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知識：淵博的錯誤

除了故事需要整合、疏通以外，百回本的“作者”還面臨一項艱巨的任務，就是必須掌握和消化他所依據的資料（無論是文本資料還是口述資料）中的許多知識。因為所敘故事在題材上的特殊性，這個文本勢必涵蓋異常廣泛的知識面，出入古今中外，兼及三教九流，如果“作者”不掌握相關的知識，只是剿襲舊文，不加處理，那就會使他的文本夾雜許多與老子“化胡為佛”之說相似的“化石”。所以，考察文本在這個層面顯示的情形，可供我們據以判定其“作者”的知識能力。

百回本的第二回敘菩提祖師教孫悟空騰云飛翔時，有一段對話：

悟空道：“怎麼為‘朝遊北海暮蒼梧’？”祖師道：“凡騰云之輩，早辰起自北海，遊過東海、西海、南海、復轉蒼梧，蒼梧者卻是北海零陵之語話也。將四海之外，一日都遊遍，方算得騰云。”

第十二回敘觀音菩薩在長安顯出真身，唐太宗傳旨，找個畫家描下菩薩形象：

旨意一聲，選出個圖神寫聖遠見高明的吳道子，此人即後圖功臣於淩煙閣者。當時展開妙筆，圖寫真形。

這兩段中，“蒼梧者卻是北海零陵之語話也”和“此人即後圖功臣於淩煙閣者”，都是補充說明之句。跟“化胡為佛”被孤零零地嵌在文本中不同，“蒼梧”和“吳道子”是這個文本的“作者”自以為能夠掌握的知識，故各有一句話加以說明。然而，這兩句說明恰恰都是畫蛇添足，從知識的角度來說都是錯誤的：“蒼梧”在《尚書》和《楚辭》中都作為南方的地名出現，兩《唐書》記載的“圖功臣於淩煙閣者”都是另一位畫家閻立本。當然，這兩個錯誤不一定是百回本的“作者”所造成的，但他至少並不加以糾正。

與此相似的，是第十四回龍王給孫悟空講的張良拾履的故事：

龍王道：“此仙乃是黃石公，此子乃是漢世張良。石公坐在圯橋上，忽然失履於橋下，遂喚張良取來。此子即忙取來，跪獻於前。如此三度，張良略無一毫倨傲怠慢之心，石公遂愛他勤謹，夜授天書，著他扶漢……”

說張良拾履有“如此三度”，並不符合《史記》《漢書》對此事的記載，龍王的講述從知識角度來說也是錯誤的。

比起這些有關地名和歷史人物的知識錯誤來，百回本《西遊記》把釋迦牟尼與阿彌陀佛合為一身，以及對大量佛教名詞如“三藏”“盂蘭盆”等的解說錯誤，是更為驚人的。主張吳承恩作者說的魯迅，也屢次以作者不讀佛書為解。（《中國小說史略》第十七篇云：“作者雖儒生，此書則實出於遊戲，亦非語道，故全書僅偶見五行生克之常談，尤未學佛，故末回至有荒唐無稽之經目。”《中國小說的歷史的變遷》第三講云：“作《西遊記》的人，並未看過佛經。”）可是，吳承恩即便不讀佛書，也不至於不讀《尚書》《楚辭》《史記》《漢書》以及兩《唐書》吧？就此而言，推定一位具備傳統士大夫知識能力的“作者”，是頗有問題的。另一方面，要說這些錯誤都是從前的說書人所造成，吳承恩或別的“作者”只是簡單承襲而已，也不太合情理。我們不可過於低估說書人的知識能力，實際上宋元時期的有關史料就顯示了說書人的專業化傾向，各種不同類型的題材，為不同的說書人所專擅，像取經故事這樣的佛教題材，很難想象其講說人會對佛教知識一無所知。不熟悉佛教的人，可以去講別的故事，不必涉足這個領域，而既然傾情注力於此，則應該會下一點功夫去了解，像“三藏”“盂蘭盆”這樣的名詞，從明代一般書籍或日常生活中就可以很方便地獲知其含義，不必憑空自造一種誤解。自“小說”的立場而言，這種誤解當然不會影響《西遊記》的文學價值，但反過來，它對取經故事的發展也沒有根本用處，從“文學手法”的角度去解釋也是勉強的。

綜上所述，粗略地看，百回本《西遊記》文本中的知識錯誤，可以分為三種類型。第一種如“化胡成佛”，因不解其義而致誤用於不適當的場合，這對於一個明代的“作者”來說是可以諒解的；第二種如“蒼梧”在北方，吳道子“圖功臣於淩煙閣”，張良“三度”拾履之類，其出於民間說書人之口固可諒解，若出現在吳承恩那樣的儒生筆下則不可諒解；第三種就是佛教方面的許多荒唐無稽的說法，對於任何一個試圖以自己的方式敘述取經故事的人來說，都不應該錯到如此地步，無論其為讀書人抑或民間藝人。

確實，百回本對佛教名詞的誤解，並非偶然發生，而是幾乎全盤皆錯。這里隱含著一個矛盾：既然“作者”不讀佛書，對佛教知識一無所知，那就應該連這些詞語、名目的存在也不甚知曉，碰上了也該盡量避開，或只是照錄舊文，不加說明，又怎會去牽涉到如此眾多的“專有名詞”，並主動給出錯誤的解說？可以說，百回本在佛教知識領域所呈現的“淵博的錯誤”，是這個文本的又一大特色。這使筆者頗為懷疑：那不一定是“作者”的知識錯誤，而很有可能是故意歪解。歪解當然可以為文本添些詼諧，但另一個不得不考慮的因素，是百回本《西遊記》明顯的道教色彩。這個文本的形成過程中，曾經有道教徒上下其手，是無可懷疑的，很可能是他們將佛教名詞統統歪解。這當然只是猜測，但由此，我們的討論便須轉入“觀念”的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