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解剖等級（上）

好像沒人確切地知道，“等級”這個詞究竟意味著什麽。有一些人，例如萬斯·帕卡德，曾嘗試援用更客觀的術語，也談論過“社會地位體系”。社會學家馬克斯·韋伯的後繼者們，傾向於在談到一個人擁有多少財富以及它的利益杠桿作用時才談論“等級”。他們談的“地位”是指一個人擁有多少觀眾的社會聲望，而他們說到“黨”時，則是在衡量一個人的政治勢力多大，也即是說，你究竟擁有多少內在的力量去免除他人的騷擾和麻煩，不受別人的擺布。我說的“等級”包括以上三個方面，不過也許對“地位”尤其強調。我真誠希望“等級”（caste，尤指印度的世襲等級制度。一譯者註）這個詞已經美國化了，因為它能很好地表達這個國家實際上非常嚴格的等級界線，以及一個人想從養育了他的地位向上或向下移動的困難程度。

我們不僅要問：美國社會裏一共存在多少社會階層，最簡單的回答是：兩種——富人和窮人，雇主和雇員，地主和佃農，資產階級和貧民階層。或者，不考慮經濟和政治因素，而只考慮風度和生活格調，則有紳士和無賴。當一組社會學家向一位調查對象詢問“社會等級”一詞包含了什麽意思時，他回答：“看你有沒有教養”。而按“社會化”的標準來考察，則把那些“享受”世襲財產的人和那些根本不考慮這件事的人區別開來。保羅·布盧姆伯格註意到，今天還存在一種“基本的社會等級差別”，這就是買得起房子——任何房子——的人和買不起房子的人之間的差別，如果按這一思路再降一級，這種區別就變成了買得起車的人和不得不花費大量時間等公共汽車的人。英國幽默作家吉麗·庫柏在她的《等級》（1981）一書中，暗示了一幅二分的社會圖景：“有負疚感的”人和“被欺騙的”人。她寫道：

“一邊是中產階級和上層階級，盡管他們通常不一定比工人階級掙得多，卻總是心懷歉疚，滿腦子都是社會關懷。另一邊則是各種勞動階級，他們已經被電視和報刊雜志中關於美好生活的種種想像徹底洗了腦，於是因為大蛋糕上自己的那一塊大小而覺得受了欺騙。”

世界上只存在兩個等級——這種觀點也被二戰期間英國駐北非第八步兵團的一名士兵意識到了，他曾雄辯地描繪了這種區分：

“長官，這就是一個倒黴蛋打發自己倒黴的一輩子的好辦法，不是嗎？您聽說過等級差別這回事嗎，長官？讓我來告訴您這是什麽意思。它是說，維克斯·阿姆斯特朗掙了錢卻裝成輸了的樣子，邱吉爾又點燃了一支雪前，《泰晤士報》在解釋“自由”和“民主”，而我，屁股坐在利比亞的戰壕裏，用鋼盔朝一個昏迷的家夥劈頭蓋臉地澆涼水。只要你能呆在一個好等級裏——這一點非常重要——這等級制就錯不了，長官；因為一個等級得到蜜糖，而另一個等級只有狗屎。”

對這名士兵的結論可以另外有一種我們的表達，那就是，每一個地方的所有工作都能分為兩類：安全的和危險的。每年有十萬名工人因為與工作相關的事故或疾病死亡，四十萬人因工傷致殘，六百萬人在工作時健康受到損害。在《勞動階層的大多數》（1974）一書中，安德魯·李維遜寫道，“所有那些認為過去的等級差別已經消失的陳同濫調和讓人樂觀的說法，都會因為下面這個不爭的事實而變得毫無意義——美國的工人必須將重傷甚至死亡視為他價：每天現實生活的一部分。中產階級則不需要。”他接著說：

“想象一下，如果每年總有那麽幾個公司總部像礦井一樣坍塌下來，砸死六十到七十名管理人員，全球會爆發多少抗議的呼聲？或者假設所有的銀行都長期彌漫一種可以令經理。職員、出納員們生癌的看不見的毒塵，情況會怎樣，最後，試著想象一下，如果每年都有成千上萬名大學教授在他們工作時失聰，斷指、失去手或者有時是眼睛，請想象一下那種恐怖……

說到死亡和受傷，也許是美國最可怕的等級分界線。正是這條分界線，把聽任自己的孩子在越南被殺害或遭受殘暴而無能為力的父母們，與那些逃脫了這場惡夢的富有的父母們（這主要得力於臭名昭著的S－2大學生緩期服役計劃）區別了開來。這一次等級分界，已經深深切進了美國社會的心臟地帶，它帶來的創痛將持續毒害好幾代人。誰若對這個國家的等級意識仍將信將疑的話，就應該去聽聽一位失去兒子的勞動階層父親的直白：

