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蘭的威比克(Paul Verbeek)出版了著作《實事所做：對技術、方式和設計的哲學反思》(2005)。他擴展了伊德關於後現象學的涵義。他認為，現象學的新詮釋，不應當把人與世界的關係看做是前存在的主體與施加於對象世界的作用之間的關係，而應當看做為世界的客體性與主體性被構成的場所，主體性是由體驗和存在於世界中的主體組成的。世界之所是與主體之所是來自於人與實在的相互作用，人所體驗的世界是相互作用的實在，人的存在是情境性的主體性。他認為，後現象學在於對人與世界的關係進行哲學分析，在這種相互關係中，主體性與客體性相互構建、共同構成起來。因此，人們所認識的實在不是實在自身，而是與人們一起構建的實在(reality-for-human beings)。人的意識（知覺、經驗）只能存在為事物的意識，實在也是作為人的實在。⑨威比克把現象學的再解釋稱之為後現象學。

在《產科超聲波與道德的技術調節：一個後現象學的分析》一文中，威比克具體分析了超聲波技術在人（包括胎兒、父母等）與世界之間的居間調節關係，通過這一案例具體分析在倫理學上，主體性與客體性是如何構成的。他認為，意向性不僅通過具身性技術來操作，而且需要被定位於人—技術的聯系之中，部分在人工物之中。他認為，從後現象學的觀點看，我們不能堅持人的自治性作為道德行為的先決條件，而是需要用技術的居間調節的意向性取代人類主體的原初推動狀態。⑩ 在後現象學看來，超聲波以特定的方式構成了胎兒：它幫助胎兒如何知覺地呈現出來，以及在它被呈現的方式上如何被解釋。用伊德的概念來看，超聲波掃描圖就建立了在胎兒與觀察它的人之間的解釋學關係。這就意味著超聲波掃描圖不會為子宮提供一個中性的窗口。胎兒不僅構成作為人，而且又被構成作為病人。威比克認為，在技術文化中，技術與道德不能作為兩個分離的領域，而是相互糾纏在一起的。道德方式分布在人與技術人工物上。結合福科的倫理學與後現象學，他認為，在技術的倫理維度中，道德主體性的技術居間調節性應當處於中心地位。

美國的賽林格(Evan Selinger)出版了《追求技術科學：物質性的基質》（與伊德合編，2003）、《專門知識的哲學》（與奎斯合編，2006）、《後現象學：伊德的批判性伙伴》(2006)等著作。賽林格在後現象學方面主要做的工作是梳理伊德的後現象學，並將伊德的後現象學與同時代的其他現象學的工作進行比較。在《微型信貸授予權力了嗎？》一文中，賽林格運用伊德後現象學，分析在格銳梅銀行(Grameen Bank)的微型貸款實踐中技術所起的作用。(11)微型貸款項目是一個國際性的項目，通過小額資助部分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婦女運營農村電話項目（即開手機電話亭），研究這一貸款項目是否有利於增進婦女的權力。賽林格把貸款人理解為具體性的主體，她同時處於獨立與依賴的關係之中。活生生經驗的現象學進路揭示了勞動的文化伴隨性和價值負載性。他尋求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與技術現象學的對話。他認為，作為技術經濟創新，像農村電話那樣的項目，可能僅僅是通過資本化的作用創造了獨立性，也可能滲透了依賴性關係。

丹麥的赫斯(Cathrine Hasse)在《後現象學：科學中學習文化的知覺》論文中，通過對不同經驗程度的物理學家的具體訪問，來推進後現象學研究。她提出一個新的分析框架，物質性人工物、具身性與交際方式共同產生對象的學習性知覺。在粒子物理學中，來自於不同國家的物理學工作者在一起，他們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他們之間的交流在相當程度上依賴於流程圖、模型和其他的視覺顯示的物質解釋學。一般認為，在人的身體范圍內，物理學的視覺會是客觀的知覺。但在赫斯看來，結合後現象學和人工物的心理學理論，可以用變更來分析兩個不同等級的文化，第三個層次的文化構成了科學文化的極限。她認為，物理學的文化形成過程可以看做是情境化知識的形成過程。

⑨Peter-Paul Verbeek, What Things Do, The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2005,pp.111-113.

⑩Peter-Paul Verbeek, "Obstetric Ultrasound and Technological Mediation of Morality: A Post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Human Studies, 2008,31(1), p.13.

（原載《哲學動態》2009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