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就條件（1）而言，實在論者從來沒有在真實世界中去尋找事實真理。實在論源於理論與世界關係的抽象思考。從認識論的角度來看，正如皮克林所說，這種抽象源於實在論尋求的是表徵自然並產生描摹、映照和反映世界的真實面貌的知識的活動。

正是因為這樣，它陷入了關於科學是否恰當地表徵了自然的恐懼之中，這種恐懼構成了我們所熟悉的實在論與客觀性的哲學問題。原因是傳統哲學的實在論駐留於知識和世界本身之間的無時間演化的反映關係。

其次，在實踐上，條件（2）很難實現，特別是在當下的網絡社會中。科學實在論者的基本邏輯是：「理論與事實相符」意味著（a）科學家在實驗室裡做實驗；（b）他們隨後發表論文，在同行的認可下，形成一種集體共識，最終成為共同體的「專家」判斷；（c）雖然這種共識對大多數公眾來說是不可理解的，但基於「理論與實在對應」的理由，公眾肯定會接受。（a）與（b）肯定沒問題，但從（a）與（b）推論到（c），即事實本身就能表達自己，因此將被所有公民以同樣的方式來解讀，在邏輯上站不住腳。

在歷史上，每當著名科學家以充滿激情的信念陳述他們所發現的科學事實時，陰謀論者往往指責他們帶有政治或利益偏見。這一有害的歷史循環不斷沖擊著科學實在論。因此，自庫恩以來，科學哲學家逐漸失去對這種想像的憧憬。這反過來又引發了後真相世界的出現。 

在當今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大多數信息消費者無法甄別社交網絡上傳播的大部分信息的真實性。在大多數情況下，信息消費者與相關事實沒有直接的對應關係。在許多情況下，已公布的信息與相關事實之間有一長串信息源。即使信息源鏈頂部的信息反映出真相，但這一傳播過程中存在的強烈認知偏見（動機推理、確認偏見、「身份保護意識」、「逆火效應」、群體瘋狂等），使信息在傳遞過程中被曲解。

特別是網絡技術強化了具有惡意攻擊性的虛假信息、過濾氣泡等，使這些歪曲現象日益嚴重。後真相和事實貶值的現象也因社交媒體上的匿名性、可訪問性和缺乏問責制而加劇。這導致了21世紀的非理性悖論，即後真相在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中有很大市場。總之，在後真相時代，表征自然的認識論恐懼、網絡信息爆炸式增長等因素使實在論在反擊後真相危機時顯得蒼白無力。

行動者網絡中的科學事實

在思考後真相時代的問題時，拉圖爾近年出版了一本名為《返回現實》（Down to Earth，2018）的書，提出了批判後真相的一種方法論思考。隨著後真相時代的興起，人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一個主張是否會被公眾接受，不僅取決於其真實性，還取決於其得以產生的實踐過程。

如果科學家對其研究過程，特別是實驗室研究、專業同行評審的考察、基金來源、政治關聯等過程保持透明，他們的主張才會獲得社會的信任，科學與社會之間建立起一個強大的聯盟或行動者網絡，科學事實才能得以產生、穩定並傳播。

因此，科學家們必須認識到，一個科學事實在社會上越「聯網」（參與其中的人和物越多），它就越能有效地反駁所謂的「另類事實」。展現科學事實得以出現的行動者網絡的建構過程，往往是科學家與哲學家攜手完成的。

與此相應的是，在面對「後真相」虛假信息時，我們時常會陷入實在論的誤區，把它們僅視為一個違反事實的問題，忘記了它得以產生的行動者網絡。虛假信息也是在一個行動者網絡中產生的。

在反擊後真相陰謀論的問題上，拉圖爾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給我們的啟示是：在科學事實得以產生並穩定下來的行動者網絡中，聚集了極具說服力的行動者：研究對象、科學家的精確實驗儀器運作、數據收集與分析、復雜的數據核實系統、論文、同行評議、共同體認可、可靠的基金來源、科研機構的監管等。除了這些體制性因素外，還有科學家的理性推理、實證精神、批判精神等認知規范。這些體制與認知因素的結合，讓科學研究形成一個強大的行動者網絡，使科學事實立於不敗之地。

而在後真相陰謀得以編造的行動者網絡中，體制上的科研能力或技能缺位、證據來源與資金來源都存在著極大問題，在認知時常表現出詭辯、扯淡、非理性偏見等。這些表明後真相者的「科學立論」的虛假性。只有在這種不同的行動者網絡的對比性研究中，科學事實才有可能獲得公眾、有信譽的機構與可靠媒體的支持而穩定下來，成為有效反擊後真相的武器。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後真相時代的反科學陰謀論研究」（22AZX005）階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學當代智能哲學與人類未來研究中心研究員；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2026-06-01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