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首詩真實複雜，極具張力。它啟發讀者思考的一個問題是：警察的工作對象是人，七情六欲的人，而警察本身也是人，也有人的七情六欲。無論是以警察的身份還是普通人的身份出現，靖東的詩只要寫到女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色情傾向，對此他從不遮掩，這是他寫作中非常可貴的地方。從這個角度來說，靖東的警察詩是人之詩。從詩中的句子不難看出他也是一個被女色誘惑的人，但同時他又有超越傾向，如果把這種傾向歸結為他的警察身份當然沒有問題，不過普通人在被誘惑時也會有警惕心理,如詩中提到的對「性病」的恐懼。

就此而言，作者仍然是把警察當成人來寫的，或者說靖東不僅寫出了妓女的人性，也寫出了警察的人性。在詩中，作者的超越傾向表面上體現為對妓女的批判，所謂「兜售性器官的活生生的肉體」。我注意到，作者把妓女寫成「女鬼」時，把嫖客寫成了「酒鬼和色鬼」，這種對應性書寫具有一石二鳥的功效，他不是單純地批判妓女，也深入批判了制造妓女的嫖客。「酒鬼和色鬼」顯然還活著，「女鬼」指的卻是死人，用「女鬼」命名還活著的妓女意在揭示她們隨時會死的命運。

正如嫖客處於隱身狀態，就像那位被害的妓女此刻躺在運屍車里，在人們的視線不及之處。在詩中，通過劉警官的敘述，被害者的故事得到揭示。值得注意的是劉警官以及「我」對此的態度：把害人者稱為「劫財的癮君子」，把被害者稱為「最風騷的」，可以說前者近乎中立，後者分明具有貶義。難道害人者不應被譴責，被害者不值得同情？從這里流露出來的傾向看，作者分明加重了對妓女的批判，它給人這樣一個印象：那個被害的妓女之所以不能在幸存者群體中繼續兜售自己，是因為她「最風騷」。

饒有意味的是，這個最風騷的妓女來自「貞女村」，而且詩人把她放在「七夕節」和「幸福路」這個特定的時空里來寫，與其說這是對一個妓女的巧妙諷刺，不如說是對一種時代風氣的深刻批判：塑造貞女的時代已經被盛產妓女的時代取代了。我不知道妓女中是否有人讀詩，如果她讀到這里自然有警鐘之效。但這能否改變她的謀生之道還很難說，我不相信一首詩能糾正她的人生道路。而詩人卻有意拿她作反面教材，要趕到「新約酒吧」（「新約」這個名字大有意味，新的約會，新的約定，還是《聖經•新約》？），「把這事兒當成禮品」送給心愛的人，以免她淪為被人害命的妓女。很難說這種教育意義是警察的身份帶出來的，聽到這樣的事，每個男人都可能會對自己的愛人這樣講。如果說這是警察詩的話，只能說作者已經把警察詩寫成了人之詩。

不過，我傾向於認為只有警察才能寫好警察詩歌。因為警察是警察詩人特有的現實，盡管普通人通過小說影視作品也可以了解警察的生活，但那是間接的，經過處理的，漫不經心的。說到底，警察生活對普通人終究是外在的，陌生的，甚至是神秘的。侯馬的《九三年》系列作品之所以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因為他寫出了警察內部的真實，這是非警察作者寫不出來的；另一方面，這是更重要的，是他沒有被警察的職業所限，而是把自己（警察）和對方（被警察者）都作為人來寫。換句話說，真正成功的作品在於通過職業性寫出人性。

（本文作者：程一身；原題：詩的人性比職業性更根本—談談警察詩歌；原載：2018-05-16 中國詩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