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自覺的成熟：走出誤區，達到對西方認知新高度

其實，沒有誤區就無從談自覺，先有不自覺而後才有自覺；誤區就是不自覺，認識誤區就是走向自覺。究竟什麽是自覺呢？“自覺”的英文詞匯是“Self-conscious”。但如果“中國文化自覺”須用其漢語涵義，我們則發現，英文“Self-conscious”不具有今天中國文化自覺所需要的涵義。“Self-conscious”是指一個人自感笨拙蹩腳（awkward）、局促不安（illatease）、尷尬不適（embarrassedanduncomfortable）、無安全感（insecure）、無自信心（unsureofyourself）。有意思的是，“自覺”的英文定義，倒是滿可以用在說明中國近現代與胡適先生名字相聯系提倡“全盤西化”那部分精英的心態及其整個歷史現象。但是於漢語而言的“自覺”，它只配歸於“不自覺”。但如果我們將它放到中國近現代“文化自覺”的過程之中，它也當屬於這個過程，盡管只是個初始階段。當然它決不是今天中國人在整體上所應達到“文化自覺”涵義的狀態。

本來中華文化的自覺觀念，是在“一日三省吾身”、“人貴有自知之明”的意義上承續下來的。文化自覺含有自我審視、檢討、達到對自己的清醒認識。清醒認識的狀態是按照一定好壞、利弊、正面和反面標準等位嚴肅判別基礎，對自我得出的比較適當的估計。它與單憑感覺或情緒進行簡單比較而實行肯定或否定是相對照的。人的一般傾向，是不對自己做輕率否定的，所以自知之明不是一般的品質。自知之明十分難等可貴。文化自覺現象應該說是中華文化的特質，是它的深度所在。其他文化傳統也有學者對自己文化做出批評的現象，但多呈現涓涓細流，很少像中國能形成一種主流意識，成為一種改變整個社會的歷史潮流。從這個中國文化涵義去看近現代的提倡“全盤西化”歷史現象，它應當算作是中國文化那種難能可貴的追求自知之明的特質。但是它的致命缺陷在於不是出於理性的恰當估計，而是單憑感覺或情緒進行的簡單比較而實行的對西方文化的極端肯定與對中國文化的全盤否定。

也是說，“全盤西化”思路的發生，之所以陷入誤區，將西方文化一下子誤解為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只看的是在與中國的較量中西方是強者、勝利者，而對於西方強大表象背後的“體”沒有理性覺察。對於“體”的失察，失察本身是過，而不是中國文化因為自己那個不同於西方的體本身有過；失察本身是過，而不是西方強大及其一些列思想文化概念背後那個與中國不同的體本身值得頌揚，值得無條件移植到中國。所以胡適先生提倡的“全盤西化”的偏頗性、激進性與對西方的體不覺察而對整個西方文化理解不到位是分不開的。如果情況是這樣的，那麽近現代發生的事情則是，不是儒家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不適用於今天，而是近現代的國際強權把不符合儒家為主體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東西，強加給了今天的人類與社會。與胡適先生具有同樣反傳統力度的陳獨秀所言，也許是這種情況最好注腳；他說：“愚之非難孔子之動機，非因孔子之道之不適於今世，乃以今之妄人強欲以不適今世之孔道，支配今世之社會國家，將為文明進化之大阻力也，故不能已於一言。”所以，溝通中國傳統與相現代性的努力不是“全盤西化”可以了得的。

如果不失察，在近代西方行為和文化思想，特別是自由主義背後隱藏著的那個“體”究竟是什麽？從比較哲學闡釋學術領域的說，那個“體”是結構，是西方特有的一種宇宙認識論、特有思維方式、特有價值觀念和特有語言的形而上學結構。說的通俗點，就是由於古希臘、基督教、啟蒙運動思想傳統而形成的、在對自然世界認知上、思考方式上、崇尚的價值上、乃至使用的語言，都反映一種下意識的絕對性（即任何事物都不是相對性）和二元性（萬物之間沒有內在聯系可言），世界的靜止、不變性是絕對的。在認知西方所有行為和思想文化概念，只有把這個“體”看在眼里、考慮到對西方一切的理解過程中去，才能算是達到了對西方認知的深處和走向了新高度，才是真正的文化自覺。

對西方任何行為和思想文化都要必不可少地從那個“體”去理解它

胡適先生為什麽把“全盤西化”與“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作為同一意思？他的文章《充分世界化與全盤西化》是反映他對西方之“體”失察的絕好典型。出乎本人預料的是，胡先生竟贊同自古以來，凡哲學上和神學上的爭論，百分之百都只是名詞上的爭論。基於這樣的認識，他在參加當時的“中國本位文化”“全盤西化”之爭中，采取了“全盤西化”即是“充分世界化”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的策略，這樣會使很多人通過贊同他的“充分世界化”或“一心一意走上世界化的路”說法而贊成“全盤西化”。因為“全盤”是百分之百，而“充分”和“一心一意”可以達到百分之九十九，那百分之一微不足道，對“全盤”所損無幾。這樣：一、避免了“全盤”字樣，可以免除一切瑣碎的爭論；二、避免了“全盤”字樣，可以容易得著同情的贊助，只要贊成嚴肅向西方學習都得著他的同情；三、不能不承認，數量上的嚴格“全盤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總之，說“全盤西化”則都成爭論的問題，說“充分世界化”則可以不成問題了。

