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他們絲毫沒有感到窘迫，因為他們從小受到的教育是，中國是一個文明古國，待客如賓是中華禮儀，而這幾個唱侮辱性歌謠的同學，恰恰展現了野蠻之舉。三如，他在伯克利讀博士，一年級時索爾（伯克利學派的創始人）給他們上課，交課程作業時，段義孚專門用舊金山的案例，展現城市景觀對人的進步意義，用以挑戰索爾浪漫的自然觀，不成想索爾竟給了A的好成績，由此他學到了一種教育理念。相對於他的自傳體著作《我是誰》，這四章凝練出來的要點更清晰。

從第五章開始，段義孚跳出了個人的經歷，旁征博引，從更廣泛的人類個體經歷，說到人類整體的發展，旨在展現人類在對自己、對他者、對自然的思考歷程，例如宗教對這三對關係的解釋不斷變化著。如果將此書作為人文地理學課程的教科書或教參，最合適的考題不是記下書中哪些「片段」，而是讓學生判斷自己學會從哪些角度思考人性，而人性表現在我們所有的空間行為和空間決策之中。

最後要說的一點是本書的中文譯名。2013年我拿到原書時，最沖擊眼球的是書名——Humanist Geography。這是因為該書名與Humanistic Geography不同。1976年，段義孚在《美國地理學家聯合會會刊》上發表了「Humanistic Geography」一文，該文是地理學一個重要學派的發端。中國人對此學派有兩種翻譯：人文主義地理學、人本主義地理學。董樂山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譯序中專門解釋，在不同時期，不同語境下，中國人翻譯humanism時，用了「人本主義」「人道主義」「人性主義」「唯人論」等。但是他主張這些都可以統一在「人文主義」的含義之下。

2002年，我正翻譯《現代地理學思想》（漢譯本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其中有一章介紹humanistic geography這個學派。那年秋季學期，我選修了北師大全校公共課《科學哲學》，主講教師是北京師範大學科學與人文研究中心主任劉曉力老師（她現在中國人民大學），她家與我家正好是對門，我們交流較多。在她的課上我了解到，1970年代西方人文主義興起，用以抵抗科學主義至上。因此我理解，段義孚等學者是在這個思潮之下，提出humanistic geography的。故此，我將這個學派翻譯為人文主義地理學。

中國臺灣的王志弘老師，翻譯出版了大量的地理學名著，他也將之譯為人文主義地理學。本書第一譯者宋秀葵教授一直研究段義孚的著作，她的博士論文，也將這個學派譯為人文主義地理學。我一直覺得，為了區別兩個英文術語，段義孚的這本新作的漢譯書名應該有一些差異，譬如人本主義地理學。因為本書的哲學追求已經不僅僅是反對科學主義至上了，其例證之一是，在第十四章段義孚專門提到了文藝復興時期的humanism，這個術語的流行漢譯是人本主義，而人本主義的出現，主要是以反對神本主義為目的的。不過，本書譯為《人文主義地理學》，也符合董樂山先生的邏輯。

（本文作者 周尚意單位：北京師範大學地理科學學部 ；原載：2020-08-18 來源：澎湃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