釋，說這是無法掌握事關國家政治命運的天皇基於私利提出的希望。

　　我卻不認為這只是出於天皇“私利”的意圖。當時，新憲法第九條規定日本不擁有海陸空三軍以及其他戰鬥力，而且，憲法的前言也表示了對放棄戰爭原則的歡迎，但是，具體應該如何實現，我想還是有很多日本人對此感到不安。天皇面對這種國民情緒，身邊又是些缺乏新的國際關系構想力的近臣們，是不是就把這視作至今仍不明所以的一個“象征”作用而向GHQ的有關人士提出了那樣的希望？

　　這只是作為戰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的我的推測而已，從那以後，日本國民不斷擴充自衛隊，講和的時候，將沖繩分割給美軍，現在那裏仍然有美軍的基地。

　　我站在齋場禦獄大正天皇的楠木面前的時候，想到的就是這些。接著，從一直關註這片森林成長的專家那裏，我得到了更為積極的啟示。

　　沖繩的地方自治團體出了幾本不錯的地方雜誌，知念村教育委員會的《齋場禦獄·整備事業報告書》尤其優秀。其中，琉球大學立石庸一教授的觀點更是獨具魅力。立石教授從沖繩戰爭造成的植被荒廢的經驗開始，追蹤包括盛行的種植外來樹種之後的植被的變化，最後得出結論，認為古老的土地正在恢復成為琉球王朝時的森林。

　　漸漸地，榕樹-KUROYONA①樹群將會覆蓋琉球石灰巖的石柱和石塊的中部，鳳尾松和沖繩車輪梅-GUMIMODOKI②和HOSOBAWADAN③的樹群將會點綴起高聳的石柱和迎風的山頂。最後就都變成了古生的單純的植被形式。

　　①學名Pongamiapinnata(Linn.)Pierre，屬豆科植物，樹高達8米至25米，抗海風，適於海岸邊栽種。春秋兩季開淺紅色或紫色花——譯註。

　　②學名CrotoncascarilloidesRaeusch——譯註。

　　③學名Crepidiastrumlanceolatum，主要分布在日本本州的西部、四國和九州地區——譯註。知念村的方針是尤其不能砍伐拜所前廣場上的外來樹種，隨著時間的流逝，大正天皇的楠木最終不也將被琉球的樹群所淹沒嗎？

　　近代人的歷史就是不斷重復的錯誤與傷痕的歷史，不消說有些東西是無法償還的，但是，憑借土地的力量和自然的恢復力卻可以糾正錯誤、治愈傷痕。這層意義的沈重，沖繩人早就明白，本土的日本人不也逐漸意識到了嗎？這是我對未來所抱的一一點希望，盡管彼時我已不在塵世。

　　五、讓自己靠近歷史

　　我還記得當我還是個年輕人時的某種直覺，那一天我發現自己找到了把活著的自己和歷史聯系起來的方法。那年春天，我沒能考上大學，在我上預備學校的地方有一個禦茶水書店，我花了二十日元買了當月的《圖書》雜誌。在回家的電車上，看著這本雜誌，我突發奇想，如果以“五十年”為界來劃分近代史的話，我就能讓自己非常自然地接近歷史。

　　我看的是丸山真男的一篇文章，叫做《內村鑒三與“非戰”論理》。內村的文章寫於明治三十四年(1901)，也就是在我看到這篇引用文章的五十二年前。內村在文章中寫道，日清戰爭時自己高燃起愛國熱情如果是一種錯誤的話，那麽，對後來的日俄戰爭表示反對的意識卻是非常清晰的。當我看到內村寫於明治四十四年或者更晚一些時候的文章時——包括下面的這篇《世界和平如何來之乎？》——我感到一種新鮮的驚奇，原來明治並不像我想像得那麽遙遠。

