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大概是對小鎮自己的文化特質忽然沒有了信心，被沖散掉，要做一個虛誇的東西，而小鎮原有穩定厚實的力量就開始消失了。那時候還保有的幾個美好的鄉鎮，其實後來在轉型過程中都有了很大的尷尬，除非那個社區有很強的自覺性，慢慢把社區原有的自我特征保持下來。

那個年代很多朋友都開玩笑說，到鹿港去叫一個小發財車，你就可以運走很好很好的雕花床，還有古舊的椅子。人們丟出這些東西，然後去買那些塞了稻草的沙發回來更換。因為他認識不到原來的家具木料有多好，雕工有多好。我想這是價值觀的問題，是選擇的問題，在這樣一個選擇迷亂的過程裏，美就完全失去了。我想當提到這些問題的時候，我關心的是否只是美的表層？一個鄉鎮的美或不美跟競爭力有關系嗎？這兩種東西拉在一起要怎麽談？

一九八四年東海大學成立美術系的時候，要我去做系主任。我就跟校長開玩笑說，是不是所有的系都設完了，想不到要設什麽系了，所以就設一個美術系？一直到今天，一個成長的年輕人，如果要在社會上有競爭力的話，通常是不太會去學習美術的，也不太會去學習藝術。大家觀念裏總覺得美其實不是一個競爭力要素。學醫、學法律都行。學法律現在競爭力很好，社會高層幾乎都是學法律出身的。人總是要有一些較強的競爭力。我想社會上當然有它對於所謂競爭力的理解。

我沒有想到當時跟校長開了這個玩笑以後，他就摸摸鼻子說，你其實不知道，我沒有要設美術系，我是要設大眾傳播系，因為競爭力比較好，媒體上出路很好。可是因為別人跟他講如果要報兩個系到教育部，一定會被刪一個系，所以他就報了一個美術系，報了一個大眾傳播系。沒有想到那個時候臺北以南的大學沒有美術系，教育部的人就把大眾傳播系給刪掉了。所以我大概四月份收到一個通知，要我趕快籌劃系務等事，現在想起來也覺得這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情。

常常和朋友講這個故事的意思是，我很長一段時間學習美術、愛好美術，從事美的工作，其實心裏面很虛。在這樣一個社會裏，每個行業都有它一定的競爭力，在那麽強烈的社會競爭裏，你究竟要怎樣才能使美成為一種競爭力？尤其你在從事美術教育工作，每年三十位專業的學生進到學校，你該怎麽告訴他，美將來是在社會上有競爭力的？其實這是非常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情。

你要告訴他說，別人要攢很久很久的錢，貸款買一所房子，然後發現墻壁空空蕩蕩，到時候會想到買你的畫。最後繞了好幾圈，他還要會相信那張畫是他的畫，實在是大費周章。可能我們都想說所謂的美就是競爭力，就是墻上的那張畫。如果是音樂呢？如果是戲劇呢？如果是舞蹈呢？我想那個競爭力你更不敢去談了。

我們看到在人類文明的進程當中，美從來沒有缺席過，在先進國家的發展過程當中，美也從來沒有缺席過。這又給了我們很大的信心。美究竟在扮演什麽角色？《天下》雜誌給美下了一個有趣的定義，說：“美是看不見的競爭力。”“看不見”這幾個字非常有趣。如果是墻上的一張畫，它其實是看得見的；如果是音樂會裏的音樂，它其實是可以聽到的，是可以感覺到的。我想這個“看不見”也許是觸碰到我自己了。

現在談美，其實不一定是要跟藝術結合在一起，而常常是跟另外一種東西結合在一起，就是創造。美是跟創造有關的。我想大家可能看到前兩年在臺灣辦的一個蠻重要的關於達·芬奇的教育展覽，現在在全世界巡回展出。我的一些美術界朋友去看了以後，其實很失望，因為他們說沒有《蒙娜麗莎》。我說《蒙娜麗莎》不大可能到臺灣來展出。他們又說，比較離譜的是沒有《最後的晚餐》，我只好解釋說《最後的晚餐》是一張壁畫，不太可能搬來。

那個展覽我自己當時很關心，是因為展覽有達·芬奇留下的六千件手稿。他隨身有一個窄長的筆記本—— 可能在現場大家看到了，很小的筆記本，用來隨時記錄。他去世之後，這批東西保存得很好，後來有部分被英國女王收藏在溫莎城堡，有部分被收藏在巴黎的國家圖書館。最近幾年有的流失到民間，很多被比爾·蓋茨買去了。他一直認為這批手稿將是二十一世紀非常重要的東西。大家現在討論達·芬奇的七種才能什麽的，都是從這些東西出發的。

那個展覽就是把手稿裏所記的達·芬奇當年做的很多實驗，由斯德哥爾摩大學研究並制作出來。人們發現他當時設計的比如橫跨伊斯坦布爾黃金角的二百四十公尺的橋梁，力學上是完全合理的，所以用模型把它做出來。還有他的飛行理論，因為達·芬奇對於鳥的飛行一直非常感興趣，他曾經解剖過很多鳥，研究它們飛行時翅膀的伸縮，他也嘗試把鳥的翅膀用不同材料復制出來。後來他發現自己研究的角度錯誤，因為鳥的飛行不止是翅膀的問題、伸張的問題，還跟空氣的壓力有關，所以他開始研究空氣壓力。這些草稿裏記錄了無數或成功或失敗的研究，但是不管成功還是失敗，都是近五百年來幾乎所有科學發展的基礎。所以這個展覽在世界各地巡回的時候，其實是希望告訴我們，達·芬奇不僅是一個畫家，至少不止是一個畫家，還是一個創造者，他所關心的東西原本都是跟創造有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