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乘說成吉思汗『帝深沈有大略，滅國四十』，可見當時戰爭的頻仍和慘烈。黑格爾說戰爭是英雄史詩最合適的土壤，蒙古史詩為何卻刻意不記載蒙古人的戰爭歷程，不歌頌他們名揚四海、威震天下的梟雄呢？不僅正面的英雄被隱去了，連史詩英雄的對立面也被刻意地抽象化和符號化了，成了長著多個腦袋的惡魔『蟒古思』，歷史上曾經敵對和衝突的族群和國度，都消解不見了，沒有了具體的指向。」

誠然，史詩或多或少都會以某個歷史事件為背景展開故事，其主人公或為神祇或為半人半神的英雄，他們都直接或間接地附著某些歷史人物的影子。但是史詩演述的內容大多是非歷史性的、虛構的，建構的是一種美或善的世界，充斥著許多超乎現實，充滿神話色彩的要素。

以此而言，史詩中的歷史是詩性的歷史，而非執著於追求某種歷史的真實，使用各種語言藝術和修辭所渲染的歷史敘事也是詩性的，包含著更多不能用來建構歷史的虛構成分。從演述史詩的歌手而言，他在遵循史詩演述傳統的基礎上，能夠較為自由地對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進行靈活的藝術處理。他可能將發生不同時間的歷史事件糅合在某一個特定的故事里，甚或創造和虛構一些人物，使故事情節更加連貫，變得更加有趣和有意義。

在長期的口頭創編、演述和流布的過程中，史詩消化和吸納不同歷史時期發生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這使得史詩具有將不同歷史時期發生各種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有機地交織在一起形成的復雜性，也具有了歷史的繼承性和不同歷史時期發生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層累在一起形成的多種特性層。但是，也不能排除歌手遺漏或忘記了原先已經消化和吸納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的可能。

歌手演述的是一個傳統故事，他不是在創造故事，也不是在講述歷史，而是對傳統故事的重新創作。因為他必須遵循的並非歷史事實，而是在重新演述史詩傳統中的神話，是對一個傳統故事的重述。這種藝術旨趣讓歌手會在藝術需要的情況下對歷史事實作出加工以適應史詩的演述。故而，在很多情況下，只有當史詩的內容能被外部的證據所確切地證實，它們才能作為歷史事實接受。

保羅·麥錢特在《史詩論》中說：「史詩一方面與歷史有關，一方面與日常現實相聯，這種雙重關係明確地強調了史詩所具有的兩種最為重要的原始功能。首先，史詩是一部編年史，一本《部落書》，習俗和傳統的生動記錄。同時，它也是一部供一般娛樂的故事書。」

其實，史詩不是編年史，而是民眾口頭創作的歌唱神或英雄們豐功偉績的敘事詩。史詩並「不要求歷史的準確性，只是概括地反映為其獨立而戰的人民的特征和個別的歷史事件。」史詩也非關注娛樂，促使歌手演述史詩的主要動因也非娛樂和歷史，而是其最重要層面——演述傳統的本身。當演述史詩時，歌手如果覺得需要虛構一些非歷史人物和非歷史事件來充實故事情節時，他會毫不猶豫地將兩者增添到演述中。

進而言之，史詩會以一種藝術化的方式處理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使史詩與歷史發生著某種內在的聯系。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雖然會對史詩的形成與發展產生某些影響，但史詩決不會因為它們發生重大的變化，乃至改變演述傳統，它們只能作為某種痕跡保留在史詩的表層。

史詩呈現的歷史不是真實的歷史，不是特定的歷史事件與歷史人物，而是以藝術的方式呈現的歷史。在世界萬物的起源、人類的起源、民族之間的衝突、鬥爭、融合以及遷徙等諸多與特定民族有關的歷史內容融入史詩的過程中，不同時期的史詩歌手都以史詩為導向對它們進行了不同程度的加工和再創作，以此來表達特定民族的思想，顯露了他們對歷史的認識和理解。這既使得史詩的故事情節可信，又使史詩中的英雄具有典型性，充滿藝術感染力。史詩處於神聖敘事和世俗敘事之間，在某種程度上外在於現實世界中的歷史人物和事件，但又沒有完全脫離歷史人物和事件構建的現實世界，沒有脫離特定民族的社會發展的歷史，其呈現的人類社會的各種法則也是掌控著現實世界的法則，特定民族的民眾借此來理解和思考它們的歷史和現實，理解史詩中保存著他們的民族文化中最重要的宗教信仰、政治觀念、倫理道德和風俗習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