　　無一實例證明戰爭阻止戰爭。戰爭促生戰爭。……世上多妄想，且無一迷信更甚於軍備乃和平保障之說。軍備非保障和平，實保障戰爭。

　　當時我深深地感覺到歷史並不遙遠，這種感觸一直延續到五十年後的今天。想到核戰爭，我再次切實地體會到了丸山在這篇文章中提出的觀點。他說：

　　樗牛們嘲笑內村是“小慷慨家”，以完美的現實主義者自居，所謂“國家乃實存而非空想也”，內村的觀點被他們嘲笑為“腐儒詩人的空想”，但是，究竟誰的立場才更為準確地指出了歷史的方向呢？

　　如今我已經是人到老年，感慨也更加復雜，因為我看到日本人認為經過戰爭的悲慘教訓就已經擺脫了的國家主義，如今卻在年輕人中復活了，那沈思的表情就像是將高山樗牛畫成漫畫人物中的男子漢一樣。

　　上面我引用的是內村鑒三寫於明治四十四年的文章，就在其兩年前，也就是明治四十二年，與內村在思想上有深刻聯系的沖繩人——詩人兼宣傳家伊波月城，為反對日漸臨近的日韓合並，寫下了這樣的句子：“日本的詩人不會為日本海彼岸氣餒的遠東病夫傾灑一滴眼淚。”

　　伊波月城的哥哥伊波普猷的著作我已經非常熟悉了，不過，關於月城不屈不撓的鬥爭是為了批判明治末期日本國家主義的高揚和沖繩意欲與之同化的教育方針的觀點，我還是在這次滯留沖繩期間第一次從琉球大學比屋根照夫教授的研究中學到的。

　　明治末年不斷有新的富有思想性的日語被創造出來，月城把“一個國民貫穿歷史的內心主張和思想表現”稱之為articulatevoice，並用這個聲音對日俄戰爭後的物質和軍事上的社會思潮進行了批判。比屋根教授對此給與了高度評價。如果以同時代的沖繩——本土為橫軸，以這一百年為縱軸，再來重新審視這個問題的話，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丸山真男的文章也隱含了對五十年後的現在的批判。

　　在這次旅行中我還見到琉球大學的高良倉吉教授的文章《琉球王國的發展——自我變革的思想、“傳統”形成的背景》，這也是一篇非常有趣的論文。這篇論文主要是關於十七世紀琉球王國的政治家羽地朝秀的研究。羽地攝政是在琉球王國在軍事上敗給薩摩而不得不將奄美群島割讓給日本、並歸屬於薩摩將軍權力之下後的將近五十年之後。從我個人的歷史單位來看，我覺得這也頗有意思。當時也正好是中國明清換代的沖擊波影響到日本的時候。

　　實際上，我所說的高良氏的歷史學論文非常有趣，其中包含了好幾層復雜的意思。高良氏寫道，“羽地路線”就是在從屬於薩摩將軍權力之下的情況下，“如何構建一個作為琉球內部經營主體的自我？”“為此而提出了一個課題，那就是包括工作人員意識改革在內的首裏王府的強化問題。在這種情況下，羽地的姿態(包括對傳統的否定——引用者的概括)就已經做好了某種心理準備，他認為琉球自身突出的自我變革才是脫離困境的惟一方法。”

　　這種敘述語氣非常清楚地表明了高良氏寫作時的心情，他一定是把羽地朝秀當做了在現在的美軍基地和日本政府之間制定戰略的人。而被認為是稻嶺知事智囊團的教授和他的同誌們所提出的各種主張也正是產生於此，比如，他們認為自己不是“絕對的和平”論者；沖繩應該克服“歷史問題”、成為創造日本新國家形象的共同事業者。這也是基地建立五十年以來生活在現在的沖繩人的真實感受。

　　然而，就在新和平祈念館即將動工之際，沖繩戰爭時日本兵和民眾之間的對立這個主題卻被明顯地歪曲了，作為敘述者的老人們已經不堪忍受這復述悲慘歷史的艱苦工作，紛紛起來表示抗議。另一方面，也有年輕人把家庭生活的謹慎經營先擱置一邊，在自己生長的土地上專心一致地參加反對基地遷址的活動。這也自然是沖繩的現實之一。

　　六、海上直升機之“城堡”

