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工必須跟招引他們來的三發蘇丹老板幹活，因為生活條件非常艱苦，攜帶家屬是不適宜的，因此都是男人隻身先來闖天下，他們為了工作方便就定居在靠近達雅鄉村的工作地點，久而久之便同當地達雅女人通婚同化了。

1740 年前，中國南下的華人移民，對這塊人稀物產豐富的西加的優越性產生興趣，他們跨越砂拉越水路直達三發市屬下西宜宜（Seminis）、移民也有直接從中國飄洋過海來到西加，沿著百富院（Sungai Duri）、載下港（Sungai Raya），來到山口洋（Singkawang）海岸的尾柵（Mui cha）、寨面（Pangkalan batu）、文島宜（俗稱溫肚泥 Selakau）登岸。泊岸地點有的在邦戛（Pemangkat）、木關（Mukuan）、沙泊（Sebauti）、義羅（Ledo）、哇哩（Sebalau），沿三發（Sambas）河向各地區登陸，山口洋一帶來的客家人大都是揭陽市隸屬的揭西鎮河婆客屬區的。

4 （婆羅洲華人史）張清江譯 “第十屆南大全球校友聯歡會紀念特刊”

在鹿邑（Montrado）曾發現一塊墓碑，上面刻著“乾隆十年”（1745 年）的文字，證明在這時期那里已經有華人的足跡了。

1761 年因為三發蘇丹的稅賦日漸加重，並且還強制華人礦工的糧食和日常必需品都必須向蘇丹采購，經過多年奮鬥，公司員工覺得自己的力量已逐漸強大時，開發礦場的華人便擺脫三發蘇丹的控制，以自力更生為原則，團結和組織從中國來的華人，他們自己組織起來挖掘金礦和種植地，由新客組成的華人社會，脫離中國王朝統治也不受本土國家的控制，形成獨特的有組織有領導的法制體系政體。

1652 年至 1654 年，荷蘭的海上貿易與英國頒布的《航海條例》發生衝突。一連發生三次戰爭，第三次荷英戰爭爆發於 1672 年至 1674 年，荷蘭獲得勝利，英國被迫停戰。

1799 年 12月 31 日荷蘭東印度公司宣布解散，由荷蘭政府直接參與侵略活動與殖民統治。

《1824 年迎合條約》，又稱《倫敦條約》，英國與荷蘭在倫敦簽訂的條約，主要目的是解決這兩個歐洲國家在東南亞群島的貿易與勢力範圍的糾紛。此條約大致上影響了後來馬來西亞與印尼二國領土的範圍，也決定了新加坡往後的命運。造成荷英兩國的管轄權互相調換，在爪哇英國的總督萊佛士爵士（Gubernur Jendral Thomas Stanford Raffles）遷徙到荷蘭管轄的新加坡、馬六甲；爪哇管轄權交由荷蘭的高級海軍將領督波托（Pieter Both）接任，英國將邦加勿里洞（Bangka Belitung）及蘇門答臘（Sumatra）交給荷蘭管轄。荷蘭乘此機會擴大管轄範圍，更深入西加進行財富掠奪。19 世紀把殖民勢力擴展到了整個印度尼西亞群島，形成了現代意義上的印度尼西亞（印尼）。

19 世紀，荷蘭殖民政府踏上西加，他們對西婆羅洲西加金礦公司產生興趣，高延（J J. M. de. Groot）著的《婆羅洲華人公司制度》和梵雷斯（Van Rees）先生的《打勞鹿》書中，荷蘭學者和政府官員，以他們自己的角度評論和證明了這一事實。“這種公司制度已使許多人為之喪生，使荷蘭政府耗資百萬，尤其在今年政府給公司民眾帶來了不公平的殊死搏鬥。正是這種公司制度使婆羅洲金礦業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它為人類增添了數以百萬計的財富，使這海島變為令人向往的殖民地……總之，這些華人政治社團是我們政府與那個不可缺少的民族之間的重要聯系環節，他給我們的主要海外殖民地帶來繁榮與財富。公司只是一種保護形式，使成千上萬人的財富源泉，而今它卻是戰爭、放火，死亡與對無數生靈難於言狀殘害的根源。”《婆羅州華人公司制度》華人從中國遷徙而來，一路上與生命作賭注，西加華人建立自己的政治經濟組織，他們以艱苦樸素殊死搏鬥精神，維護華人村社制度，融洽團結當地民族，它記錄了一段華人從中國遷徙來西加的坎坷史。

第二章. 西加華人村社制度的興起

第 1 節. 華人社會最獨特的組織形式——村社或公司制度領導

根據田康汝著《海外華人國家：蘭芳共和國》一文中提到：“蘭芳共和國，全稱蘭芳大統制共和國，是 1770 年（清乾隆四十二年）到 1885 年之間存在於南洋婆羅洲（現印度尼西亞占據稱加里曼丹島）上的華人國家。創立者為廣東梅州人羅芳伯。後來被荷蘭人消滅。

“亦有說是南方共和國，是華人所創立的 — 第一個共和國……在最高峰時，南方共和國的勢力範圍占有整個加里曼丹島。

在世界諸國堪稱第一，比華盛頓 1787 年當選為首任總統並實現聯邦的美利堅合眾國的共和體制還早 11 年。”（鏈接：林世芳《印尼西加里曼丹華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