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書院三鞠躬

我是來尋根的——不，尋祖的。

踏入東坡書院，我想。

位於海南島儋州（古稱儋耳）中和鎮的東坡書院，離我當年下鄉落腳的西培農場不遠，卻是我多少年來心思縈繞卻不得其門而入的所在。不全是附會——坡公蘇軾，乃我的本家老宗祖。好多年前，父親告我：世世代代，國中蘇姓旗人一般拜兩個祠堂：“武公堂”與“眉山堂”。我家世居漢時即立郡、有“合浦珠還”典故傳世的廣西北海。合浦蘇姓族人拜的是“武公堂”——以漢代名將蘇武為族譜第一位“太祖公”；蘇姓祖地，則為陜西眉縣。史稱：祝融的後代昆吾封於“蘇”，故子孫以國名為姓。四川“眉山”之“眉”，與陜西“眉縣”之“眉”有何關聯，待查。“眉山堂”所拜之宗祖，乃“三蘇父子”。更因蘇軾的驚世大名，自立出蘇姓宗族的一支“眉山”血脈。但遙想北宋當年，四川眉山“三蘇”所拜之宗祖，想必也是蘇姓一源所出的陜西眉縣之“武公堂”吧？我問父親，父親說：必當如是的。

下鄉的當年(1968)，我才15歲。在“文革”那樣的“火紅年代”，自是不能談“宗”論“祖”的。但從踏上海南土地的那一刻開始，我就知道自己來到了一片古來朝廷貶謫罪臣的荒蠻之地，而且自己要落籍務農的儋州，恰正是當年蘇東坡的流放地。

在那些大會戰連年接月、啃著蘿卜幹熬過台風天、在破茅棚的縫隙裏夜夜數星星的歲月裏，我會時時念想起自己這位蘇姓老祖，遙想著將近千年以前——確切的，是約860余年前，坡公在此地的起居作息、躬耕勞作，所暴曬的驕陽，所躲避的急雨，包括——所沈醉的椰寨風物、羹湯薯酒、俚語謠歌，大概也一如我輩今日親歷的情境吧？便不止一次地謀劃：一定要踏勘一遍蘇東坡當年在儋州留下的所有足跡遺址。然而，每次向當地鄉老探問，都只見一片搖頭：沒有了，毀盡了，“文革”年頭砸的砸，燒的燒，更加上那大、中和兩地都是武鬥重災區，所有蘇東坡的遺址遺跡，都難得找見了。後來聞知，僅存的東坡書院殘垣曾一度淪為豬圈牛廄，現在早湮沒在一片荒草藤蔓之中了。

姐姐當年同樣下鄉海南，落腳地是澄邁縣。隱約記得，蘇東坡似乎也到過澄邁（蘇軾存世的著名墨跡《渡海帖》中有“軾將渡海宿澄邁”句；渡海北歸時，則留下《澄邁驛通潮閣二首》）。當初我翻山越嶺去探望家姐，也曾向當地人探問，他們笑我：你是丟了西瓜來撿芝麻呀！儋州既不存，澄邁安在哉！此地，真是連芝麻點兒大的蘇東坡遺跡，都找不見了！只是，那一回探親，回程找不著車子，心一橫，就一大早從澄邁昆侖出發，穿山過嶺，用腳步丈量過澄邁、儋州的大半土地，步行回到西培時已近半夜。當烈日下大汗淋漓，在山道上躑躅前行的時候，也曾想過：至少，我把蘇老祖在儋耳、澄邁踏撫過的土地，用自己的雙足，大體親炙過一遍了！土裏有余溫，風中帶余澤。我的汗氣足印，總會有和老祖宗當年的“雪泥鴻爪”相和應、相重疊之處吧？