“我心裏很苦，真的。敢用你那該死的美元打賭，我心裏很苦。正是像我們這樣的人，為這個國家捐出了自己的孩子。那些商人，他們經營這個國家，並從裏頭大把地掙鈔票。那些上過大學的人，那些大學教授，他們去華盛頓告訴政府該怎麽怎麽做？但他們的兒子，他們並沒有在沼澤裏死掉，我說在越南。先生，他們沒有。”

一位母親補充說：“我們始終沒辦法弄明白，當我的孩子不得不動身上路時，所有那些富人家的孩子，那些住在郊區的高級住宅裏的孩子，是怎麽逃開這一切的。”

二分法的確能簡易而又有效地強調不公和表達痛苦。但一種三分法也同樣被很多人采用，這很可能是因為，“三”這個數字代表著勝利、希望、智慧。它總能奇特地預示征兆，令人聯想到民間傳說，甚至還頗有神秘的魔力。至少從上個世紀起，當馬修·阿諾德（19世紀英國詩人，曾在死前遊歷美國。一譯者註）將他的鄰人和朋友劃分為上等、中等和下等三種，或者像他那令人難以忘懷的三個命名一樣：野蠻人（註意，指上等），菲利士人（中等）和平民（下等），英國人早已普遍接受了三個等級的劃分。中等階層的人們，已經習以為常從這個三層觀念出發來思考等級制度，這不僅因為這個觀念為他們提供了道德和社會安全感，同時，這種劃分恰到好處地使中層能夠等距離地遠離那個高於他們的階層（也遠離那些屬於上層特有的種種罪惡，諸如驕傲、勢利，揮霍、漠不關心），和那些低於他們的等級及其各種特征（諸如骯臟、拘束、羞慚、屈辱）。盡管稱呼“下層階級”的英式婉語“勞動階層”大有取前者而代之的勢頭，上層、中層、下層仍是稱呼這三類人的習慣性用語。

如果說，在等級劃分上，普遍為人接受的數字是三層，社會學家們則更傾向於“五”層：

上層

中上層

中層

中下層

下層

要將等級的數目一一數清，有些人可能會自動放棄，因為他們會像寫作《美國的炫耀》（1981）一書的約翰·布魯克斯發現的一樣：“在新的美國結構當中，各種各樣的等級仿佛無窮無盡。”或者，他們會像一位被問及波士頓等級狀況的當地人一樣回答：“要我去數清楚或者叫出名來的等級大多了……見鬼，大概有十五到三十個吧。”(就像一個良好的美國公民，他會馬上補充一句：“不過，這事兒跟我可他媽毫無關系。”）

我的研究結果使我確信，這個國家的等級最好分為如下九類：

有一點最開始就要弄明白：區分這些等級的決非只有財富一項標準。“不可能只根據金錢，”一位工人說得尤為正確，“因為誰也不會確切知道你這方面的情況。”與金錢同樣重要的因素還有風範、品味和意識。喬治·奧威爾說過：“從經濟上說，毫無疑問只有兩種等級，富人和窮人。但從社會角度看，有一整個由各種階層組成的等級制度。每一個等級的成員從各自的童年時代習得的風範和傳統不但大相徑庭——這一點非常重要——而且，他們終其一生都很難改變這些東西。要從一個人出生的等級逃離，從文化意義上講，非常困難。”當約翰·肯尼迪在電視上看到理查德·尼克松露面時，一臉吃驚地回頭沖他的朋友說：“這家夥一點沒檔次。”當然他指的並非金錢。

想象巨額財產和高薪就能賦予一個人高等身份的人們，或許能從一本名叫《與一位百萬富翁共同生活的一年》的小書中獲得些許安慰。該書的作者是科尼裏斯·文德比爾特·惠特尼，他於1981年聖誕節將此書（免費）送給他的朋友們。不用多說，這位作者的平庸、愚蠢，自滿和毫無智慧，只能讓讀者聯想到《拉德納響鈴》中的角色。或者像辛克萊·劉易斯的《認識柯勒惠芝的人》一類的諷刺喜劇裏的人物。“他們很有大城市人的氣派，”惠特尼在描述一次聚會上遇到的人們對說，“來自全國各個地方。”他說得越多，讀者就越容易覺察，除了他的錢以外，惠特尼骨子裏壓根兒就是一個中產階級家夥，他不自覺他說著他那個社會階層的種種陳詞濫調。

