抽空人性，何來意義？

「歷史學家總要想方設法解釋他所描述的事件，他無論如何不能僅僅袒示事件， 以此為世界進程的模式而善罷干休。」這是班雅明對現、當代歷史主義的一大批判。線性史觀，把隨意堆砌出來的事件碎片套進單一的因果關係邏輯，是歷史學家慣常的做法。

他們強調實證主義，講究參考文獻、古物的真確性，務求解釋一個客觀、絕對、具科學效力的歷史觀。班雅明對歷史學家的指控，重點不在歷史學家渴望解釋歷史這個意圖本身，而在於他們不承認這種意圖，他們不承認自己的歷史論述存在著主體性，不承認論述離不開呈現（representation）與詮釋，執著於一個沒有取代性的歷史定論。

「歷史地描繪過去並不意味著『按它本來的樣子』去認識它，而是意味著捕獲一種記憶，意味著當記憶在危險的關頭閃現出來時將其把握。」班雅明並不執著歷史的完整形貌，重視的是「捕獲記憶」。記憶現起的剎那，必然與生命當下面對的處境扣連，又必然與置身環境的其他人、事物相關。因此，歷史的意義並不在於把它作為一個遠距離的他者去研究、解釋，而是現在式的，為了生活處境而服務。因此，書寫歷史，使用歷史，必然滲入人的主體性，所以口傳故事是班雅明眼中理想的歷史形態。 

口傳故事是交流經驗的能力，故班雅明指出了兩大類擁有故事的人：「遠行人」、

「螫居一鄉的人」。前者是以空間的角度來看，有朋自遠方來，想必會累積多姿多采的經驗，或是多地文化，或是遊歷世界的心得，總之會從他們的憶述當中讓人大開「耳」界；後者是以時間的角度來看，在固定地域中落地生根，跨越世代， 這片土地上總會有過一兩部世代相傳的故事、人物事蹟，或者是民間傳說，最起碼，上百年所養成習俗的風土人情會成為外來人聽起津津樂道的故事。所以班雅明說：「偉大的講故事者總是扎根於民眾」。

班雅明又比較「消息報道」與「講故事」的差異：「講故事……把世態人情沉浸於講故事者的生活，以求把這些內容從他身上釋放出來。」假如口傳故事是歷史的理型，那麼，歷史必須富於生活感， 充滿人情味，能接通歷史傳遞者 （說故事的人）與接收者 （聽故事的人）的關係。如何理解班雅明說「講故事人不把故事當作自己親身經歷」，但他們的「蹤影依附於故事」？這兩句話再次證成論述主體性的存在，就算部分故事是道聽塗說，講者也不置身於故事當中，可是，更重要的是，一則故事／二手報道的呈現卻充滿講者的視角、價值觀，從他如何切入故事、他的剪裁、他強調的情節，到他最終想透過故事傳達的訊息，一一受講者主宰，「恰如陶工的手跡遺留在陶土器皿上」，講者的世界觀亦烙印於故事當中。

在《說故事的人》中，然而，班雅明判斷講故事的能力已然消亡，正如他認為歷史岌岌可危。主要原因是大環境轉變，可提供的生活方式轉型，「匠藝人的環境」式微，「鄉村日漸衰竭」，「聽眾群體失散」，取而代之，是資本主義日漸興起，消息傳播技術應運而生，城市化、現代工業化的全球趨勢讓在地生活不再受到注意， 悠閑散漫、百無聊賴的生活經驗被剝奪，人不再給予故事累積的空間，也無意去發掘故事，傳承故事。

班雅明的斷言有其準備性，至少，如香港一類被徹底「摩登化」的大都市，「榕樹下講古」的自然街頭景觀已一去不復返。而前述兩類講故事的人亦很難再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找到蹤跡，只剩下像雄仔叔叔一類拚命拯救「講故事藝術」的文化專家。可是，「故事從此絕種」的判斷無疑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講故事不可能徹底消失，而班雅明指出的，其實是講故事的某幾類意向式微，包括為教誨下一代而流傳的故事、在傳統社區中為解悶而群集的講故事形態、異鄉人相互交換文化經驗的故事。然而，如上述所言，故事與主體性是相輔相承的關係，主體性存在，故事便會存在。（Cultural Studies@Lingnan 文化研究@嶺南 Volume 58 第五十八期 2017 不能忽視的記憶 Article 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