廟里供奉縣長像事件。2011年4月，一則“七旬老人土地廟里供奉縣長，跪求幫討醫療費”的消息在各大網絡論壇及微博上傳播，引發社會關注。發帖者說，該老人是信陽市光山縣潑河鎮居民匡元秀，因女婿無故被人打傷，手術費也沒有著落，特跪求縣長在百忙之中過問此事。隨後，當地回應稱已經著手調查此事。眾所周知，土地廟顧名思義是用來供奉土地神的，如今縣長“神位”卻被置於此處，著實讓人感到滑稽，並耐人尋味。盡管當地有官員稱此舉涉嫌“人身侮辱”，但對處於困境之中且長時間得不到救助的老婦人來說，“侮辱”並非原意，表演亦屬無奈，不過是想喚起“父母官”的關心罷了。

 集體“散步”事件。因反對可能造成環境威脅的PX項目落戶，2007年6月1日，眾多廈門市民自發上街，手系黃絲帶，開始了集體“散步”。“散步”在平靜的氣氛中進行，無論市民還是警方，都沒有過激行為。隨後，市政府召開緊急新聞發布會，說明相關情況。第二天下午，人群陸續散去。幾個月後，廈門市政府決定遷建PX項目。另外，上海、大連、成都等地也發生有類似事件。在官方未就危險性大型化工項目的建設公開征求群眾意見的背景下，市民的抗議也就不可避免了。而在諸種抗議方式中，帶有明顯的自我掩飾色彩的“散步”是一種絕佳的選擇。它是一種“準示威”的表演。如時評所言：國民需要表達心聲，但又能遵循和諧基調。既然民眾是主人，主人在自家地盤上散散步再正常不過了。它比“端坐”雅致，比“口號”溫柔，比“揮手”和諧。［10］

 “假自焚”事件。2011年12月，一名男子在濟寧市委門前“自焚”的三張圖片在網上引發熱議。《濟寧日報》回應稱，自焚者“自導自演了點火滋事事件”，並通過網絡發帖進行惡意炒作。自焚者張勇向媒體承認帖子是他所發。官方還稱張勇事先安排其外甥從不同角度進行拍照，隨後將隱蔽拍攝的照片通過微博發布。雖然該事件的真相仍然有待進一步查實，但“自焚”行為的表演性則可較為明顯地看出。當事人似乎事先就進行了“劇場布置”，在市委門前點燃自己沾有汽油的棉大衣的時候，安排外甥楊某等用手機進行了拍照，並隨後發到互聯網上以期引發關注。一旦民眾自殘自焚，則政府就失去道義，成為眾矢之的，這是某種“表演式綁架”。這也是戈夫曼“擬劇論”之印象管理策略中的“誤解表演”，即讓別人產生錯覺、得到假印象的表演。這種欺騙有時是善意的，有時則是惡意的。

 扔五毛事件。2010年4月，雲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伍皓來到中國人民大學，舉辦專場演講會。演講剛開始，他就在講台上被一名抗議者扔了一身的五毛紙幣，那人還喊道“伍皓，五毛”。“五毛”本是含貶義的網絡用語，意指完全站在政府立場、被利用或主動來為體制辯護的人士，二者存在利益勾連。當現實中的五毛紙幣被當眾一張張撒向公眾人士時，即完成了一種借代或隱喻。異見得到了最生動的表達，立場得到了最生動的展示，交鋒犀利。伍皓由本來的主角變成了配角，“砸場者”的演出成功了。後來接受媒體采訪時，伍皓稱：有網民向政府人員抗議，這是其表達意見的一種形式，畢竟這是個越來越開放的社會。但是這種行為還是不應成為常態。在微博上，他形容這件事為“一個很有趣的小插曲”。［11］

 “草根”版新聞發布會。2012年10月，一個特別的視頻在網上躥紅。一名中年婦女———“民工討薪發言人”苗翠花———聲稱被相關部門拖欠1　000多萬元工程款。她在鏡頭前以外交部新聞發言人的口吻訴說著自己的遭遇，將自己的討薪緣由和與政府交涉的過程娓娓道來，用官方話語方式包裝“草根”權益。在她身後，一塊背景板上寫著“民工工資討薪新聞發布會”的字樣，現場還有所牽涉的農民工代表扮演記者與之一問一答。這令人哭笑不得的“黑色幽默”的主要戲劇性所在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百姓與民政部門魚水情深”、“違背了為人民服務的原則”、“破壞勞動人民與政府的感情”、“以何種理由拒付款項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主張以和為貴，以維穩為大局”、“我們重申”、“無權幹涉”等外交辭令頻現，“草根”的一本正經嚴肅得讓人發笑，卻又相當沈重。

