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犬儒主義已成為後現代社會的一種統治文化，進而轉化為一種意識形態。與丹尼爾·貝爾那種先知式的預言，即伴隨著舊的意識形態的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亞洲和發展地區的大眾意識形態”的預測相反，齊澤克認為，20世紀末盛行的則是某種犬儒主義的行動哲學。用德國學者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在其《犬儒理性批判》中的名言來概括這種意識形態，其特征典型表現為：“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但他們依舊坦然為之。”[4]這是一種實用理性，也可說是一種犬儒理性。那麽，何謂犬儒理性呢?顧名思義，犬儒理性必然是某種意識，某種理性的意識，它很清楚當下的境況和自己的所作，但其性質卻是犬儒式的。在《犬儒理性批判》的第一章，斯洛特戴克對犬儒主義界定如下：“犬儒主義是經受了啟蒙的錯誤意識。它是那個現代化了的、不快樂的意識。啟蒙運動在它身上的作用既是成功的，又是不成功的。它從啟蒙運動中學到了很多，但它並沒有，或許也不可能把它學到的付諸實踐，.既活得很好，同時又活得很悲慘，這個意識再也感受不到任何意識形態批判對它的影響：它的錯誤性已經自反式地得到了保護。”[5]

這裏，“啟蒙的錯誤意識”是理解犬儒理性的關鍵詞。換句話說，現代犬儒主義經過啟蒙的洗禮之後，它從啟蒙那裏獲得的不是主體的批判意識，而是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權威的認可和服從，甚至是某種玩世不恭式的一致。盡管有時候它可以采取某種嘲諷式和挖苦式的詼諧的方式，但這仍掩蓋不了它對現實社會之間的認可和順從。顯然，在犬儒主義理性那裏，人們非常清楚意識形態的虛假性，知道意識形態的偽裝下面所掩蓋的功利性和政治權威，但人們卻無力以對，只能默默忍受，逆來順受地照例行事。這是一種清醒的逆來順受的行動哲學，同時也是喪失主體對現實的社會批判的哲學，它與主體所追求的批判理性背道而馳。每個人都知道其中的虛假或虛偽，但沒有人試圖站出來揭露其真相。齊澤克借用斯大林主義來形象地描述這種犬儒主義的理性。他說這是“一種強迫性的堅持，即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來維持表象：我們都知道在幕後正在進行野蠻的派系鬥爭，但是我們必須不惜任何代價保持黨的統一的表象：任何人都不真正相信處於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每個人都對他抱著玩世不恭的態度，人人也都知道沒有誰還相信那套意識形態：但是這樣的表象依然不惜任何代價地維持著……這種表象是本質性的：如果它要被摧毀，如果有一個人公開宣布‘皇帝陛下一絲不掛’這一明顯的事實(誰也不再拿處於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當回事了……)，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制度就會土崩瓦解”。[6]在這裏，神聖、莊嚴的口號或主義，變成了某種玩世不恭的行動邏輯。這與美國記者赫德裏克·史密斯在《俄國人》一書中所描述的勃烈日涅夫時代的犬儒主義一模一樣。

齊澤克認為，當這種犬儒主義在後現代社會變得流行，進而成為人們的行動哲學時，它就不僅僅是某個人的觀念問題，而是轉化為某種“意識形態”，也即支配著人們日常生活的主導型觀念，成為占統治地位的文化現象。齊澤克說：“犬儒主義是占統治地位的文化對這種大犬儒性顛覆的響應：它承認也重視掩藏在意識形態普遍性下面的特定利益，承認也重視意識形態面具與現實之間的距離，但它總能找到保留哪個面具的理由。這種犬儒主義並非獨對非道德的直接定位，它更像是服務於非道德的道德本身——犬儒智慧的模型就是要把正直、誠實想象為不誠實的至高形式，把道德想象為放蕩不羈的至高形式，把真理想象為最有效的謊言形式。因此這種犬儒主義是對官方意識形態的一種不正常的‘否定之否定’。”[7]也就是說，這種犬儒主義是與官方意識形態同流合汙的。在他們眼裏，傳統的“正直、誠實、道德和真理”都不存在了，它們統統變成了“不誠實、放蕩不羈和謊言”等形式。如此再也沒有什麽正直、誠實、道德和真理可言了，唯有對官方意識形態的回應和對權貴的溜須拍馬。在這種犬儒主義支配下，人們喪失自己的主體理性，盡可能采取玩世不恭的態度來為自己的庸俗行為進行辯護。這是一種墮落，一種思想和理性的墮落。正因為此，齊澤克指出，必須把這種犬儒主義與斯洛特戴克提到的“大犬儒主義”(kynicism)[8]區分開來。大犬儒主義表面上看似尖刻諷刺，然則其實它並不與現實社會和統治者的官方文化同流合汙，而是以對現實的批判和諷刺挖苦為前提的。齊澤克說，斯洛特戴克提到的那種大犬儒主義“擁有神聖、低沈的音調，並將其提高到荒誕不經的高度，以此揭露隱藏在在高貴意識形態用語下面由權力派生出來的自我利益、好勇鬥狠和野蠻殘忍……它永遠從個人利益出發闡明一切(例如，當一個政客滔滔不絕地大談愛國、犧牲的義務時，犬儒主義會揭露他正從別人的犧牲中撈取個人好處)。”[9]所以，當這種犬儒主義在後工業社會成為一種流行的後意識形態，成為一種統治的文化之時，如果再談無產階級和勞苦大眾的解放，豈不是水中月、鏡中花嗎?因此，毫無疑問，齊澤克對這種犬儒主義的意識形態始終采取的是批判的態度和立場。

最後，作為一種意識形態的犬儒主義不同於齊澤克闡發的具有癥兆特征的意識形態。毫無疑問，齊澤克的意識形態是建立在拉康精神分析的基礎之上。意識形態與社會現實之間是通過癥兆和幻想而得以溝通。現在的問題是，處於無意識層次上的意識形態與犬儒主義的區別究竟何在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還必須聯系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正因為此，齊澤克在《意識形態的崇高客體》中一開始花了很大的篇幅來闡釋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理論。

眾所周知，商品拜物教產生於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中。在那裏，人與人的社會關系被物與物的關系所掩蓋，從而使商品具有一種神秘的屬性，似乎它具有決定商品生產者命運的神秘力量。在此基礎上，馬克思把商品世界的這種神秘性比喻為拜物教，或稱之為商品拜物教。齊澤克闡述商品拜物教並非是為了說明拜物教不為日常生活中的人們所了解，所知曉：相反，他認為，經過近代啟蒙運動和馬克思的《資本論》的批判，經過西方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法蘭克福學派對商品神秘性的解構，從“知”或認識的層面，商品拜物教的這層面紗已經為人們所了解。但問題的困惑在於，人們雖然了解了商品拜物教是人與人關系的顛倒式反映，但人們仍難以擺脫這一顛倒結構的制約。此時，當生活在商品社會中的人們進入到“做”或“行為”的層次，也即犬儒主義的層次之時，在實際的現實商品社會中，他們實難擺脫這種困境：即“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但他們依舊坦然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