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復拜讀吳國輝、張中華二位發表在《中國檔案》2004年第5期上的大作《檔案局（館）不是開展檔案文化產業的主體》，筆者總感不安，寫下幾點感受，非杞人憂天之想，皆檔案館人事業之情結所在。

一、檔案館發展檔案文化產業會改變其單位性質的判斷存在邏輯錯誤

吳國輝、張中華兩位意在告誡我各級檔案館不要染指檔案文化產業，以免發生政府財政斷奶，檔案館事業下海沈沒的悲劇。作者為檔案事業，為檔案館事業前途擔心，用心良苦，但其論證似有道理，又似無道理。在檔案館並不是發展檔案文化產業主體這一論點的論證中，作者提出一個論據——「政策不允許」。

在對這一論據的論證中，吳張二人人說：「作為國家的一項發展戰略，發展文化產業一定會有一系列配套的政策作為依據和保障」，卻沒能說出國家不允許檔案館發展檔案文化產業的政策規定，也沒能拿出國家政策不允許檔案館發展檔案文化產業的規定條文，這個政策不允許又從何說起呢？

作者為了論證這個政策不允許，引用了文化部文化產業司司長王永章關於文化事業單位、文化產業單位區別的一段論述：「兩者投入的資金來源不同，管理機制不同，經營運作方式不同，考核的標準也不同。文化事業單位承擔的是政府交給的為公眾提供文化服務的任務，主要依靠政府扶持、社會贊助；文化產業單位則主要面向市場，依法經營，自我積累，自我發展，依靠政府政策的宏觀調控」。作者接著對王司長的話評論說：「這種觀點實際上已經或者將要成為中國制定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機關政策的重要依據，結合中國已有的法律和政策，各級檔案局（館）顯然只有歸入文化事業單位才有利於檔案事業的發展」。

這個推斷是錯誤的。首先，王永章司長講的是文化事業單位和文化產業單位的區別，而不是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文化事業單位與文化事業不是一個概念，文化產業單位和文化產業不是一個概念。文化事業單位、文化產業單位指的是兩類單位的單位性質，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指的是兩類單位各自的重要工作。概念有誤，判斷推理何在？作者用王司長關於文化事業單位與文化產業單位區別的論述推理這就是中國制定和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的相關政策的重要依據，再由這一重要依據推理出各級檔案局（館）只有歸入文化事業單位才有利於檔案事業的發展，進而推理出檔案局（館）絕不能夠發展檔案文化產業，如此推理，有說服力嗎？

要證明檔案館不能開展檔案文化產業，首先還是應該弄清檔案文化產業是什麼？當然，要弄清什麼是檔案文化產業，又要先弄清文化產業是什麼？「2003年7月22日，由中宣部牽頭，成立了國家統計局、文化部、廣電總局、新聞出版總署、國家文物局等單位參加的『文化產業統計研究課題組』。課題組的任務是科學界定文化產業概念」，「作為課題研究的第一階段成果，2004年3月29日，《文化及相關產業分類》已經印發各級統計機構」，「該分類將『文化產業』的概念界定為：為社會公眾提供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注：戴廉：《中國文化產業範圍基本確立》，《中國剪報》2004年6月30日。）

按這個定義，檔案文化產業的概念便應界定為：為社會公眾提供檔案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以及與這些活動有關聯的活動的集合。產品就是生產出來的物品。誰來為社會公眾提供檔案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其主體難道不應是我們的各級國家檔案館嗎？難道說我們的各級檔案館不應該為社會公眾提供檔案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嗎？難道說我們的各級檔案館一經開展起為社會公眾提供檔案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檔案館的事業性質就會起變化，就會產生政府「減少乃至完全不給檔案館必要的經費的惡劣後果」？「檔案館乃至整個檔案事業就只能面向市場、自謀生路了」？

事實是，我們有不少的檔案館已經、正在並繼續展開著為社會公眾提供檔案文化、娛樂產品和服務的活動，這些活動不但沒有成為政府在經費撥付上打折扣的口實，反倒使他們在政府那里一而再，再而三地得到了增加經費撥付的實惠。作者關於檔案館開展檔案文化產業就會改變單位性質，檔案館乃至整個檔寞事業就只能面向市場、自謀生路的推斷，其理論存在邏輯錯誤，在實踐上缺乏事實依據。關於檔案館作檔案文化產業，不會改變檔案館單位性質的問題，筆者後文還要討論。（原題：檔案館大可不必視檔案文化產業為禁區/作者郭東升單位：山東省臨清市檔案館/原文出處：2005 年 04 期 北京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