 三、結構———嚴肅的政治情境與活潑的政治選擇

 如此豐富的表演式抗爭的發生發展是有條件的。作為一種活潑的政治選擇，它又處於一種嚴肅的政治情境之中。根據學者的歸納，社會運動理論主要經歷五個階段，分別為社會怨恨理論、理性選擇理論、資源動員理論、文化構造理論、政治過程理論。［12］雖然表演式抗爭不是社會運動本身，但其作為社會行動也有一定的相似之處。本文在此變用該理論框架並加以擴充，嘗試給與表演式抗爭一種綜合性的解釋。

 社會怨恨理論———為何抗爭。1970年，美國社會學家泰德·格爾（Ted　Robert　Gurr）出版了著作《人為什麽造反》，提出了“相對剝奪感”這一概念。他認為在現代化進程中，如果社會變遷使得社會的價值能力無法滿足人們的價值期望，人們就會產生相對剝奪感。相對剝奪感越強，人們造反的可能性越大，反之亦然。格爾區分了三種類型的相對剝奪感，其中，如果一個社會的價值能力和價值期望都在提高，但社會的價值能力由於某種原因卻有所下降，從而導致價值期望與價值能力之間的落差擴大時，發展型相對剝奪感就會產生。社會怨恨理論將相對剝奪感看做社會運動的起因，這也可運用在解釋社會抗爭上。通常認為，中國當前主要存在的是一種發展型相對剝奪感，突出表現為社會收入分配差距的擴大。當然，除了此種相對剝奪外，還有一定數量的絕對剝奪也導致社會抗爭，後者體現為農民失地、工人失業、司法不公導致的對公民生命或財產的非法剝奪等。以上由社會剝奪引發的抗爭大體可歸為民生訴求。同時，社會民主訴求也愈來愈成為抗爭的動力。公民政治權利受損、對社會公正價值和規則尊嚴的訴求、對政府及其官員的政治倫理要求等，亦引發抗爭行為。當前越來越多的經濟訴求與政治訴求緊密相連（如“烏坎事件”），更易使抗爭成為必要。

 理性選擇理論———為何以表演來抗爭。20世紀60年代後，受到以奧爾森（Olson）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的影響，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紛紛以理性選擇理論來解釋社會運動。與社會心理學派相反，理性選擇理論認為，人們的集體行為絕不是非理性的，而是有成本—收益分析的；社會經常性地以抗議形式對抗政府也不屬於一種病態狀態，而是完全理性的。這對於社會抗爭行為也同樣有解釋力。“不平則鳴”，社會抗爭可能采取許多形式，為何中國的表演式抗爭一枝獨秀呢也即，民眾為何要用表演這種形式來抗爭呢這就涉及實際中的理性考量與選擇了。我們不得不承認，在當今中國的政治生活中，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不彰與過程不暢現象，許多社會問題難以在已有的政治體制與社會體制里得以緩沖和消化，民意表達和訴求實現確實存在困難。盡管面對政府或官員的權益侵害，公民具有復議、訴訟、信訪等救濟形式，但實際效果並無完全保證。此路不通，另擇他途。民眾在認識到此種行動困境後，就會轉而采用一般性抗爭和表演式抗爭形式來表達意願。但是，包括遊行、結社、暴力等在內的一般性抗爭在既有的政治結構與規范下是高成本的，行為的激發需要苛刻的條件，代價也極高。理性的公民是不會優先考慮此種直接的政治對抗形式的。新時代的人們已認識到大量的歷史經驗教訓，並具有“經濟計算”的功利自覺，或者從大眾傳媒上看到外國政治抗議者的“行為藝術”，或者憶起國人歷史上所采取的“曲線救國”式抗爭，或者純粹是鄉土文化創造，以社會表演的虛實相交的特點來打擦邊球，訴求文本若隱若現，避免直接和醒目的對抗，呈現出一種低調的反叛。現實政治中無權或少權而普遍感覺弱勢的各階層在虛擬表演中體現出了權力。在政治體制改革的沈重大門難以短時間開啟之時，他們選擇了一種“機會主義的”政治，有實際目標指向與策略，有成本與收益預期，以半公開、半政治、較低成本的表演行為引發社會和高層關注，施加政治壓力，激活公共政策議程，試圖實現權益救濟與公正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