討論分析心理學對詩歌的關係，這一任務，盡管困難，卻為我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就心理學與藝術的關係這一眾說紛紜的問題，勾劃出我的基本觀點。心理學與藝術盡管不能進行比較，但它們之間無意存在的緊密聯系卻需要我們加以研究。這些聯系來自這一事實：藝術實踐是一種心理活動，既然如此，也就可以從心理學角度加以考察。從這一點考慮，藝術也想所有一切心理動機而產生的人類活動一樣，對心理學說來是一個適合的課題。盡管如此，這種從心理學觀點出發的表述，如果付諸實踐，卻必須包含一個明確的界限。可以成為心理學研究課題的，只是那屬於創作過程的方面，而不是那構成藝術本質屬性的方面。藝術本身是什麽？這樣一個問題，不可能由心理學家來回答，只能從美學方面去探討。......

藝術本質上並非科學，科學本質上也並非藝術。心靈的這兩種領域各自保持者某種對它們自己來說是獨特的東西，並且只能用它們各自的術語來進行解釋。因此當我們談論心理學對於詩歌的關係時，我們將緊緊討論藝術中可以交給心理學深入考察而並不褻瀆其性質的方面。心理學家關於藝術所不得不說的一切，都將被限製在藝術創作過程的問題上。而與藝術最隱秘的本質無關。......

為了公正地對待一部藝術作品，分析心里學必須使自己完全擺脫醫學偏見。因為藝術作品並非疾病，並且因此需要一種不同於醫學考察的考察。醫生自然必須尋找致病的原因以便徹底根治疾病，但同樣自然地，心理學家也必須嚴格地采取一種完全相反的態度來對待藝術作品。他不是去研究它在人性中的普遍決定因素，而是首先深入探究它的意義，並且只是去研究它在人性中的普遍決定因素，而是首先深入探究它的意義，並且只是為了保證使自己更充分地懂得它的意義，才去考慮那些決定因素。個人原因與藝術作品的關係，不多不少恰好相當於土壤與從中長出的植物的關係。通過了解植物的產地，我們當然可以知道並理解某些植物的特性，對植物學家來說，這也是他的全部家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卻沒有人會同意說，對植物本身說來，一切重要的東西就已經都被發現了。醫生面臨病因學問題時亟需知道的病人的個人傾向，對分析藝術作品完全不適用。因為一部藝術作品並不是一個人，而是某種超越個人的東西。它是某種東西而不是某種人格，因此不能用人格標準來衡量。的確，一部真正的藝術作品的特殊意義正在於:它避免了個人的局限並且超越於作者個人的考慮之外。

必須承認，以我個人的經驗，一個醫生很難做到完全拋開職業偏見，消除流行的生物學觀點去考慮和看待一部藝術作品。但我也終於知道：盡管一種具有純粹生物學傾向的心理學，可以在相當範圍內對普通人做出解釋，它卻不能應用於藝術作品，更不能應用於那作為創造者的個人。純粹因果性的心理學只能把個人降低為人類的物種成員，因為它的範圍被限製在通過遺傳而輸送，或從別的源泉而獲得。然而藝術作品卻並不輸送也並不獲得，它只是那些條件（因果心理學總是把藝術作品歸結為這些條件）的創造性改變。植物並不僅僅是土壤的產物，它是一個有生命的，自身包含著自身的過程，這一過程本質上與土壤的性質沒有任何關係。同樣的道理，藝術作品中的意義和個性特征也是與生俱來的而不決定於外來因素。人們幾乎可以把它描繪成一種有生命的存在物，它把人僅僅用作一種營養媒介，按照自身的法則雇傭人的才能，自我形成直到它自身的創造性目的得以完全實現。

（馮川 譯自《榮格文集》第15卷，紐約，1971年版，本文前面部分略有刪節，本文摘自《西方文藝理論名著選編》伍蠡甫 胡經之 主編 1987年3月第一版 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見： 讀睡詩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