踏進東坡書院門廊，我就向著重修的庭院，深深鞠了一躬。

蘇老祖，我來了。夢魂牽繞，尋尋覓覓，離開此地30年，繞了地球大半個圈，你的隔世隔代卻心脈相通的本家兒孫，總算找到、回到老宗祖的故地懷抱了！

不似許多新修的“旅遊景點”，眼前重造的載酒亭，並不顯得新麗俗艷。四角的碧瓦拱頂下伸張著六角飛檐，造型方正，樣式古樸，似帶著幾分“蘇體字”的沈厚敦重；亭後的載酒堂，堂邊的左右書房、前後耳房，白墻黑瓦，沈檐重柱，色澤索淡斑駁，頗帶幾分宋時書院的神韻。映襯著環繞的蓮花池、桄榔林的一片新綠，倒讓人一時難辨今古新舊，忘卻時空嬗變，好一似坡公的屐履還剛剛踏過，坡公的襟袖才剛剛拂過；清風裏還留下他自制的玉糝羹的薰香，艷陽下還聽見他帶領黎峒孩童誦讀的瑯瑯書聲……歲月蒼蒼，東坡不老。眼前的載酒堂於風霜雕蝕中一再毀頹又一再屹立，一如東坡連遭貶謫、流離顛沛而不改其襟懷礦達、笑聲朗朗。

我漫步在毀後重建的東坡書院，這裏摸摸，那裏撫撫，不嫌其新，更不厭其舊——只覺其新，尚帶東坡的颯颯英風；其舊，亦蘊涵東坡的浩浩慨嘆。我當然知道，如今書院內能夠存留下來的史痕舊跡，實在是不多了（簡直空空如也）——可是，對於蘇東坡，那些世俗標準裏的新舊、有無以至成敗、得失，難道真有什麽意義麽？論成敗，他可謂“仕途經濟”、“功名事業”的“敗者”——後半生幾乎就在越貶越遠的流亡路上打發。然而，從黃州、惠州到儋州，坡公蘇軾，難道不是完成了中華文化史千秋功業上最輝煌的凱旋麽？論新舊，他曾因反對濫施新法而受“新黨”迫害，又因與“元佑舊黨”司馬光的不合而被一再外放；他的人格，巍巍乎曠於高山莽原又磊磊兮質似砂石泥土；他的詩文，出手即成典章而開一代新調新風——“新”，不足言其銳猛，“舊”，無以狀其淹博；出道人儒，亦文亦俠，似佛若仙，既莊又諧。

我喜歡一位友人信中的這句話：蘇東坡，是中國古典文化留給我們最完美的一個人格，如一輪滿月。完全可以說：數千年中華古文明所淬煉所陶鑄的傳統中國士人的完美形象，在蘇東坡身上實現了最後的完成。而居儋三年，則是完成這一形象的最為精妙絕倫的一筆重彩！

眼前矗立的載酒堂，其緣起故事，本身就透見古來中國士人的嶙峋骨骼。史載：北宋紹聖四年(1097)，新黨上台後被貶為“寧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而謫居惠州的蘇軾，據說因寫了一首《縱筆》詩中有“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句，而被小人稟報朝廷。宰相章悖見而怒曰：“蘇子瞻尚而快活！”因名中帶“瞻”，遂下令將蘇軾從廣東惠州，再貶到海南島儋州，“責授瓊州別駕昌化軍安置”。蘇東坡以年逾六十的垂老之年，攜子蘇過渡海投荒，落籍儋州。

在抵儋初時，受昌化軍軍使張中善待，邀住衙門官舍。不料，翌年——元符元年(1098)四月，朝廷派湖南提舉董必察訪廣西，至雷州時聞知東坡住在昌化軍衙門，當即遣使渡海，臨門相逼，將蘇東坡父子逐出官舍！仿佛是古往今來一幕重覆上演的鬧劇：那些借天命營私的朝廷權勢者，果真是對有才情見地、又有操守擔當的一代士人菁英，以趕盡殺絕為快啊。“舊居無一席，逐客猶遭屏”。一時之間，東坡父子，幾陷於上無片瓦遮頭、下無立錐之地的荒絕境地！

