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認為，這些論述可以歸結到一個論斷，即翻譯具有話語建構性。 該論斷基於三個前提假設，即語言的話語建構性、翻譯的片面性與操控性、翻譯的跨文化話語性。

首先，在後現代的語境下，人們普遍認識到語言是社會建構的手段，因而語言不僅具有工具性，也有話語建構性。① 福柯呼籲「我們必須把話語想象成我們施加於事物之上的暴力」（Foucalt 229）。 塞爾登揭露「作家能夠犯的最嚴重的罪行是妄稱語言是一種自然透明的媒介，讀者能夠通過它理解一個可靠的和統一的『真理』或者『現實』」 （Seldon 74）。

羅蒂強調知識和思想是為了推動某種利益和目標的實現。不僅社會越來越被認為是一個文本，科學文本自身也被視為修辭學上的建構（76－77）。批評話語分析的創始者費爾克勞夫接受了福柯等後現代主義者關於話語建構社會現實的思想，堅持話語既塑造社會又由社會塑造的辯證觀點（ Fair Clough 1992： 55）。 他認為（2003，2006），社會和個體是被話語實踐不斷建構的，語言不是客觀實在的反映，而是建構的積極媒介，因此對話語的關注不是要從話語中透視出某種客觀實體的存在，而是要分析話語如何不斷建構社會現實。 基於此，我們認為，既然語言具有話語建構性，翻譯作為言語交際行為，因而具有語言的話語建構性。 即語言的話語建構性決定了翻譯的話語建構性的基因。

其次，描寫譯學認為，翻譯具有片面性與操控性兩個內在的基本特性，這為翻譯的話語建構性做了鋪墊。 片面性指翻譯無法把原文本的形式與內容完整地移入到譯文中去，不可避免地對文本現實做種種取捨。 這種取捨讓譯者和目標文化對文本的種種不同的操控成為可能。 翻譯的片面性與操控性造成翻譯從來不會是對文本存在的完整、忠實的再現，而是在文化與社會語境背景下，譯者對原文意義、形式、主題等進行取捨，從而預設了翻譯建構社會現實與文本存在的先天性。

最後，翻譯的跨文化話語性。 在話語分析研究的框架下，對言語交際事件的研究跨越了孤立、抽象的語言形式研究的界限，將語篇和相關語境兩者結合起來觀察，以探索語篇的結構、功能、意義，以及辭句背後的意識。文化話語研究彰顯了文化對話語的建構作用。 它「從文化自覺和文化政治的高度，以言語交際的概念為方法，去探索社會言語交際事件的文化特點、文化困境、文化變革，等等」 （施旭 3）。

在這一論斷的觀照下，翻譯可以視為跨文化社會言語交際事件，即翻譯具有跨文化話語性。 在跨文化語境下，交際主體（可以是翻譯項目發起人、中間人、譯者、作者、出版方、讀者等等）與文本之間不斷地進行著文化與文明對話，反映交際的語境，最終建構一個具有跨文化溝通效果，體現文化關係、文學關係、歷史關係等的話語。

從以上三個假設，可以看出，翻譯建構性是基於語言的話語建構性、翻譯的片面性與操縱性、翻譯的跨文化話語性等假設基礎上的。 此外，我們認為，翻譯作為語際實踐，是對結構以外的文本存在進行跨文化的建構，其建構性實現的方式具有創造性傾向，①因為翻譯的異質性決定了翻譯話語可以通過異於源詞的目標語語詞，或者創造性運用目標語與文化結構之外的語詞來改變話語結構，從而改變原有的社會關係、文本關係，建構依賴於社會語境的跨文化話語新體系。 這與韋努蒂將翻譯喻為「 二階創作」（Venuti 2013： 179）的意圖相似，都是對翻譯話語的創造性的揭示。 這一點將對我們認識翻譯建構性的方式有啟發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