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5年到2015年，我自己生活的軌跡，是和政治拉開了愈來愈大的距離，同時也和新聞拉開了愈來愈大的距離。2005年，《新新聞》改組，我交出了第一線的總編輯職務，先是轉任副社長，後來又一度擔任總主筆掌管專欄、言論。不過那一段時間中，我仍然維持固定撰寫報紙社論，和幾個新聞評論專欄文章，也主持新聞臺的廣播節目，不時還到電視上參與談話討論。

然而，接下來臺灣新聞行業的變化，使我連這樣的關係都很不願再繼續保持了。先是電視談話節目進一步惡質化，幾乎完全喪失了理性討論的空間，“電視名嘴”變成了一個被高度汙名化的稱呼，我不得不和這樣的環境徹底劃清界線。再來，在我成長過程中，曾經給我最大影響的報紙《中國時報》，短短幾年內快速變質，變成我不只無法認同，甚至無法辨認的一個媒體。

2013年9月，帶著一點無奈的痛楚，我停掉了家中的訂報，同時終止了超過40年閱讀《中國時報》的習慣，實質上，也就終止了固定看任何一份報紙的習慣。

這幾年，我只在去小吃店用餐時躲不掉地看看電視新聞。不過就是20分鐘、半小時間，卻就一定會有讓我感到坐立難安的內容，要嘛是錯字、要嘛是記者錯誤用詞表達，更糟更常見的，是一堆根本不值得報道的訊息，假冒新聞被堂而皇之地張揚。

這幾年，我也只偶爾在進了電臺等節目開始時，翻翻架上的報紙，還常常都是先看體育版，有多的時間才回頭看要聞版。和許多人一樣，關於臺灣的新聞，這幾年，我多半靠FB上朋友轉發的，少數來自主動瀏覽媒體網站，認真算算，我現在花在吸收臺灣新聞上的時間，應該只有2005年時的五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吧！

奇怪的是，應該說可怕的是，我如此疏離臺灣新聞，卻到現在沒有感覺自己脫節！遇到還在這行的老朋友，聊起來，好像沒有什麽新聞我沒跟上，表現得茫然無知的。電臺節目中每天最後一段新聞評論，我也沒有覺得找不到題材、找不到觀點的困窘。很明顯的，臺灣的政治、臺灣的新聞，進入了一個“鬼打墻”的悲哀狀況，一直不斷地在極小極小的範圍裏不斷繞啊繞，表面上看起來一直在動，動得很厲害，但其實哪裏也沒去、哪裏也去不了。

我曾經去圖書館找出20年前的報紙，找出我自己編的那5年的《新新聞》，盡可能排除懷舊主觀情緒，客觀地評估，但我必須誠實地說，不管怎麽看，都還是覺得以前的新聞，要比現在多元、豐富、有意思多了。

米蘭．昆德拉的一本小說書名，不斷出現在我腦中──Life Is Elsewhere，生活在他方。熱鬧的、有意義、重要的事，不在這裏，不只不在政治上，也不在我們一般看到的新聞裏，今天，臺灣人要活得真實、有意義，得到政治與新聞之外，去找尋那個“他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