面對加之眉頭額首的朝廷淩虐，東坡泰然處之。“結茅得茲地，翳翳村巷永”。當即買地結茅於城南桄榔林中，在當地儋人義助下，一個月後，建成可以棲身的五間茅屋，東坡以“桄榔庵”名之。與此前後同時，軍使張中邀蘇東坡同訪儋人黎子雲兄弟。當時座中有人建議：在黎子雲舊宅澗上建屋，作為東坡居所和以文會友之地。東坡欣然同意，當下解衣帶頭聚錢集資，並取《漢書？楊雄傳》“載酒問字”的典故，命名為“載酒堂”。數月後，“載酒堂”落成。但見蓮池蕩蕩，芭蕉兩三，果香四溢；每於月明風清之夜高朋滿座，桄榔竹影間書聲瑯徹——“載酒堂”．又營造出瘴癘蠻荒之上另一片“蘇子瞻尚爾快活”的自足天地！東坡曾有詩紀其事：“……臨池作虛堂，雨急瓦色新。客來有美載，果熟多幽欣。丹荔破玉膚，黃柑溢芳津。借我三畝地，結茅為子鄰。鴂舌倘可學，化為黎母民。”（《和陶田舍始春懷古二首並引》）

“桄榔庵”幾座茅舍，今已不存。“東坡書院”則因歷代的毀頹重建，不斷擴展其遺址規模，得以幸存至今。如今新造的載酒堂中，似依舊例，立有蘇軾、蘇過父子與儋人黎子雲相對坐立的三尊彩塑人像。雖稍嫌工藝粗率，也可想見當日“載酒堂”內東坡父子與當地士人把盞酬唱、相濡以沫的深摯情誼。我來到堂側的紀念廣場，一尊高達丈余的東坡笠屐銅像立於其上。東坡老人頭戴鬥笠，面容清臒，舒眉遠眺；一手執書卷，一手挽襟袍，似乎剛剛趿著木屐跨過一片泥濘。南天艷陽下，映著蒼蒼天穹，須髯飄飄間，真有一種如南宋大儒朱熹所讚的“傲風霆，閱古今之氣”。

我想起《東坡海外集》中《與侄孫元老書》中的這一段文字：“……海南連年不熟，飲食百物艱難，及泉、廣海舶絕不至，藥物鲊醬等皆無，厄窮至此，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爾。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好一個“超然自得，不改其度”！古人謂：“時窮節乃見。”晚年流落海外，“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風土疑非人世”。然而，一生精彩的蘇東坡，卻依舊立言精彩，立德精彩。居儋三年，身處逆境，蘇東坡卻以當地漢、黎儋人為助力，倡黎漢平等，勸農耕植，教鄉人破迷信，改陋俗，求醫藥，挖水井；更敷揚文教，開設私學，自編經說，傳授生徒，以“載酒堂”為講學育才之地。數年之間，便使得這片“生理半人禽”的荒蠻之地，“聽書聲之瑯瑯，弦歌四起”（《重修儋州志敘》）。

記得當年，我在東坡詩中詠誦過的“儋耳山”下務農，時常聽到當地農人說的土話竟帶著一種川蜀口音（比如把“去”發音成“克”），他們自稱說的是“東坡話”。我當時大為震驚感慨：蘇東坡居儋僅三年有余，竟能使一種異域方言在此地生根流傳——哪怕在語言學意義上，都是一種傳播奇觀哪！由此可想見，東坡當日在此地轉化風俗、教化人心的力度與深度！（郭沫若先生也曾為文述及此“東坡話”。近年雖經學者考據：“東坡話”不為東坡所傳，實為自漢代以來瓊州駐軍所流傳延續的受北方語系影響的“軍話”。但當地百姓卻習稱“東坡話”，可見“蘇文正公”的深得瓊人愛戴。）

不獨此也。尤為難得的是，孤懸海外，蘇東坡之心系天下，憂國憂民，則依舊不改其筆力銳猛，風骨凜然。據南宋郎嘩《經進東坡文集事略》的梳理，居儋三年，東坡曾寫下《論商鞅》、《論管仲》、《論養士》、《論青苗》等16篇直言國事的“海外論”。倡以德治國的仁政；批判反智愚民、以嚴刑峻法為核心的暴政；直指新黨變法中的“恃法以侵民”，天下不得其利反受其弊；同時斥責海南當地的“貪夫汙吏，鷹鷙狼食”……總之，凡關涉社稷、有益民眾之言、之事，東坡無不勉力而行，奮筆而書，“精深華妙，不見老人有衰憊之氣”。一部《東坡海外集》，今天披閱，仍可觸感其蓮蓬脈動，耿耿丹心，炙熱燙手。“百世下猶想見蠻煙瘴癘之鄉，當日其事其人之有如是者，以是知公之大有道於是邦也。”（劉鳳輝《居儋錄序》）

