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詩另一個形式特征，是它充滿了祈禱和譬喻。譬喻的使用，原因及其所欲達成的效果，是娛樂；祈禱則來自史詩和宗教、神話的關聯。文藝復興時期，批評家塔索(T. Taasso)甚至認為史詩雖以歷史為題材，卻必須是一種真正宗教(如基督教)的歷史 。換言之，史詩不能不涉及宗教，雖不一定以某種宗教信條為主題，卻含有濃厚的宗教意味。而且偽教和異教的歷史也絕對不適合用為史詩的材料。

三、史詩非詩史

透過這些文類特征，我們可以簡單地將詩史與史詩做一比較:

1.詩史代表一種價值觀念，而此觀念之發軔，往往在歷史文化意識勃興之際。論者渴望在詩中展現作者的人文精神與文化理想，記錄並批判一代史。這與史詩之偏於想像性寓意的宗教精神，截然互異。

史詩自始即彌漫著神秘色彩，吟唱者也以神祇的代言人自居。使得史詩中的人物，與神的關係變得非常重要。冒險與奇跡，更是展示英雄或神意的必要手段。這種特殊精神傾向，或許與西方古代文化有關。西方文化，由其起源處看，不但不是人文的，而且是反人文的。心智偏於外向世界的放射，則形成愛奧尼亞(Ionia)諸哲人的素樸唯物論、科學精神，以及敘述文學。偏向宗教經驗，則產生奧菲(Orphic religion)重靈輕肉之說。二者相融相即，糅為希臘文化，而史詩則為此古典時代的 一種文化表現。史詩之精神迥異於詩史，可謂其來有自。

2. 詩史以歷史文化為觀照的主體，且含有濃厚的價值判斷在。史詩則為英雄的行傳，即使後來逐漸演變成個人自傳，也仍側重於個體生命的表現。敏特諾(Minturno)嘗謂: 史詩為一嚴重及顯赫行動之模仿。所謂嚴重及顯赫行動，即指歷史上重大的事件及英雄人物。戴尼樓(Daniello)亦云: 英雄詩是皇帝及武裝慷慨勇敢之人顯赫行動的模仿。這和賀拉斯所說，史詩的中心是非凡的人物一樣，均強調個體生命的冒進與表現。

3. 詩史因為對現實政治有所批判和記錄，因此，創作手法多傾向於諷喻，使用隱喻和寫實二者，交互為用。史詩則因其本身乃是超乎現實的，故而譬喻的使用只是純修辭學的，與詩史完全不同。

4. 史詩借資吟唱，且篇幅闊大。詩史則本身並非敘述文類，故亦無此限制。元白樂府及千字律詩，固然屬於長篇，但宋人詩話中，也常引證一二 短句以說「 詩史 」。有史法的山谷浯溪碑詩，本身就不長。這是因為詩史一辭，系就作者整體生命及作品之意義表現而說，與文體本無必然關係。

5. 史詩是大眾的娛樂，詩史則是嚴肅的意識創造。其目的與作用互不相同，寫作內容和表達方式遂亦相異。就史詩而言，歷史只是材料；詩史則本身便成為史，且能照明歷史事件。

6. 最重要的是: 詩史仍舊是詩，而史詩則不是詩。詩史本非文類之觀念，因此說某人之詩為詩史時，史只代表了詩的某種性質，猶如米芾所說的「 畫史 」。史詩則不然，有史詩，便有非史詩的文類，藉著這些文類劃分，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史詩逐漸蛻化為小說的事實。

四、史詩不是詩

希臘與中國不同，直到亞里士多德時代仍無「 詩 」 之共名，只有某一文類某一文類的類名。

因此亞里士多德撰作《詩學》主要的工作有二：一是把一切模仿的藝術括稱為「 詩 」，拉丁文 Poesis，在希臘字中本為一般制作之辭，泛指一切制作品而言；他用「 詩 」總括這許多文類，諸類型雖或不同，卻都是「詩」。二是將以上各種文類的不同，視為「 詩 」在發展時不同階段的現象: 經由祭奠酒神的詩歌、史詩，而到悲劇。

因此，詩的發展史，其實也就是悲劇的發展史。它隨時間之演化而表現為多種文類，史詩即其一也。故可以用與悲劇相同的律則來討論它。但它終究不如悲劇，因為它並非發展的終極，不能濃縮理想。就此而言，「 亞里士多德的詩學，是戲劇的詩學，尤其是悲劇的詩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