　　從遠處觀望便一目了然，可越到近處越顯得模糊——這是卡夫卡的小說《城堡》的主題，也是二十世紀的人們新發現的苦澀的世界觀和現實感。對於預定在邊野古建造新的直升機基地這個今日的“城堡”的實現可能性，我同樣也能清晰地感覺到行走於其間的危險。

　　從遠處觀望——可能用“從高處”這個說法更加合適，因為在以下的構造中，比起最遠處的美國政府，日本政府打算把問題更加單純化、且要牢固地掌握解決此問題的答案計劃——事實上，普天間基地遷到邊野古的工作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切都在按部就班地進行。

　　1995年9月，以美國海軍士兵強xx三名小學女生事件為肇因，沖繩爆發了一系列聲勢浩大的群眾運動。行政當局也以拒絕為美國軍用基地強制使用手續的代理署名的形式表示了抗議。我想這確實是體現了大田知事在“美麗言詞”中所反映的心情，同時這也是大田知事多年來的思想的一種行動上的反映。因為此時知事已經表明了他對日美安保體制的某種擔憂，他擔心條約內容轉變成向地球規模擴大以及將沖繩基地的現狀固定化。

　　從此，各種運動蓬勃發展。在此過程中，最高法院於1996年否定了知事拒絕代理署名的做法。結果，知事只好以參加公告縱覽代理的方式表示妥協。在沖繩，至今仍有人對知事的這一行為加以批評。也有人分析認為知事在此後的選舉中敗北就是由於這個緣故，但我認為知事已經很好地支撐住了那個時期的困難局面。現在，大田昌秀氏為長遠的將來考慮，將基地的土地環境汙染以及因其困難而需要時間的恢復工作作為今後活動的課題，這也一定是其思想連續性的具體表現。

　　我之所以說運動蓬勃發展，是因為我認為美軍提出“建立有關駐沖繩的設施及區域的特別行動委員會(SACO)”的做法顯然是為時已晚，不過，他們“留意集中於沖繩的駐日美軍的設施和區域，致力於同日美安保條約之間的協調，認真且精力充沛地研討有效地整理、統合與縮小的方針政策”的努力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半年之後就發布了歸還普天間機場的消息。只要看到這一步，就不得不說當初建立SACO的良好願望還是存在的。

　　然而，就在之後不久，橋本首相和克林頓總統共同簽署的《日美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卻又重新強調日美安保是同盟關系，把原來的以日本防衛和遠東和平為目標替換成了亞太地區的防衛，這一方向性的變化使得局勢發展變得有些莫名其妙。

　　在共同宣言中，有這樣一句話：“美國根據全面的評價，在目前的安保形勢之下，為了遵守美國的諾言，包括日本目前的水準，再次確認必須在該區域內維持大約十萬名由前方展開軍事要員組成的兵力構成。”這句話在之前的文件中從沒有如此明確地出現過，這對希望縮小基地的沖繩人來說無疑是一個沈重的回答。

　　而發生在身邊的現實問題則是美軍提出要在沖繩縣名護市建立海上直升機基地的計劃。1997年名護市市民的投票結果是反對票占了多數。然而，當時的市長說了“振興之策是必須，基地縮小是大事”之後便辭職了，結果支持建立海上直升機基地的贊成派推舉出來的岸本當選了新市長。

　　至此，本土的大多數人也應該知道這一事件。此後，為迎接在名護市召開的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國家、縣、市的政策都開始積極地活動起來，這恐怕是遠處的、高處的看法。走近當地看一看，這個計劃還是籠罩在一片迷霧之中。如果積極推動的一方是如此的話，那麽，反對的一方當然也就很難找到迅速有效的辦法和線索。

　　建造海上直升機基地的地址被設定在休瓦布基地前面的大海上，只有這件事是確定無疑的。但是，究竟在什麽地方、以什麽樣的規模、用何種方法建設等細節問題還沒有得到確認。有些當地人贊成這樣一個提案，就是在離開陸地三公裏的地方，遠遠地離開曾有人看到儒艮在吃海草的環礁的內海。但是，只要是在環礁外側陡然變深的地方建築堤壩，費用、規模和工程的難度都會增加。而且，稻嶺知事是在公約上記載了軍民共用機場這一條才當選的，而岸本市長同時還提出了十五年後歸還的條件。即使實際使用期限是十五年，如果調查和建設還要用去十五年的時間，那麽，基地就會在那裏固定三十年。

