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也有非警察作者寫警察的詩（大多是對警察的贊美詩），或許這些作品也能寫出警察的特點，甚至是職業精神，但他們畢竟是旁觀者，這類詩至多成為警察詩歌的側翼。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詩盡管寫到了警察，但如果警察是親人（如筷子兄弟的微電影《父親》中的父親），或把警察作為群體中的一員或背景性的人物，這種詩實際上也不是警察詩：

那個理髮師/現在不知怎樣了//少年時的一個/理髮師。屋里有爐火/紅通通的/有昏昏欲睡的燈光/忽然，兩個警察推門/像冬夜的一陣冷風//「得讓人家把髮理完」 /兩個警察/掏出一副手銬/理髮師一言不發/他知道他們為什麽來，他等待他們/應已久。他沈默地為我理髮/細心、細致/偶爾忍不住顫動的手指/像屋檐上，落進光影里的/一株冷冷的枯草

（來自《新詩》2014年6月號）

在聶權的這首《理髮師》中，理髮師分明是作者著力塑造的對象，警察只是次要角色。隨著時代的變化，警察的職能也與以往大不相同。過去，警察基本上就是與敵人鬥爭的角色，現在壞人當然還有，因此執法型警察依然存在。在人民和壞人之間，警察充當著懲治壞人，保護人民的角色。從這個方面來說，警察詩的題材往往以破案故事為或隱或顯的線索，大體上可以分成對壞人的抓捕，對人民的保護，對戰友的深情這幾個聯系緊密的板塊，其主題則是對祖國人民的大愛，對被害者的同情，對犧牲戰友的懷念。總之，警察詩的積極主題就是懲惡揚善、維穩安民。

事實上，現在許多警察已經轉向服務型人員，成為社會秩序的維護者，人民生活的管理者。如前述侯馬的《清明悼念一樁殺人案的受害者》，殺人犯與被害者本是夫妻，很難說誰好誰壞，只是因為其中一個移情別戀致使二人產生了尖銳的矛盾，以至出現人命。在觀念轉型的當代社會里，被害者的移情，殺人者的殺人都有他們的理由。在這類日趨頻繁的相似故事里，警察往往是事後的處理者，而不是惡性事件的干預者和制止者，而且大多情況下他們在事發前毫不知情。

很顯然，社會觀念與警察形象正在互動漸變。當尋常百姓而不是壞人突然成為殺人犯與被害者，特別是在殺人犯與被害者的是非在新舊觀念的並存中難以確定的情況下，警察的存在不免變得有些尷尬，其意義也會遭到改寫，以至讓人感到模糊不清。如果警察只是將此類衝動型「犯人」抓捕歸案並給以牢獄懲罰，甚至剝奪他們的生命，正義就能得到伸張嗎，伸張的是什麽正義呢，僅僅是傳統意義上的殺人償命嗎？當然，要求警察干預此類惡性事件的發生可能是一種苛求，這樣說只是表明警察工作存在著某種局限性和被動性，也許公安需要和民政、婦聯等其他部門結合起來。

不過，我對這類惡性事件的干預不抱什麽希望。在某種程度上，這屬於家庭隱私和個人隱私，在爆發之前具有很強的封閉性，外人一般不得而知。當今，乘客對司機的警惕，病人對醫生的不信任，學生對教授的提防，整個社會似乎彌漫著信任危機。在這種情況下，從人的立場寫警察的意義顯然超過了單純地警察書寫，換句話說，人性比職業性更根本。一些當代詩人之所以采取中立態度寫警察，也可以由當前的社會語境得到解釋。

（本文作者：程一身；原題：詩的人性比職業性更根本—談談警察詩歌；原載：2018-05-16 中國詩歌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