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78年改编自真實事件的美國電影《午夜快車》（Midnight Express，1978）中，主角比利（布拉德·戴維斯 Brad Davis飾）在第二次出庭時崩潰後對土耳其司法體制的質疑道：

「現在輪到我說話了。我有什麼好說的？當我說完後，你們會為我的罪行定罪。但讓我問問你們，什麼是犯罪？什麼是懲罰？這似乎因時而異，因地而異。今天合法的，明天突然就變成了非法，只因為社會說它是如此。」(他只差没說：因人而異)

憤怒與對國家的仇視

他指責土耳其政府和人民缺乏憐憫之心，並情緒激動地辱罵：「我希望你們所有人能站在我現在站的地方，去感受我的感受，那樣你們就會知道一件你們根本不懂的事情：仁慈（Mercy）！」

延續思考：主控官表演

在那次出庭中，比利情緒全面崩潰。他不再為自己辯護，而是轉而指控整個司法體系。他的發言大意是：

他指出，法官與制度口口聲聲談「法律」與「正義」，實際上卻對人的生命與尊嚴毫無關心。

他直言，法庭不是理性的場所，而是一個以權力羞辱與摧毀個體的舞台。他控訴審判者藉由法律語言，合理化殘酷與報復，把個人的痛苦包裝成制度的必要。

最後，他以近乎詛咒的語氣表示：這樣的法律並不高尚，它只是把暴力穿上文明外衣。

這段話之所以震撼，不在於用詞激烈，而在於它當眾撕裂了法律「中立、理性、正當」的神話。

法制作為「合法暴力」的底座

如果用福柯的視角來理解，比利的崩潰不是情緒失控，而是一次對法制暴力本質的揭露。

福柯指出，現代社會的權力不再依賴公開酷刑，而是透過制度、程序與專業語言運作。法律正是其中最關鍵的一環。它的特殊之處在於：法律可以在不被視為暴力的情況下，對身體與生命施加極端後果。

在電影中，延長刑期的決定並非獄卒施暴，而是法官一句冷靜的裁定。沒有血腥場面，卻可能帶來比毆打更深遠的摧毀。這正是「法制暴力」的底座：

暴力不是消失了，而是被程序化、正當化、去情緒化了。

為何社會願意接受這種暴力？

比利在法庭上的爆發之所以令人不安，是因為他說出了多數人不願面對的事實：我們之所以信任法律，往往不是因為它總是正義，而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能替我們行使暴力的機制。

只要暴力是「依法執行」、是「為了秩序」、是「判決結果」，社會便能與之保持道德距離。受苦的人被轉化為「案件」、「編號」、「刑期」，而不是具體的人。

福柯會說，這正是現代權力的高明之處：它不要求你殘忍，只要求你服從程序。

崩潰作為一種抵抗

因此，比利在法庭上的失控，並不只是角色的戲劇高潮，而是一種拒絕被制度語言吞沒的行為。當他放棄理性陳述、放棄「好被告」的角色時，他也暫時脫離了法律為他設定的主體位置。

從這個角度看，他的吶喊不是為了翻案，而是為了揭穿：一個自稱文明的社會，如何需要監獄與判決來維持自身的秩序幻覺。

如果你願意，我也可以進一步把這一段：

對照韋伯的「合法暴力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