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以台灣的歷史經驗來說，以上兩種國家的型態並不完全適用。首先，在清領時期及清領之前，清帝國對於台灣的統治，就不完全屬於強機構的全面統治。從〈東番記〉以下的理蕃政策來看，清帝國與原住民的各部落，一直處於疆界移動的關係之中。

同時，西班牙、荷蘭、法國、日本等列強，為了爭奪東南亞貿易海權，也讓清帝國在十九世紀末期，完全放棄了它對台灣的統治權，使台灣成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

同時，帝國主義的殖民政策，並不是基於「同意」的公民社會基礎的現代國家，對於民間的「交陪境」也好，對於原住民的傳統領地也好，日本帝國主義顯現出來的「強機構」邏輯，就是訴諸它的戰爭機器了。

這段討論的重點是：「強機構」對於台灣的歷史經驗而言，一直是一個外來於社會的強加結構，而非演化而來的社會凝聚形式，反而是在「強機構」與庶民社會之間，許許多多的「弱機構」，譬如：廟宇交陪境、海上走私貿易通路、殖民系統下的議會請願組織或農民組織、部落社會，才是社會自發性凝聚的慣習形式。

如果「弱機構」與「強機構」的協調無法達成，「國家」會動用其戰爭機器，民間社會自然也能以游牧式的聚合裝置，形成其自身的對抗性戰爭機器。

然而，日本帝國主義在台灣的出現，甚至國民黨政府來台的統治，都涵蘊了一個更複雜的、第三種國家強機構型態，那就是資本主義國家型態。這時候，國家不一定再扮演超越性的、集中制的、超級編碼共振中心，社會組織的焦點不一定由一位專制君控制、或是由一批立法執法者所決定，而是被市場所環繞與穿透，國家開始屈從於資本和市場。

這時候，「強機構」的意義也有所轉變，現代軍隊與官僚組織的原型「強機構」組織，轉型為以營利為目的的「公司」和「企業」，它們在資本的支撐下，其「強機構」的運轉，甚至可以超越現代民族國家、法西斯國家的戰爭機器，隨時變形，在「暴君」、「立法者」與「資本」之間，穿透整個社會組織直到個體的認同、工作、品味、生活與空間形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