對於再往下的階層，這條原則同樣適用：金錢並非那麽說明問題。約翰·布魯克斯援用兩家在郊區毗鄰而住的居民為例，很好他說明了這一點，一位先生是汽車修理廠的機修工，典型的“藍領”；另一位是一家出版社的雇員，“白領”。他們的收入不相上下，可生活差別卻大極了。“藍先生”購置了一座幹凈漂亮的“牧場小屋”，“白先生”買下了一座破爛的舊屋，並且自己動手重新裝修了一番。藍夫人在當地的商店，尤其是住家附近的購物中心采購，並覺得它們棒極了，“多麽方便啊。”而白夫人去城裏的店鋪買她的衣物。藍先生飲酒，但寧願偷偷摸摸，並通常是在星期六晚上，窗簾緊閉。白先生一家也飲酒，很開放，常常在自家的後院裏喝。藍先生夫婦常沖著對方大喊大叫，聲音穿過他們的每一個房間，或傳遍他們那塊地皮的每一個角落，但他們並不覺得有什麽不妥。白先生一家總是控制著自己的音量，有時聲音小到互相聽不清楚。至於家居擺設，書籍當然是一個重要標準。藍先生家中見不到哪怕一本書，而白先生家的起居室裏有無數堆放得滿滿的書架。布魯克斯總結道：“總的來說，這兩個家庭可以說毫無相似之處……，但他們的……收入卻大體相當。”同樣，拉塞爾·林斯也正是因為數年前就註意到品味，知識和感覺比金錢更能決定人的社會等級，才提出一個三重結構的說法，即把人分為有高度文化素養的人。有一般文化教養（中產階級趣味）的人、和缺乏文化教養的人。

並不是說最上層的三個等級沒有錢。界定他們地位的關鍵因素並非只是金錢，而是他們擁有金錢的方式，作為衡量一個等級的指標，金錢的來源遠比金錢的數量更有意義。將上層的三個等級區別開來的最重要的標志，是他們繼承的財富與自己實際掙得的財富之間的比值。“看不見的頂層”（像洛克菲勒家族，普家族、杜邦家族、梅隆家族、福特家族、文德比爾特家族等），完全依靠繼承來的財產。無論一個人擁有的財富多麽龐大。如果是靠自己的勞動掙來的，比如像電影明星們，就不能位列這一等級，盡管他們的巨額收入和揮金如土的消費可以使他們模仿這一等級的身份。繼承的財產——也就是俗話所說的“老錢”——是標志頭三個等級的不可或缺的原則，而且最好這個家族的財富已經傳了三代或四代人了。不同地區的人們各有不同的微妙方式來鑒別這種財富的“年齡”。英國旅行家喬納森·拉班在美國中部旅遊時，遇上了一位名叫薩莉的姑娘。她告訴他說，“‘新貴’們管密蘇裏州叫Missouri；‘老錢’們則說Missoura。”

看不見的頂層

一個看不見的階級。他個的錢來源於繼承遺產。他們曾經喜歡炫耀和揮霍。後來，他們在媒體，大眾的嫉恨、慈善機構募捐者的追逐下銷聲匿跡了。

“當我想到一位真正的富人時，”一位波士頓的藍領階層人士說，“我想到的是那些你從公路上壓根就瞅不到影子的大宅的主人。”所以，我們或許可以幹脆把最高等級稱作“隱蔽的階級”，他們的豪宅從來就建在遠遠避開街道或公路兩側視線的地方。他們喜歡隱匿在山裏，要麽就遠走希臘或加勒比沿岸的小島（他們往往會買下這些島嶼），但求能暫時避開世人的嫉妒和種種煩擾，避開懲罰性課稅，最後，避開政府對私有財產的征用。萬斯·帕卡德推測，正是1929年的經濟大蕭條嚇壞了那些巨富，教會了他們在炫耀自己的財富時變得“謹慎，幾乎一言不發”。從三十年代開始。大批財富從一些很能鼓勵表現僻的地方（比如紐約上城第五大道的豪宅），轉到了弗吉尼亞的小城鎮，紐約州北部的鄉村，康涅狄格州，長島和新澤西州。十八世紀九十年代索斯廷·範伯倫在《有閑階級的理論》中諷刺過的情形與今日相比可謂大異其趣。在他那個時代，富人們喜歡鋪張聲勢地炫耀自己，奢華的仆人和隨從隊伍就是明證。如今他們藏匿了起來，並非只為逃離妒忌和報覆，也是為了躲避媒體對他們的曝光。他們的心機和殘忍與範伯倫時代相比亦大有長進。他們尤其想逃避一個根本不為範伯倫當年所知的更嚴重的威脅：福利基金會的乞討。那些身著三件套筆挺西裝的行乞者，總是成群結夥不屈不撓地打攪著這些有錢人。在美國，巨富的最大滿足曾經來自炫耀；如今，他們不得不隱居山林。真是堪稱憾事。

