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語言哲學教授 John  Searle  曾透過“How  Language  Works:  Speech  as  a  Kind  of Human Action”一文去解釋語言行為，先簡單分辨「字句意義」（Sentence meaning  / word meaning）及「講者意義」 （Speaker meaning），再從選取詞彙、組成句子、正確語法，到生產發音、接收句子、理解句子，步步分析由講者構造語言意義，到聽者接收語言意義的整個運作過程的滿足條件。

Searle 特別強調意向性（intentionality）在語言中扮演的功能，任何言說，乃至聆聽行為都具有意向性。   假如班雅明對「故事」提出的核心要求是它能否被再製、重述的可能性（re- productivity），那麼根據語境一直流變的本質，每人每時每刻不斷更換思考意向，故事便會一直再生。 

聽故事的人 

在資訊爆炸、新聞大量生產的時代，故事之所以仍然存在，是因為無論陳述如何具資訊性、如何死板乏味，都會有無窮無盡的聆聽方法。霍爾（Stuart Hall）的「編碼／解碼」（encoding／decoding）概念正好說明之，他肯定了「解碼」人（聆聽者）的自主性，傳意經歷「生產」、「流通」、「使用」、「再製」四個階段， 而後兩者的權利掌控在「解碼」人的手上。

舉一個例，今晨，父親把一則「假冒官員電話騙案」的報道遞給筆者看，數分鐘前他與筆者爭論到`，互相「攞著數」的現實。雖然他沒有明說，但他明顯想向筆者證明，互利的人少之又少，奸詐的人卻隨處可見。

筆者起初不想接過報道，一來基於筆者對父親的用意以上述解碼，二來是因為筆者從不覺得自己會成為騙案的主角；勉強讀過報道，看到「內地」、「假冒官員」、「公安局」、「通知香港警方拘捕你」等字句，腦海瞬間現起自己過去對內地的各種定型，甚至想起一系列書店風波的新聞。

騙案本身成為次要的資訊，這則報道卻成為筆者對內地負面形象的新根據，恐怕往後再次接觸「內地」話題時極可能憶起這則新聞。其後，重讀這則新聞的電子版，注意到有網民針對「七成受害人為女性」作評論：「女人錢易呃原來係咁」，由此可見，這位網民與筆者解碼同一則新聞的切入點已有所不同，他往後再次遇上「女性」相關的話題時，很可能會憶述這則新聞了。

當然，如果以這種廣義的角度去理解故事並不令人滿意，一來，講故事者是死物──報道，盡其量是一個毫不相識的編輯，並不符合班雅明所說的「聽故事的人總是和講故事者相約為伴」的條件，聽報道的人不能夠直接與報道作者交流經驗， 甚至延伸話題，報道就像小說一樣，點到即止，難以再製；二來，上述扣連到自身主體的方式未免過於間接，除非騙案肇事者是自己的親友，否則，正如班雅明對消息傳播的批判：「每天早晨都把全球的新聞帶給我們，但我們卻缺少值得注意的故事」，消息的意義僅停留於「今天發生過的其中一件事」送到耳邊，無關乎生活，更難以扣連到每人自身的成長脈絡，因此亦迅速又被另一宗消息所蓋過。 

由是觀之，故事必須是在地的，涉足微觀的自然與人際關係，而更關鍵的是，故事是以記憶的交流，串聯講故事的人與聽故事的人。（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Volume 58 第五十八期 2017 不能忽視的記憶 Article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