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我是做科技史研究的。我的同事首先證明了中國人在周朝就證出了畢達哥拉斯定理，證據是什麼算書里有那麼一句：勾三股四弦五；所以這個定理就被稱作勾股定理，納入中國人名下。然後又有人證明了唐詩里有牛頓力學，宋詞里有相對論，發表在各種學報上。現在我要證明是李衛公首先證出了費爾馬定理，遇到的困難比他們大得多。首先是我必須先把費爾馬定理證出來，其次我還要把這個定理解釋到李衛公身上。當然，我也可以把它解釋到我自己身上，叫做王二定理，但是這樣一來就缺少了浪漫情調。最主要的困難是這個費爾馬定理我根本就證不出來——最近三四百年來，所有的人都在證它，但是誰也沒證出來。還有不少的人在證明費爾馬定理不存在，也沒有證出來。既然如此難證，那麼李衛公把他證出來是為了什麼？難道是吃飽了撐的嗎？

要說明李衛公為什麼要證明費爾馬定理，就要說到當年在洛陽城的土耳其浴室的休息室里，李靖和大家坐在地板上聊天的情形。當時在座的有一個日本人，頭剃得像卓別林的小鬍子，身上穿著短短的藍印花布和服，跪在地板上，他管李靖叫李樣（桑）；還有一個巴爾幹半島來的人，長一張又寬又蠢的臉，鼻子上掛了一個金環，身上穿了一件浴袍，坐在一個軟墊上；還有一個黃鬍子的希臘人，攔腰束一條浴巾。李衛公自己什麼都沒有穿，盤腿坐在地上。他的身材相當健美，所以黑地里有好多貪婪的目光投到他身上——這個浴室是同性戀活動的場所。但是李衛公本人不是同性戀者，他到這里來，是因為浴室里有免費招待的大麻煙。那種煙盛在他們中間的一根鑄鐵煙管里，因為煙管十分沈重，所以下面有一個可以轉動的支架，看上去就像一門火炮。人們轉動煙管，輪流抽煙，看上去好像是輪流地飲彈自殺——但是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吸煙的間隙里，那個希臘人用一支蠟筆，就著煙管上一支蠟燭的光，在地板上寫下了費爾馬定理，而且用打著嘟魯的漢語說，誰要是把它證了出來，誰就是世界上第一聰明的人。這些話就像一道流螢，飛進了李衛公黑暗的內心。證明了費爾馬定理，就證明了自己是最聰明的人，這件事值得一幹。後來他就證明了自己是世界上最聰明的人。我還可以指出，當他被按在地下，第十一下板子打在他臀部的鐵板上，發出金屬響聲那一瞬間，他最聰明，等到第十二下板子落下，不僅他，而且全世界都沒有剛才聰明。但是對他沒有什麼好處。

作為一個中國人，不但必須有證明自己聰明的智慧，還得有證明自己傻的智慧，否則後患無窮。我把這件事寫了出來，很可能證明了自己在後一個方面有所欠缺，給自己種下了禍根。要說明我們幹嘛要到唐詩里去找牛頓力學，到宋詞里去找相對論，就需提到我們在頭兒面前有所交待，要麼證明我們有實用性，要麼證明有觀賞性，總之要有存在的價值。證明了相對論和牛頓力學都是中國人先發現的，弘揚了民族文化，就算有了觀賞性。證明了別的，頭頭們也不愛看。

我現在還沒有證出費爾瑪定理，但我已經把怎麼發表它的辦法想出來了，這個辦法就是把它叫作李靖定理。有好多人有做出證明、發明理論的聰明，卻沒有發表它們的聰明、這件事的困難程度沒有做過研究的人是難以想像的。假如一個定理有兩三個世紀沒有得證，你把它證出來時，三四十頁肯定打不住，準會寫成一本書。你還要找權威來肯定，然後才有發表的機會。但是權威起碼也是七八十歲，活著都困難，哪來的精神看你這艱澀無比的論文？因此你只好懷才不遇，郁郁而終。假如把它叫“李靖定理”，說是李衛公的證明，發表就一定不成問題。實際上到底是誰證的，根本無關緊要。因為我在這方面表現得一點都不傻，所以我覺得沒必要妄自菲薄。對於我和衛公這樣的人，有一種最大的誤會。大家以為我們是自己選擇了這樣的生活方式——終日想入非非，五迷三道——所以我們是一群討厭鬼。這種看法是錯誤的。我們這樣，完全是天性使然。以我為例，假如我不想費爾馬定理，就會去想別的東西，沒準要去寫小說，沒準要去寫詩，寫出來的小說和詩準又是招人討厭的東西，這種事連我們自己都無法控制。這也許是因為腦袋里長了瘤子。假如世界上充滿了我們這樣的人，就會充滿一種叵測的氣氛。這件事沒有辦法，只好就讓它這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