騷體詩歌範式的接受與生成

劉向編纂的《楚辭》見於王逸《楚辭章句》敘：「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為十六卷」。不僅包括了劉安纂集《楚辭》全部作品，還增添了漢代作家嚴忌《哀時命》、王褒《九懷》、東方朔《七諫》、劉向本人的《九嘆》，另外，《惜誓》《大招》作者，王逸序有異說，《釋文》列在第十四、十五，屬於附錄。這使得《楚辭》內涵、外延都發生了變化，不再僅僅是楚人之辭，而是以楚辭的體式寫作的詩集。漢代作家創作的騷體作品，都以屈原為中心人物，采用了第一人稱敘述視角、「重著」的言說方式。我們看或題為賈誼之《惜誓》：「惜余年老而日衰」，賈誼死時僅三十，何得言己「年老」？嚴忌《哀時命》：「靈皇其不寤知兮」，「孰知余之從容」？東方朔《七諫》「赴沅湘之澌」「懷沙礫以自沉」，劉向《九嘆》：「雲余肇祖於高陽兮」，「九年之中不吾反」。這些都可以看出敘寫的是屈原，不是漢代作家自己的人生遭遇。他們的詩不僅用了第一人稱，有的還用屈原的詩句或相似的詩句。宋玉《九辨》「去鄉離家兮徠遠客」，「願一見兮道余意」。清人張雲璈就說「篇中自屬代屈之辭，文為宋文，語為屈語」（《選學膠言》）。這種第一人稱的代言體，本就是屈原詩歌的表達方式。如果說《離騷》《九章》第一人稱敘寫屈原人生行事，但《九歌》：「邅吾道兮洞庭」，「君思我兮不得閒」，「凌余陣兮躐余行」，《天問》：「吳光爭國，久余是勝」，「吾告堵敖以不長」，皆非詩人行事（參拙文《口頭傳統與文人創作——以楚辭的詩歌生成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因而嚴忌等漢代作家作品收入《楚辭》之中，就在於他們在閱讀屈原、宋玉的作品中，同愁共感，接受認同騷體詩歌的書寫方式。在王逸建構的歷史上第一個「楚辭」範式中，就包括了他們的創作：屈原詩歌「諷諫懷王」，宋玉「閔惜其師」「作《九辨》以述其志」，「至於漢興，劉向、王褒之徒，咸悲其文，依而作詞，故號為『楚辭』。」明於此，就懂得了唐人皮日休《九諷》序不解王逸不錄揚雄《廣騷》、梁竦《悼騷》的原因了，因為它們並非屬於屈原為中心人物，運用第一人敘述的代言方式的騷體。後來宋人重編楚辭不成，也因為他們試圖納入許多不合騷體範式的作品。所以，從書寫體式上，可以更好理解王國維「楚之騷」為「一代之文學」的意義，《四庫提要》則從圖書分類的學術性質上說：「他集不與楚辭類，楚辭亦不與他集類。體例既異，理不得不分著也。」

其實漢代作家的騷體作品又何嘗沒有書寫自己的時代遭遇與人生情懷呢？他們的「咸悲其文」，就是在屈原作品裡，強烈地感受到了其中的現實人生的價值關聯，而漢成帝詔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不過是為十六卷《楚辭》的生成創造了歷史條件。

楚辭詩歌與楚辭之學

在劉向《楚辭》基礎上，王逸撰成《楚辭章句》十六卷，雖然只增添了王逸《九思》一組作品，卻代表了一個楚辭經典篇目的文本最終建構完成，共計十七卷。從前的相關著作，多集中解說《離騷》一篇，其余「十五卷闕而不說」，《楚辭章句》則對《楚辭》全部作品分篇作序，逐句訓釋、解說，考訂作者及其創作背景，闡明主旨。其中「或曰」「或雲」保留的前人舊注40余條，又告訴我們，它們可能是來自楚辭作品的「以相教傳」「史官錄第」「列於譜錄」多樣化的傳播渠道。

因此楚辭的經典化就在《楚辭章句》這樣文本的生成中展現出來。它收錄了全部楚辭作品、作者的信息，在對騷體的詩歌範式的歷史認同與接受中，構成了楚辭的經典文本，成為後世所有楚辭研究的作品文本依據。在全面系統的訓釋、解說、闡釋、評論中，開掘作品的闡釋空間和價值潛能，召喚了無限的屈原、楚辭詩學的論題與思索，展現出了楚辭一家之學的廣闊空間（章學誠《文史通義·文集》）。不過，王逸作《楚辭章句》是上奏朝廷，章句之體采用的就是漢代經學的思想方法。他推崇屈原是「忠正為高」「伏節為賢」的人臣典範，屈原詩歌的定位是「依《詩》取興」「以諷諫君」。這與漢武時代劉安《離騷傳》的比附經義，劉向《楚辭》典校經書的傳統一脈相承。可以看出，楚辭的經典化就是在漢王朝的政治文化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完成的，而作品得到了系統的評論、闡釋，楚辭的經典化才有了實現的可能，因為它代表了歷史的檢驗與認同。

（作者熊良智: 四川師範大學教授；光明網 2021-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