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是，研討會後，我們去澀谷喝酒，然後回本郷，結果本郷校區似乎在晚上把赤門（譯註：一個大門）和正門都關了，得翻過有 4 米高的鐵柵欄。回住處的時候，他們三個都笑了：他們一個是格瓦拉的前革命戰友（譯註：指戴布哈），一個是登山家（譯註：指布儂），還有一個是前銀行搶劫犯。

後來，斯蒂格勒出版了《技術與時間》卷二。96 年 3 月，我在巴黎八大負責一個繁重的課程。我們和他的前女友（我在想要不要冩這個，記得她是雕塑家）在拉丁區吃了晚飯後，他住在貢皮埃涅那個方向，於是告別時就給我叫了輛車。

我手冩的字都沒法看了。

他説。不過，他的確冩了很多難讀的字，對此貢獻良多。他得到了法國視聽研究院（ Institut national de l’audiovisuel）副主任的職位，但他説有好幾年都沒能好好冩本書了。他聊到了馬拉美、布朗肖，還聊到了電視。NHK 電視台當時有了所謂的高清電視（HDTV），可他説這在數字時代行不通。那時，他還出版了與德里達合著的《電視的回聲影像學》（Échographies de la télévision）。

97 年秋起的一年間，我來巴黎進行一項海外研究，而這次又是三個人一起碰面，在巴黎七大門前的餐廳吃了個飯。那是我第一次見到卡霍麗尼・斯蒂格勒（Caroline）。吃完飯，我們去了後面的公寓的院子，聊了聊什麼樣的建築佈局好。他們兩個看上去挺幸福的。

我們就是這麼認識的。至少在我看來，我在斯蒂格勒身上找到的是一種兄弟情誼。我和他認識不久，但感覺他就像認識我很久一樣，很快我們就成了朋友。大多數的情況，重要的朋友都是這麼來的。斯蒂格勒是我少數幾個不一般的朋友。我一開始不知道爲什麼會這樣，後來才慢慢意識到了這一點。

3 青春時代

斯蒂格勒比我大一歲。

大多數他的具體的傳記事實都來自他的著作和媒體報道，但他其實出生於巴黎一個郊區——薩爾塞勒市（Sarcelles） 。作爲家里 4 個孩子的老三，他的父親是電氣工程師，爲法國廣播電視局（ORTF）工作，而母親是銀行職員。他是法國“黃金三十年”（Trente Glorieuses。這也是日本的高速發展期。譯註：指戰後 1945~1975 年的法國）嬰兒潮的一代。小時候，他學習很用功，是一個對蘭波、波德萊爾感興趣的文學少年，也是喜歡繪畫、音樂、尤其是現代爵士樂和戲劇的文藝少年。然而轉到另一所學校後，他的人生逐漸偏離了標準路線。作爲高中生，他參加了極左運動。對我們這代人，這是常見的一個人生軌跡。

1968 年 5 月，當他在聖－米歇勒堤岸的吉拜爾青年書店（Gibert Jeune）找莫里哀的二手書時，催淚彈和街壘戰已經在索邦廣場上打響了。他在拉丁區奮戰了三週，但他從未對 16 歲時身處五月風暴的中心引以爲傲。此後，他加入了共産黨，沒參加畢業會考（譯註：相當於高考）就退學了。

19 歲時，他就做爸爸了，得爲他的小女兒討生活。（芭爾芭哈・斯蒂格勒 [Barbara] 現在在波爾多大學是一個嶄露頭角的哲學家了，幹得很棒）

生活困頓的他養了一頭羊，儘管沒做過羊倌，也幹得不錯。可在 1976 年的乾旱中，他放棄了養羊，買下了圖盧茲的一個餐館，轉手賣掉，又盤下一間爵士酒吧，取名“泡沫人生”（L’Ecume des jours）。他自己經營的路子走得很成功，還在酒吧與現象學哲學家誰哈爾・格哈奈勒（Gerard Granel）交了朋友。然而，時任總理巴合（Barr）的緊縮政策和警察的騷擾中斷了銀行藉貸，使他的生意幾近崩潰，從而讓他走向了搶銀行。這就像是一個波瀾萬丈的人生的開頭，拍成電影都不用改編。

（28.1.2021 原載：本文轉載自: https://www.douban.com；本文作者：石田 英敬，東京大學人文科學藝術學院講座名譽教授、巴黎十大符號與信息學博士，曾任東大圖書館館長，主編了貝爾納爾・斯蒂格勒《技術と時間》日語版三捲。2016 年赴同濟大學、中國美術學院演講《知識的數碼轉向：人文學院的未來》、《做夢的權利–數碼時代中夢的解析》、《未來網絡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