　　從“神人”到山丹部隊幸存的退休教師，邊野古的居民在吸取了祭祀傳統和沖繩戰爭的經驗之後所舉行的抗議運動，每個參加者的意誌都是毋庸置疑的，然而，現在首先還只能是等待政府采取的具體行動。

　　七、儒艮與“風景體驗”

　　我們從大浦灣深處的小村落，駕著漁船駛出岸邊的港口，前面便是休瓦布基地的水域。從邊野古彈藥庫茂密的森林，眺望那井然有序、寂靜無聲的基地，駕舟南下，我們來到了一座距離海岸大約六百米遠的長島上。

　　天空有點陰沈，不過，大海卻清澈得可以看到那種叫做Jyangusanumi的海藻。這種海藻是棲息在環礁內海裏的儒艮們——當地人叫它們Jyan——的食物。很久以前儒艮就生活在當地人的習俗之中了，但是，當海上直升機基地的建設計劃浮出水面的時候，它們就被新聞報道的相機捕捉到，留下了向世界環境會議投訴的線索。

　　為我們掌舵的是一位神情憂郁的壯漢，叫東恩納琢磨。他是一個心直口快的人，只要一開口，就不會向場合與對手妥協，立刻將自己深思熟慮的話直截了當地說出口。

　　據說少年時的東恩納君曾經想從事築路事業。長大之後，果真如他所願，取得了一級土木施工管理技師的資格，並開始在當地的建築公司工作。當基地要遷到邊野古來的時候，他參加了抗議活動，但是，部長讓他去給部下作贊成派的表率，結果他就辭職了。

　　後來，因為剛才提到的居民投票取得了勝利，他就認為自己該做的事情已經結束了。沒想到在市長競選中，贊成派取得了勝利，他就不得不繼續參加抗議活動。現在，他說服了母親和妻子，從事著和西方七國首腦會議有關的工作，盡管他具有這方面的資格，但卻沒有在建築公司工作，而是分文不取地專心於抗議活動。

　　他說：“有人認為建造海上直升機基地已經是個既定的大前提，不能向國家表示抗議。我卻堅持認為可以反對國家。但是，光有反對基地的鬥爭還不行，還必須擴大到環境問題和人權問題。”

　　他還說：“有很多年輕人認為就算進行反對基地的鬥爭，也無法改變什麽。我們惟一的選擇就是向改變這個方向努力，粉碎基地移建的計劃。一旦具體的施工方法和地點出來之後，問題就會變得一清二楚。我會一直追究這個問題。”

　　名護東海岸的北部地區，由於沒有受到所謂的振興政策的恩惠，正在逐漸變得人煙稀少。他從久誌小學畢業的時候，同級的還有三十六人。現在，他的大兒子也正在這所小學上學，下面的兩個孩子也馬上要加入的這個班級，是一個復合班，包括四名二年級學生和三名一年級學生。盡管如此，東恩納君還是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打算紮根在自己熱愛的土地上，繼續參加抗議活動。他那憂郁的神情沒有任何改變，他的誌向也同樣不會改變。

　　作為邊野古較大的閭，名護市首先擁有較多的村落，生活在那裏的人們將各自獨特的文化記錄在《閭誌》中。北部的山原也是如此。名護圖書館館長島袋正敏的想法是通過文化和經濟結合的辦法來創建一個以閭為單位的地區。

　　青年東恩納參加抗議活動的動機和振興政策所帶來的公共投資毫無關系，他在考慮如何把他們美麗的土地原封不動地傳給孩子們，同樣，島袋先生也是在自然、勞動生產和農村的整體生活中看到了教育的作用。

