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電影有多無憂無慮，漫天彩帶、棕櫚，法國電影就有多沈悶嗆人。女性是一種世俗的表征，她們在回憶中既是活生生的女人，也是撩撥人的鬼魅(由此聯想到的是薇薇安·羅曼絲的身影)，但是好萊塢女明星的情慾被升華、風格化、理想化了。(即便當時美國最肉感、有白金色頭髮的珍哈露，也由於她肌膚眩目的光彩而顯得不真實。黑白片中的白，會讓女演員的臉、腿、肩膀和袒露的胸為之改觀。瑪蓮·黛德麗因此不再是慾望的直接客體，而是慾望本身，像外太空生物)。我隱約意識到法國電影談的東西比較擾人心緒而且觸及禁忌，我知道讓·嘉寶在《霧碼頭》中是一名前線開小差的逃兵，而不是配了意大利語，讓我們以為他滿心想去殖民地開墾的戰爭幸存者，只因為擔心法西斯的審查制度不放行。

總之，關於30年代的法國電影，我也可以像聊美國電影那樣侃侃而談，可是話題會牽扯到許多不是電影也非關30年代的事情，而美國30年代的電影自成一格，幾乎可以說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當然我是指在我的生命歷程中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與法國電影不同的是，那時的美國電影與文學絲毫沒有關係：或許這就是它在我的體驗中獨立突顯於其他事物之上的原因。我的觀眾回憶錄，是屬於文學啟發我之前的回憶錄。

那個叫做“好萊塢”的，以它的不變及萬變自創一門人類類型學，那些演員就代表不同個性和舉止行為的個案。每一種氣質都可以塑造出一種英雄；對那些主張以行動面對人生的人來說，有克拉克·蓋博，是一個自鳴得意的老粗；有賈利·古柏，在嘲諷中不失冷靜的人；至於那些想借談諧和詭計來渡過難關的人，則有威廉·鮑威爾的堅定大膽，以及法蘭蕭·東的審慎明辨；內向但最終戰勝了膽怯的是詹姆斯·史都華，而斯賓塞·屈賽則是讓事情迎刃而解的開朗、正直男人的表征；還有一種稀有的智慧型英雄，李斯利·霍華。

女演員們的外貌及性格變化就更少了：化妝、表情、髮型都傾向於風格統一，只有金髮及褐發兩種基本類型，然後再由任性的卡洛蕾·倫芭到重實際的珍·阿爾蒂爾，由瓊·克勞馥嬌艷欲滴的豐唇到芭芭拉·史姐妃心事重重的薄唇在每一種類型內做區分，不過她們容貌的些微差異總是越來越少，甚至有互換的可能。美國電影中的女性，與銀幕外每天在生活中遇到的女性之間搭不上線，正所謂誕生與消亡總是同時並存(但法國電影中的女性和外界的關係是存在的)。從克勞黛·科爾蓓爾肆無忌憚的惡作劇，到凱瑟琳·赫本精力充沛的鋒利，那些以女性特質為主題的美國電影所提出的典范中，最具意義的是女性以果斷、固執、毅力和聰慧，重新贏得男性的尊重，在男性面前清醒地自我控制。麥娜·羅漪是其中最善於使用智慧和嘲弄的。然而，在當時怎麽可能將那些喜劇戲謔與我此刻談話的嚴肅聯想在一起。說實在的，對我們這樣的社會、對於那個年代的意大利風格，尤其對於鄉間來說，美國女性的自主和主動是一個啟發。就某個角度來說，我深受觸動，以至於將麥娜·羅漪訂為妻子或者姐妹的理想女性標準，也可以說我認同這種品味和風格，將之和咄咄逗人的肉感(珍哈露、薇薇安·羅曼絲)，以及瑰麗、累人的激情(葛麗泰·嘉寶、邁克·摩根)、讓我略帶羞怯為之神魂顛倒的魅影，擺在同等地位，與琴姐那教我愛慕之意油然而生，並充滿生命力的歡愉和喜悅的身軀相提並論，遺憾的是即便在幻夢中，仍然一出腳就踏上崎嘔坎坷之途：我不會跳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