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克修·“一帶一路”戰略下的文化發展路徑

2013年9月7日，習近平主席在哈薩克斯坦納紮爾巴耶夫大學發表重要演講，首次提出了加強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倡議；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亞國會發表重要演講時明確提出，中國致力於加強同東盟國家的互聯互通建設，願同東盟國家發展好海洋合作夥伴關系，共同建設“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絲綢之路經濟帶”與“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即“一帶一路”的新絲路概念一經提出，便引起全球高度關註和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一帶一路”，是世界上跨度最長的經濟大走廊：發端於中國，貫通中亞、東南亞、南亞、西亞乃至歐洲部分區域，東牽亞太經濟圈，西系歐洲經濟圈，覆蓋約44億人口；“一帶一路”，是世界上最具發展潛力的經濟帶：沿線大多是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普遍處於上升期，無論是從發展經濟、改善民生，還是從應對金融危機、加快轉型升級的角度看，沿線各國的前途命運，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相連、休戚與共。新絲路戰略構想，契合沿線國家的共同需求，沿線各國是共建“一帶一路”的天然合作夥伴。

實施“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推進文化先行，進一步深化與沿線國家的文化交流與合作，是一條重要的途徑。無論是古絲綢之路，還是海上絲綢之路的形成，都源自於不同民族的人們對文化交流交融的向往與參與，更需要依托於促進文化藝術取長補短、商貿活動熱絡開展、不同文明交流互鑒的重要平臺。文化交流與合作有助於促進不同文明的發展。古絲綢之路既是一條通商互信之路、經濟合作之路，也是一條文化交流之路、文明對話之路。古代中國許多物質文化和發明創造通過絲綢之路傳到西方後，對促進西方近現代科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近代西方天文學、數學和醫學等知識，也是通過海上絲綢之路傳到中國的。這兩條通道所展現的開放、包容的文化交流心態為我們樹立了光輝典範。“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涉及幾十個國家、數十億人口，這些國家在歷史上創造出了形態不同、風格各異的文明形態，是人類文明寶庫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要充分發掘沿線國家深厚的文化底蘊，繼承和弘揚“絲綢之路”這一具有廣泛親和力和深刻感召力的文化符號，積極發揮文化交流與合作的作用，使沿線各國都可以吸收、融匯外來文化的合理內容，促進不同文明的共同發展。

首先，善用恰當話語體系，闡釋倡議內涵。“一帶一路”建設的障礙和不確定因素主要是來自沿線有關國家的疑慮。減少疑慮、建立互信至關重要。突出“一帶一路”和平、包容、共贏的發展理念；強調政治上相互信任尊重，經濟上平等互利共贏；“一帶一路”不是“中國經濟擴張”，也不是“中國一家獨大”，更不是謀求海洋霸權、謀求地區事務主導權和勢力範圍。從歷史上看，絲綢之路的核心是經貿，其性質是和平的。不要把絲綢之路的話語“戰略化”。強調中國不搞單邊主義，不把自己的意誌強加於人，避免使用“西進”“崛起”等帶有單邊色彩的概念引起外界疑慮。

其次，加強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推動政府間文化交流與合作深入發展。我們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有穩定和牢固的官方文化交流平臺；與上合組織、東盟、阿拉伯國家聯盟等多個組織成員國及中東歐地區建立了人文合作委員會、文化聯委會機制，這是我們今後可以進一步借重的重要基礎。未來，要加強頂層設計和戰略部署，制定政府文化交流的中長期戰略規劃，落實好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政府間文化合作協定和年度執行計劃，視情況在相關計劃中納入共建“絲綢之路”的內容，為中國與沿線國家開展文化交流與合作提供法律保障。同時，要註意發揮上合組織、東盟“10+1”、中阿合作論壇等現有機制的作用，豐富現有機制框架下的人文合作內容。

再次，積極發揮市場主體性作用，推動文化企業“走出去”。文化企業應以更加積極的姿態去參與、互動。一是做好“走出去”的準備，必須事先對國際商務的各種通行慣例和規則了然於胸，對目標國家或者地區的政局狀況、法律規章、風俗人情等充分熟悉，同時，為提高屬地化水平，有必要盡可能多地了解當地的社會風氣、人際關系、環境意識等特點特色，這方面的了解越透徹，越有利於在當地長期紮根發展。二是文化企業“走出去”在產業層次、科技含量、供應鏈管理、品牌打造等方面還亟待提升。企業必須適應當前在國際價值鏈中位置的上升勢頭，順勢而為地提高各方面的能力與層次，並最終形成綜合性的良性互動。總之，對於眾多有意向並有實力“走出去”的文化企業來說，獨善其身是遠遠不夠的，關鍵是企業怎樣收到這種信號並積極落實到市場活動中去。（來源：《學習時報》 2015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