　　在名護博物館，我看到了農村整體生活的再現，一下子感覺自己好像在四國的森林中，也曾經有過這樣的生活。後來一打聽，才知道這是島袋先生制作的展品。

　　我聽說島袋先生是個會讓來自本土的我大吃一驚的人物。我曾經懷疑他是否真有這種本事，最後覺得他確實名不虛傳。

　　他說：“泡沫經濟破滅了，但是，日本的文化卻沒有崩潰。這是因為文化本身是非常牢固的。文化和經濟有著緊密的聯系。山原上有一百八十五個作為自治單位的村落，在每年的活動中，都反映出不同的文化力量。而振興政策卻不具備一個充滿智慧的視角來發揮這些力量。我想讓孩子們接受一種‘風景體驗’式的教育，關於他們自己的土地上的村落、宅地林，還有作為無形資產的祭祀。”

　　我個人認為在日本人的心性中有些東西在經歷了泡沫經濟及其破裂之後徹底崩潰了。同時，我也認為都市文化包括亞文化的繁榮都沒能阻擋得住它的崩潰，而且這一趨勢正在逐漸向低齡化發展，這個發展勢頭不是諸如少年法修正之類的硬件整備所能遏制得了的。

　　即便如此，島袋先生通過整體生活，在富有個性的村落進行“風景體驗”的教育方式的構思還是深深地吸引了我，這種整體生活不僅包括和經濟緊密聯系的文化、生產活動，還有祭祀。那獨自站在長島上眺望內海和基地的青年的面龐自然地浮現在我的眼前。

　　八、“反對回歸”論照耀下的明天

　　“反對回歸”這句在過去相當沈重的話，對於深刻關註這三十年來沖繩的變化的人來說，可能也只會被掩埋在過去的語感裏了。1965年、1967年的時候，我在當地見到了新川明記者，當時他住在石垣島，一個人獨自管理著沖繩時報社八重山分局。他有著一頭烏黑的頭發，正在重新理解南方島上的祭祀和歌謠，他一邊工作，一邊提煉當時的想法。

　　在施政權歸還前後的一段時間，新川明制造出了強有力的輿論形式，此後，他一直連任社長、會長的職務，還出版發行了重要的《沖繩大百科全書》。如今，他已經是位須發皆白的沖繩老翁，然而，他的“反對回歸”的觀點卻也只有不斷地深化，而從未失去絲毫的新鮮感。

　　當我聽說石垣島上死者的靈魂回到八重山的大海後又重新投胎成嬰兒回到人間的傳說之後，不禁陷入了沈思。宿舍裏黑暗的夜晚，如果把那大海換成森林，這傳說不就和我從祖母那裏聽來的一模一樣嗎？我所創造的小說世界的基石不也是從那裏得到了新的思考和啟迪嗎？

　　新川先生把明治十二年(1879)發生在沖繩的事情稱作近代國家日本進行的合並，這句話的語感對於年輕的一代來說似乎有些令人迷惑。不過，琉球的廢藩置縣是由兩個中隊接收首裏城——首裏城一度曾被徹底破壞，如今又重建得十分精美——來實現的。看看新的兩千日元紙幣上的“守禮門”，一定有人會自然而然地意識到沖繩人迎接日本軍和美軍基地時的守禮和老實。

　　新川先生反復強調，從那以後，沖繩人就把日本同化指向，即日本國民化指向當做自己精神領域的負面部分而加以否定，作為超越的象征，才有了“反對回歸”的說法。

　　比起沖繩的歷史性和地理上的獨立性，高良倉吉教授們更加強調“日本的沖繩”。在新川先生看來，他們的理論就是新的同化主義。不過，我想，這也是因為“反對回歸”的定義已經在他的心中根深蒂固的結果。沖繩的人們擁有自己獨立的社會空間，要是讓他們放棄原有的一切，而去選擇別樣的生活方式，那麽，這種生活方式無論從原理上、還是從現實上，都是無法實現的。對於新川先生的這個批判意見，應該很少有人會把它單純地理解成——不，只要有物質的繁榮就可以實現生活方式的轉變。