從胡先生凡哲學上和神學上的爭論都只是名詞上的爭論認識看，他對西方哲學和神學上的“體”沒有什麽覺察，是沒有什麽奇怪的了。“全盤西化”與“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走世界化的路”其實存在的是在“體”上的差別。“全盤西化”不是數量問題，而是“體”的問題，是必然以“體”的西化為內容，就是要把中國文化改成西方那個“體”，否則不可能會達到百分之百或者百分之九十九，否則根本談不上“全盤西化”。胡先生認為是名詞問題是對的，也就是策略的用詞。但是這個用詞策略在表達意義上是存在弊病的。這個弊病就是概念意義的遊動，利用模糊性掩蓋在“體”上的差別與確切性。一方面是胡先生自己沒有“體”的察覺，一方面他也不想讓讀者從“體”的意義上去弄懂他的意思，等於是在構建語病，利用語病，達到主觀已設的目的。“充分世界化”和“一心一意走世界化的路”比較“全盤西化”意義顯然是模糊的。它可理解為在“體”不變的基礎上可充分吸收西方可用的東西，甚至可用來表達“中體西用”的主張。然而“中體西用”是胡先生明明反對的。

另外，“充分世界化”和“一心一意走世界化的路”聽上去比“全盤西化”完全消失了激進的語調，變得十分溫和，可使人們放棄對綿里藏著的針的警惕。但是了解後現代主義手法的人都明白，這不過是“斯內克多可”（synechdoche），讓人們把對“西方”感覺轉換成對“世界”的感覺，這種將“西方”這一概念所給予人的時間與空間感覺擴大到對“世界”的時間和空間，但目的同樣的，是激起對西方的時間空間感覺的同樣心理沖動。這種做法是作者在誤區之中，也為讀者設下誤區。

其實，胡適先生是杜威的弟子，而他把老師的實驗主義更多地介紹為自由主義，也反映了它對西方思想傳統那個“體”的失察。美國當代中西比較哲學家和新實用主義學者曾評論：很多人認為胡適是誤讀，他並不了解杜威，而胡適的實驗主義也不是杜威的實驗主義，我想這是有原因的，連杜威自己的美國學生也不了解他，我們只有等到以後再繼續了解杜威。杜威不是鼓吹個人主義自由的學者。杜威的實驗主義有兩點屬於針對西方思想傳統的“體”所作的根本性理論轉折。第一點，挑戰西方占支配地位的二元論和超越絕對論。第二點，由於杜威實驗主義構成對二元論和超越絕對論的挑戰，等於它提供了西方思想文化傳統的“體”之外的世界觀和思想方法。同時，針對占統治地位的自由民主話語結構，杜威也提供了一種嶄新意義的民主概想。這兩個重要特點，使得杜威思想與中國儒家思想的溝通對話，具備了基本條件和機會。杜威思想具備的與二元論和絕對論不同的體，也是胡適先生轉述杜威之中消失了的。胡適提倡“全盤西化”明顯走的是一條與杜威相反的道路。

從西方思想文化背後隱藏的那個“體”去理解歷史觀，民主、自由、人權、啟蒙、社會達爾文主義等等，才會使我們對西方的認知精準起來，才能探索到文化自覺的新深度、新高度。胡適先生理解的文化衍進是在“大趨勢，大運動上都是理智倡導的結果”；這是基於那個“體”的說法，而歷史不是理性的，歷史是物質與精神的不分體，是它們的相互作用。從中西比較哲學看，以“自由”、“民主”、“人權”這些中文字獲得的意義都不是它們所應表達的英文“利伯梯”（liberty）、“蒂莫克拉西”（democracy）、“胡門萊特”（humanrights）的原有意思。這三個概念的定義，無一可以離開西方“上帝”的設想，無一不是從“上帝”、“絕對論”和“二元論”的“體”派生出來的。可以說，此“自由”、“民主”、“人權”非彼liberty、democracy和human rights。啟蒙在中國是一個誤解與誤用地概念。對於有些言必稱啟蒙的人，把“五四”運動成為“啟蒙”的人，期盼中國發生更多啟蒙的人，恰恰想象不到，也搞不懂啟蒙（Enlightenment）發生在西方，反映西方思想文化的“體”，是多麽複雜的一個思想文化概念。一句話，啟蒙是追求代替上帝角色的絕對真理的。一旦搞清楚了西方的體，中國應該理解的是，沒有西方形式的啟蒙恰恰是中國思想文化傳統的優勢表現，或者說，中國根本就不存在西方需要啟蒙所解決的那種問題。中國人真的應該接受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人與人之間是弱肉強食關系嗎？真的接受弱肉強食是人類社會進步的動力嗎？弱肉強食反映的就是二元論的體，社會進步反映的就是超然絕對論的體。不接受這個體，就不可能西化。是這個體造成這些西化概念都不僅不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辦法，而且傷害中華文化精神和危及中國的生存。因其本質邏輯決定不是為人間帶來和平，而是帶來動亂。可惜這些在體上發生的西方行為、西方思想文化所必應理解的涵義，都是胡適先生以及一批中國精英提倡的“全盤西化”或始料不及或忽略不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