漫步在坡公屐印留香的庭院，不由得想起自己一段與“蘇氏智慧產權”有關的逸事。記得那一年，為編輯一本海外文集，記寫一群為堅持理想而甘於承受苦難的國人故事。朋友們想找一個合適的封面題字人。我說：就蘇東坡吧！蘇軾蘇軾，東坡東坡——中國士人中“不死的流亡者”的一代祖先，一個屢經冤獄、貶謫、流放而不改其志、其度、其樂的硬骨頭、大胸襟、厚肩膀！有誰比蘇東坡，更合適做這樣一本書的題字人呢！連夜伏案，自《三希堂法帖》翻檢諸體蘇字碑拓，竟仿佛天意憐我，書題中每一字，都可從蘇字中順利檢出，並且一似揮筆而就，渾然天成！自此幾成通例，海外出版的好幾本相關集子，編輯都點名要集蘇字為書題。一時之間，鄙人這個如假包換的蘇氏後人，幾乎成了“蘇體碑帖集字”的專業戶，每書每題，竟仿如祖先有靈，都能奇跡般地集齊諸字，一若墨痕尚新！

蘇子有雲：“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也。”我仰望著藍天自雲輝映下的坡公銅像，目光隔代相交，心中默默叨念：蘇老祖，請恕涼本家小輩後生的僭越冒犯——擅集蘇字作書題，是我等海國漂流的一代士子，百世之後，甘以一身正氣做骨、活得灑脫出塵的坡公蘇軾為繩尺為楷模，以承繼古來中國士人重義守節，“為天下，濟蒼生”，“造次必如是，顛沛必如是”的那一脈幽幽香火啊。

萬裏歸來，想起海外諸友的囑托，我向著“東坡居士像”，深深鞠了一躬。

“載酒堂”後面重建的大殿，如今成為“東坡書院”歷代幸存文物的陳列館。歷經劫難毀棄，“幸存”也者，實在是風毛麟角。最吸引我目光的，是這一幅黑白陰文拓片——原為嵌於載酒堂前壁上的刻石“坡仙笠屐圖”。圖中描畫的是：東坡遇雨，頭戴鬥笠，咧嘴吟笑，挽襟側身跨步，似在回應童稚的嬉鬧。上面留有明代宋濂的題詞：“東坡在儋耳，一日訪黎子雲，途中遇雨，從農家假笠屐著歸。婦人小孩相隨爭笑，群犬爭吠。坡曰：笑所怪也，吠所怪也。覺坡仙瀟灑出塵之致。百世之下，猶可想見。”這，或許是歷史存留下來的，最真切的一個東坡居儋生活場景實錄吧。

“從農家假笠屐著歸”，僅此一語，就道出了東坡謫居儋耳當年，與當地民眾水乳交融、摩肩相親的情境。細細瀏覽東坡居儋期間的文字，你會發現，雖然天性樂觀豁達，抵儋初時，東坡其實是充滿了惶恐、絕望之情的。“使命遠臨，初聞喪膽”，“某垂老投荒，無覆生還之望”，“此生當安歸，四顧真途窮”，“久逃空谷，日就灰槁而已”。但是，與海南土地、民眾的相炙相親，成為了對東坡靈魂真正的拯救。椰風蕉雨，黎歌峒調，一若赤壁江上的明月清風，徐徐撫慰著“罪人”的身心，點點滋潤著詩家的健筆。讀著坡公那些與當地儋人相往還的詩篇文字，就像面對滄海間浮來的滿缽珍珠一樣，隨便拎起哪一顆，你都會看到飽孕天地精華的閃光。

“已卯上元，予在儋耳，有老書生數人來過，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從之，步城西，入僧舍，歷小巷，民夷雜揉，屠沽紛然，歸舍已三鼓矣……”（《儋耳夜書》）這是記寫上元佳節，東坡與登門相邀的當地士人一起出遊，察民情，觀風俗，盡興而歸。

“總角黎家三四童，口吹蔥葉送迎翁。莫作天涯萬裏意，溪邊自有舞雩風。”（《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這是坡公到四位當地友人家中做客，受到了黎家孩子口吹蔥葉的迎送，感受到天涯海角的人情暖意。