　　不過，我也是好久沒有見到新川先生了，他那穩健成熟的口吻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的發言依然顯示出果斷的戰鬥性。

　　他說：“按照沖繩的價值觀生活，就會獲得普遍的力量。祭祀歌謠中的世界如今依舊存在。我們應該從中發掘價值觀和價值意識，從而決定將來的生存方式及同本土之間的關系。”

　　他還說：“美軍終將消失。之後，就會有自衛隊進駐嘉手納。反對基地運動的目標不是美軍基地，而是軍事基地。而現在運動的弱點也就在於此。”

　　新川先生雖然這麽說，但是，他也認為“沖繩問題”不適合現在就立刻開出藥方來，而且也沒有必要開藥方。同時，他對作家目取真俊給與了很高的評價，認為目取的小說是具體地向世界展示了沖繩人豐富的精神世界，同時，目取的小說也是以他們那一代人的痛苦經歷為基礎而創作的。目取的時事性散文也非常優秀，不過，新川先生希望他不要將才能消耗在小說以外的領域。(我如此轉述之後，新川先生回答說，年輕作家還是有著沖繩人獨有的自豪，不會從事不被反饋到小說中的新聞工作。)

　　“我是不可能活著看到這個問題得到解決了。不過，我要把一句話先告訴給下一代的孩子們。”新川先生說，“這不是沖繩各個領域的人所要做的重要工作嗎？我們會對自己每時每刻的狀況提出異議，但是，卻不把那件事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我們最關心的問題是五十年後的世界將會如何。”

　　他還說：“在擺脫了回歸時將國家絕對化的思想之後，再來談論將來和夢想，這至少是我們這一代人的責任和義務。”

　　①日語原文為おもろさうし，原意指獻給神的詩歌，是在沖繩、奄美群島廣泛流傳的古代歌謠。大約從公元十二世紀開始到十七世紀初，被廣泛傳唱。這些歌謠的集大成者即“おもろさうし”，共22卷，1554首，1531-1623年——譯註。盡管如此，新川先生有充分的依據來感受今日沖繩的現實，比如，在沖繩祭祀歌謠研究領域，以外間守善氏為先導，結合“神曲”①的研究，正在不斷加深。去年，波照間永吉氏從文學的角度探討八重山祭祀歌謠和“神曲”的精心之作獲得了好評。

　　這位年輕的研究者在他著作的後記中寫道：“把我引上非時事性的學問研究的漫長道路的恐怕就是在圍繞‘日本回歸’展開的運動中我所聽到的‘反對回歸’的主張。當時，我雖然年紀還小，卻已經認識到為了沖繩自立的思想，而不是為了沖繩的歷史、文化或者其他的任何東西，就是為了沖繩本身，我們應該了解這一切，並將其體系化。”

　　九、作為“日本問題”來解決

　　不論是在那霸，還是在名護，每次從高處向下俯視，我總是為那奔入街道的充滿活力的闊葉林的綠色而驚嘆不已。我在沖繩滯留期間，天氣一直多雨，經常能看到那充滿活力的綠色在一瞬間加深了顏色。同樣，想要遇見反映單純情況的事件或人物的想法，在沖繩也是不曾久存的。

　　嘉陽宗健區長的工作相當復雜，他負責管理的是邊野古區，而這一個區裏就有四百三十戶居民。他不光要籌備祭祀這種每年按慣例都要舉行的活動，還要修復因居民投票而產生裂痕的關系。盡管他對新基地的建設持批判態度，卻又必須和目前占據了閭百分之六十七的土地面積的休瓦布基地保持良好的關系。他那年輕的意誌力和沈郁的印象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上。

　　他給人的印象，和我在仲村善幸身上得到的感覺有點相似。仲村是“反對海上直升機基地建設、尋求和平與名護市政民主化協議會”的事務局長。他感到郁悶的是，盡管在市民投票中取得了勝利、盡管新上任的市長宣布1999年底接受直升機基地的聲明被宣告作廢，但是，這一切都沒能完全實現。

