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薩爾》的結構宏大，分部本眾多，是經歷數個世紀和數代說唱藝人逐漸完成的，而且一直處在動態發展中，其間將吐蕃時代及其以後曾經切實發生過的歷史事件順手拈來，加以藝術性的加工創作，糅合連綴。與《格薩爾》相較，《江格爾》離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更遠，「《江格爾》中有『額木尼格河的木頭，制成馬鞍的鞍翅，杭嘎拉河的樹木，制成馬鞍的兩翼』這樣的詩句，純粹是基於詩行押韻的需要而編造出來的河流名稱，沒有哪個讀者能在蒙古地區找到這兩條河流。事實上，在有經驗的聽眾那里，從史詩故事所發生的主要場所『寶木巴』國度到具體的其他地點，都應當合乎慣例地按照史詩的『語域』來理解。

所以說，蒙古史詩把一切東西都做虛化處理，只保留最基本的善惡、敵友等關係的敘事策略，是另有其高妙之處的——英雄主義氣概得到充分的、概括化的彰顯，而不必拘泥於具體的人物和事件。於是，歷史上哪個元帥遠征到了什麽地方，打敗過哪些國度，在民眾的集體記憶中，都成了某種遙遠的、模糊的背景，史詩的前臺上，只有半神化的英雄和妖魔化的對手在廝殺。」不管如何，《格薩爾》《江格爾》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描述是詩性的，格薩爾與江格爾都是各自民眾集體創作出來的藝術形象，與其說他們是歷史人物，還不如說他們是神話人物，是許多世紀以來史詩歌手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英雄化與神話化的產物。

三

一部特定民族的史詩一旦形成，便要面向它的全體民眾，對他們的社會生活產生深刻而多樣的影響，發揮著多重的社會功能，包括認同、教化、娛樂等。如果只關注史詩的內容和結構，忽視史詩的社會功能，那麽根本無法將它與特定民族的口頭傳統中所包含的其他文學樣式區別開來，也無法在本質上理解作為特定社會或社區或民族的敘事範例和傳統資源的史詩。作為詩性的歷史敘事，史詩演述的確實不是真實發生的歷史事件，但是它能夠得到特定民族全體民眾的認同，並長期在其間世代相傳，如縷不絕，因為它符合了特定民族的社會需求和精神需求，包含著掌控特定民族的社會結構、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某種運行機制。

勞里·杭柯認為史詩在特定社區或群體內發揮著重要的認同功能，並將其作為界定史詩的重要維度：「宏大敘事的範式，它起源於職業歌手的演述，是一個超級故事，在長度上，表達的力量和內容的意義遠超過其它敘事。它的功能是一個群體或社區在接受史詩時獲得認同。」一部特定民族的史詩能夠讓他的全體民眾記住祖先曾經擁有的光輝與榮耀，知曉他們的民族形成與發展的歷史進程，堅信他們將來高貴的命運。史詩中的英雄是詩性的歷史人物，是民眾對史詩產生認同的象征資源。史詩所屬的特定民族的民眾對他及其行為和業績產生認同，將他視為辨識自我，依托自我的神聖的象征性符號。史詩英雄是一個民族發展出來的思想和行為方式的範例，這個民族性格中分散在許多人物身上的光輝品質都集中在他身上，他顯示出能代表整個民族精神的完整個體，《瑪納斯》中的英雄們持有的人格、精神和生活方式滿足了柯爾克孜族的民眾對英雄崇拜的情感需求，加強了他們的自我認同和民族認同。「《瑪納斯》通過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通過感性化、情感化的審美意境，使聽眾在史詩接受過程中受到潛移默化的影響，使史詩的思想價值轉化為教育價值。史詩中英雄們強烈的英雄主義氣概和高尚的情操，以及他們對於真善美不懈的追求精神，對於人民群眾具有教育鼓舞作用。」戈登·伊內斯（GordonInnes)曾記錄了岡比亞的巴卡里·西迪貝（BakariSidibe）對史詩英雄松迪亞塔（Sunjata）的評述：「雖然松迪亞塔毫無疑問地比我們更強大、更勇敢，但是他也像我們一樣是一個人。他的品質也是我們也具有，雖然它簡化成一種形式。松迪亞塔告訴我們一個男人能做什麽，展示一個男人的潛力。即使我們不能渴求做出與松迪亞塔一樣的大事，但是我們感到，我們的精神因了解像松迪亞塔那樣的人展示的精神而得到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