“黎山有幽子，形稿神獨完，負薪入城市，笑我儒衣冠。生不聞詩書，豈知有孔顏。倏然獨往來，榮辱未易關……遺我吉貝布，海風今歲寒。”（《和陶擬古九首？其九》）這是一位不識孔子顏回，甚至言語不通的黎山男子，給東坡送上自己手織的吉貝布以禦海島風寒，讓他從中看淡榮辱得失的故事。

當然，其中最著名的故事，自是東坡在田間路遇“春夢婆”而頓悟人生的趣事了。“符老風情奈老何，朱顏減盡鬢絲多，投梭每困東鄰女，換扇惟逢春夢婆。”（同見《被酒獨行，遍至子雲、威、徽、先覺四黎之舍？其三》）據《儋州志》記載：“春夢婆家居儋城之東，年七十余，常責大瓢行田野間，口歌《哨遍》，方馌食，遇蘇文忠公，曰：‘世事如何？’婆答曰：‘世事只如春夢耳。’公覆曰：‘何如？’曰：‘翰林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耳！’公曰：‘然！’因號為春夢婆。”——這一個“公曰：然！”幾可親見：坡公當日與鄉間老婦在田疇上把臂交談、共悟人生的眉眼豐采！

大殿兩邊，如今重新立起了一座座歷代詩人詠誦東坡書院的詩碑。也許是古跡無存，最顯眼的，反而是近人鄧拓、田漢、郭沫若等人的手跡碑刻。其實，所有古今詩作中，讓我感觸最深的，是南宋詩人楊萬裏《登載酒》詩中所言：“先生無地隱危身，天賜黎山活逐臣。”是的，正是海南的熏風熱土，黎山的摯語溫情，熨暖了東坡一顆被放逐的赤子之心，使得最後走出人生低谷絕境的坡公，寫下了這些同樣在百世千載之後，仍舊熨暖著瓊州土地人心的詩句——

“他年誰作輿地志，海南萬古真吾鄉。”“我本儋耳人，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遊。”“九死南荒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

子瞻子瞻——儋州儋州。當年的權勢者，以此作為一種懲貶性的語咒。豈不知，天賜儋州，天佑子瞻，成就出這樣一段中華文化史上人親土地，土地親人、暖人、成就人的奇緣奇觀！政治可以講“成王敗寇”，文化卻蔑視“成敗論英雄”。——“章惇”們今何在？除了恥辱柱上的宵小嘴臉，卻早已在歷史文化的記功冊中灰飛煙滅了。而蘇東坡與他的東坡書院，經歷代劫後重建再重建，將會在這片熱土上長存永續——歷史，以其自身不動聲色的邏輯，嘲弄了那些弄權自辱的“章惇”們！

我環望著庭院裏熟悉的海南風物——挺挺的椰樹，亭亭的檳榔，果實累累的荔枝、芭蕉、木瓜、菠蘿蜜……早晨下過一場新雨，草木都氤氳一片淡淡的薄嵐之中。這些當年蔭蔽、滋潤過東坡的一花一樹，如今也在我的眼簾中熠熠生輝。我知道，不可能存有任何“東坡手植”的古木了。摘一朵狗吊鐘的花蕾夾進書頁，喝一口東坡井的泉水潤潤喉嚨，總想在這一片蘇祖謫居的故地上，多留存一點記憶，多感受一點滋潤。說來難以置信，仿若真的斯土有靈，就在我流連徘徊、尋尋覓覓之際，我忽然在庭院正中一棵菩提樹的粗根上，看到了一朵據說是早晨剛剛萌長出來的碩大的白靈芝！“奇了奇了！這樣巨大的白靈芝，平日就是在深山老林裏，也難得一見的！”陪同的當地友人驚嘆著。俯身端詳，那半月圓的靈芝足足有小臉盆大小，被羊脂白玉似的底子托舉著，厚實的身子波折著往外伸張——細細看去，神了，靈芝底部，正淡淡地裊起一縷細細的白煙！“你們看，她好像在微微抖顫，她真的還在往外長著呢！”同行友人七嘴八舌地議論著那道奇妙的煙氣，“嘿，都叫坡仙坡仙的，這可是東坡土地上升起的仙氣，迎接你們這些遠客歸來哪！”

