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藏漢混血很多代，且基本不通藏語的人家里，我聽了更多不得要領的傳說。這些傳說在文化上更靠近的不是藏族，而是漢族民間的那種東西了。

好客的主人取來一大塊豬膘，把一把刀插在上面時，我從背包里取出從丹巴縣城帶來的兩瓶白酒，倒了一大碗。碗在圍著火塘的幾個男人手里傳了起來。豬膘與刀子傳到我手里，我切下一大塊，用刀尖挑著，在火上烤得滋滋冒油，油滴到火里，火苗躥起來，把這一圈人的臉都照成銅色的了。火塘里的火，要比頭頂吊著的那盞被煙熏黃的電燈更加明亮。

酒過三巡，好幾塊豬膘已經下到了我的肚里。

主人說：“真沒有看出來，哥哥還真是我們這個地方的人。”

這時，屋外一陣拖拉機響，不一會兒，一個穿著牛仔服的青年人走了進來。

這是主人家上過高中，卻沒考上大學的兒子回來了。

主人問今天找到貨拉沒有。年輕人翻了翻眼睛，說，跑了一趟，但路塌方，中途空車回來，一分錢沒掙到。他端起酒碗灌了一大口酒，卻再沒有往下傳，酒碗就放在了他的面前。現在，這種文化敗落的鄉村里，正在批量出現這種鄉村惡少。我也是因了酒的緣故，從他面前端過酒碗，大喝了一口，再遞到他父親手上。

這個青年人就發作了。他像剛發現我一樣，一雙瞪大的眼睛狠狠地盯過來。我的眼睛沒有退讓，也不能退讓。

他的眼睛讓開了，又喝了一口酒，說：“你要去什麽地方？”

我說：“贊拉。”

“贊拉？”

他父親說：“就是小金。”

他說：“小金有什麽了不起，那天幾個小金收藥的人過來，叫我們狠狠打了一頓。”然後，他又說了許多威脅的話。他看看我的背包和相機，說，“聽說北京和成都有人鬧事，現在到處都設了卡子。”

他把我當成從大城市來的人了。他父親無法制止住這個撒野的、仇恨城市人的小子，只是對我說：“他喝醉了，不要理他。”

我收拾了背包準備離開這戶人家，他又提出了另一個問題：“公路塌方了，班車都不通了，怎麽樣，明天我用拖拉機送你去小金，給兩百塊錢就行了。”

我當然不會接受這種訛詐。最後，是他父親將他從屋里趕了出去，而把我留在了他的家里。第二天醒來已經晚了，這家人除了一個從昨天晚上到現在只是微笑、一言不發的老人，都巳經出去做事了。他給我端來一碗茶，用藏話說：“上路的時候，躲著我家那野小子一點。”

我說：“我不怕他。”

老人指指自己的耳朵，說：“我早就聽不見了。”

我只好笑笑，和他告別，上路了。兩個小時後，我回到丹巴。在招待所里鋪開紙寫我那篇叫做《野人》的小說。寫得悶了，就下了招待所前曲折的石階，到車站轉轉。那里依然很安靜，樹蔭靜靜的，時間就消消停停地團身在里面，一點也不想延展的樣子。

於是，又回到招待所寫我的《野人》。

那些年里，我特別喜歡在路上的旅館里寫短篇小說。在若爾蓋，在理縣，在隔丹巴縣城不到五十公里遠的小金縣城。寫完這篇小說，雖然路還沒通，但我應該上路了。

漫遊中的寫作，在我25歲之後，與30歲之前那段時間，是我生活的方式。那時，我甚至覺得這將成為我一生唯一的方式了。

我又上路了，目的地就是五十多公里外的縣城小金。

臨行前，我給曾是同事和領導也是朋友的小金縣委書記侯光打了一個電話。他告訴我說，等我出發走到一半路程叫新橋的一個鄉，那里就沒有塌方了。他還特別叮囑，叫我到鄉政府打電話給他，在那里吃頓飯，接我的車就到了。

當夜，聽著吹過整個縣城上空的風聲，我很快就睡著了。

睡著之前，我口里念出的卻是小金縣城以前的名字：贊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