　　從沖繩整體來看，邊野古只是非常小的一片土地。但是，當防衛廳的職員直接進入其中，並開展動員工作，而對此進行抵抗的革新勢力又派出好幾個黨派勢力的時候，日本本土和美國的建築公司為了他們各自的利益也開始有所行動，由此產生混亂也是理所當然的。現在，基地建設的具體方案被弄得模棱兩可，而反對派的想法卻產生了停頓和分歧。

　　仲村說：“不過，大家都有一個共同的想法，那就是絕對不允許破壞環礁和內海。在談到一些根本性、基本性的話題的時候，人與人之間的信任還沒有崩潰。一旦明確在邊野古的什麽地方、建造什麽樣的直升機基地之後，我想，鬥爭的勢頭會重新變得強大起來。”

　　西方七國首腦會議即將在名護召開，政府方面造成的既成事實已將要點弄得模棱兩可，與此相對，生活者的抵抗卻像潮水一樣高漲。我再重復一遍，再也沒有比這次我在沖繩滯留期間聽到過更多的“爆發”這個詞了，這個聲音來自四面八方，這個聲音是經過了深思熟慮之後卻又支吾不清的發言。大田前知事、平良修牧師、作家目取真俊，還有很多其他人都用各自感觸的聲音說出了這個詞。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的品質與這個單詞相稱，但是，他們都用一種負責的態度大膽地說了出來，這也表明他們都是值得信賴的人。

　　雖然稻嶺知事、岸本市長基本上贊成海上直升機基地的建設，但是，作為接受條件，他們特別要求將使用期限定為十五年。對於這一要求，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決定上就明確表示“鄭重接受，並將在和美國政府的談話中提出”。但是，不論是瓦防衛廳長官，還是河野外相，在訪美時和美國高官進行的談話中，都只是把這個具體的最高的跨欄當做“內閣會議決定”稍加介紹而已。即使在日美首腦會談上，森首相也沒有進一步談到這個問題。老實說，這不由得讓人懷疑，他們是不是沒有這個意願和實力同美國政府進行真正的協商。

　　大田知事拒絕代理署名的行為被理解成動搖沖繩基地的危機性事件，最初對此作出反應的是美國政府。如今，不想去理解邊野古民眾的情緒，一直以來都用權力來解決問題的不是名護市市長、也不是沖繩縣知事，而是日本政府。這個強權真正要沖到前面的時候，就要對各種可能發生的“爆發”進行預料和擔憂，包括直接和美軍或者自衛隊發生沖突這一最壞的事態，或者是通過協商改革縣政來控制民眾集會以及無法控制的暴亂。

　　如今，有一種在日本本土流行的思想已經逐漸被大家接受，那就是必須把“公即國家”這個單純化的想法恢復到這樣一個常識——使國家運轉的是獨立的個人與個人的橫向聯合。還有一個就是必須把“民主主義就是少數服從多數”這個輕率的、自以為是的想法和這樣一個常識放在對立位置，也就是說，只有當少數當權者的聲音比多數國民投票選舉的政黨的權利更受尊重的時候，民主主義才能存在。

　　如上所述，以向邊野古轉移基地事件為契機，日本全國國民都必須考慮如何加強安全保證的論調變得高昂起來。不管這論調真正的意圖何在，如果真的相信聯合國的作用加強，並打算重新考慮加入聯合國的日美安保，也許能夠產生一個有建設性的結果。還有第三個常識，我想如果專家認為從海軍的現狀考慮，在戰略上可能實現的話，那麽，我提議把在邊野古當地無論如何都難以實現的直升機基地，建到日本本土來，這也是一個選擇。

　　沒有想像力的日本政府、因泡沫經濟或不景氣而放棄思考的日本人，一直都把那“苦澀的決斷”和“痛苦的選擇”推給沖繩的政治家和民眾，這次也該是本土的日本人自己做決定的時候了。從沖繩的立場來重新審視亞洲和世界的時刻如今已迫在眉睫。“爆發”這個詞現在看似不著邊際，而一旦“爆發”一舉實現的話，就再也無法回頭了。二十世紀的時候我們不就已經明白這個道理了嗎？

　　(翁家慧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