我心裏驀地一熱。

不，我不是客。我也是儋耳人。從1968到1978年，我在這片亞熱帶土地上整整生活了10年。在那座“儋耳山”——儋州最高峰沙帽嶺下的小山村裏，我也曾有過一段淒淒惶惶的時光。

“文革”遭劫，父兄系獄，整個家族受牽連，竟有大半成員進了“牛棚”。我是當時全村知青中“家底最黑”的人，又是“歲口最嫩”的人。卻又因為習慣寡言獨行，埋頭幹活讀書而不聽“招呼”，遭到某些知青“大佬”的“孤立”，各種騷擾幾乎無日無之——燈油被灌水，書箱被撬開，書籍被偷走，日記被偷看，更散布各種當時可以隨便治罪的流言。我的班長洪德江——一位當地老農工看在眼裏，主動讓我把小書桌搬到他狹小的家中，在我的大油燈邊添一盞小油燈，從此，無論風雨陰晴，夜夜陪我讀書。那時候，與父母家人音訊斷絕。下鄉頭兩年，別人有“探親假”，我甚至無“親”可探。洪班長家的茅草房、小窄屋，就是我的家；他的妻子阿花和兩個孩子，就是我的親人。大熱天沖一碗白糖水，他們也留著等我回來喝一口；冬夜裏總是煮好一鍋熱水，等著我下工回來洗澡歇息。每在冬雨泥濘中下工歸來，遠遠望見洪班長家那座小茅房的幽幽燈火，就覺得心頭熨貼踏實——那真是人生暗夜中，上天賜予我的最溫暖、最亮眼的一盞燭照啊。——還有疼愛呵護我的老隊長梁漢武。他的長相一如他的名字，兩道橫挑的壽眉揚起一股英氣。記得隊裏第一次分肉，因為惦記著我年齡最小和沒有炊具，是隊長自己“偏心”留下了我的“份兒”，讓阿嬸把肉燒好了悄悄給我送過來的。

我平生發表的第一篇文字，也是被隊長“逼”出來的。那時候，因為“出身太黑”，我唯恐為文罹禍，堅拒參與一切與文字有關的公眾活動。那一年大會戰，老隊長繃著臉，給我下了道“軍令狀”：“都知道你能寫會畫，我給你兩天工，你不給我寫出一篇在全團打響的稿子來，我唯你是問！”末了又扔下一句話：“怕什麽怕？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選擇嘛！”稿子，隨後果真寫出來並且“打響”了——不但全團廣播，而且登上了省報。我因之，自此步上了陪伴此生的文字生涯。記得上調那天，隊長親自送我出山，走了十幾裏山路，像送自己的親生孩子一樣不忍不舍，感嘆著說：“真想把你小蘇煒多留在身邊幾年，沒想到逼你寫作，反而就把你逼走啦……”他揮揮手，“當然，該讓你飛走的，你就飛得遠遠的吧！”

倦鳥知還。那天，頂著大雨暴雷，我帶著滿腹牽掛，從大洋彼岸回到儋耳山下的培勝小山村。洪班長、老隊長卻都不在了，都因為年邁告老還鄉了。我久久撫著班長家當日那間矮瓦房蒼苔斑駁的木門，在隊長從前帶著我們一起挖掏擴深的老水井前，依依不舍離去……我默默地，望著巍然仰在頭頂的儋耳山。——自然，我不敢跟蘇祖東坡光耀千古的巨椽之筆相比。但，“小蘇煒”手中這支筆，也是蘸著儋耳的山魂水氣走出來、寫出來、立起來的。當年熨暖過坡公襟懷的黎山熱土熏風，也同樣洗滌過我的筆鋒，陶冶過我的心靈。此刻，我又站在這片護擁過蘇軾同樣又護擁著我的土地上了。腳邊的白靈芝，仿若神喻一般地，正裊裊升起一縷細細的煙氣。“千山動鱗甲，萬谷酣笙鐘。”當初蘇軾抵儋之日在夢中所得的這一詩句，一時之間，在我心頭鐘鼓齊鳴。

頂著赤炎的日頭，摘下了頭頂的草帽，我向東坡書院告辭。面向大殿門庭連同托舉著她的土地，再一次的，我深深鞠了一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