不僅只是豪宅被藏了起來，“看不見的頂層”的成員們也紛紛從他人的窺視和探查裏消失了。這一等級的人們往往會極力避開社會學家、民意測驗者，以及消費調查人員們詳盡的提問和計算。無人對這個等級做過細致研究。因為他們的確看不見。一位“看不見的頂層”的成員極可能會輕蔑地將一份調查問卷扔在地板上。這種視而不見的作風倒是與“看不見的底層”頗有幾分神似。正是從這裏，我們開始觀察到美國等級制度當中最奇妙的一幕——“看不見的頂層”和“看不見的底層”之間那奇特的酷肖，如果實非“源自兄弟之情”的話。

就像那些隱匿在遙不可及的住宅高墻背後或形形色色的小島嶼的頂層人物一樣，底層的人們也同樣隱而不見。他們如果不是被收容在一些公共機構或幽閉在修道院裏，或隱居在寺院和群居村裏，就是在躲避那些想索回自己的車子或家具的債主、受騙的假釋擔保人。或被欺騙的商人們，這個“看不見的底層”只會短暫地出現在某時某地，比如春大的紐約街頭，嘴裏一邊咕味著自己倔強的幻想。這個一年一度的儀式性自我展示結束後，他們就會再次消聲匿跡。正是由於避開了他人，這兩個階層的人分享著一種同樣的焦慮，但求自己的名字不要見諸報端。底層人物——範伯倫說他們自己不掙錢，他們只接受錢——不是通過自己的努力或天賦，而是得益於福利機構或管教體制，他們才能在經濟上應付自如，真是如出一轍，頂層人物也是從別人（祖輩）那裏獲取財富，還有一個相似之處：這兩個階層的人都極少隨身攜帶現金。從主要的方面來看，我們可以認為，“看不見”的頂層與底層的實際身份大致上明顯地證明了一個歷久不衰的原則，即所謂“兩極相通。”

上層

一個富有又看得見的階級。可能是大銀行的主管，還喜歡參與國會某委員會的事務。他們貪圖安逸，

有時還很有趣，家中賓客川流不息。但是有一點：他們對思想和精神生活毫不關心。

頂層往下的一個等級，上層階級，在兩個主要的方面與“看不見的頂層”存在差異。首先，盡管這個階級的財富中有很大一部分得自繼承，但他們自己也從工作中掙得相當多的財富。通常，如果不做一些非常吸引人的工作(如果幹起來很輕松的話)，他們會深感無聊甚至羞辱。他們的工作極有可能是控制銀行或歷史悠久的公司，主掌智囊團和基金會，或者他們也會與聯邦政府的行政部門（通常是國會）一道忙於支持較古老的大學，幫忙處理外交關系顧問委員會、對外政策協會、或經濟發展委員會等機構的事務。在由外行擔任外交官的年代裏，外交官裏的大部分是從這個階層中挑選出來的，而很少出自“看不見的頂層。”其次，上層是人們看得見的，他們經常惹人註目地表現自己。這也就是說，“看不見的頂層”已經遠離了範伯倫所說的那個鋪張炫耀的結構，而留給上層階級來扮演自己以前的角色。當你走在街道上或駕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時，只要經過一座外觀相當醒目的房屋，你就知道那裏住的肯定是上層階級的一員。白宮恐怕是最好的例子了。它的居民當中，哪怕曾經有過富蘭克林·D·羅斯福或是肯尼迪家庭這樣的人，能被列為“看不見的頂層”的人卻一個也沒有，而只是“上層階級”而已，這座周身純白。刻意座落在高地上的建築簡直太過顯眼，而對它的大部分居民而言，在這裏的短暫居留通常意味著落泊和失勢。這地方無可救藥地也只能屬於上層階級——或者甚至更低，比如在哈利。杜魯門居住時期。

當然，人人都無一例外地屬於所有這些等級當中的一種，不妨想一想威廉·魯道夫·赫斯特和他在聖西梅昂的住宅。從地理位置上看，這“屋子”屬於“看不見的頂層”的風格，因為你從高速公路（離宅子最近的公共通路）決無可能瞧見它的尊容。一旦你穿過綿亙數裏的戶外公園和“動物園”，看到了迎面而來的大宅之後，便會感到主建築的正面設計原來是為了喚起敬意，或不如說敬畏，這時你就會明白，這種假貴族的作派，完全不能掩飾赫斯特的真實身份：他根本不是個“看不見的頂層”。他太操心自己會給別人帶來什麽影響了。他在排場奢華的宴會上使用紙餐巾的舉止倒有可能標志著一個真正貴族的怪癖，但他讓自己住所的正面引人註目的用心——看起來活像埃維拉大教堂（埃維拉，西班牙中部城市，建於十一世紀，以其天主教大教堂聞名。一譯者註），包括其他幾座風格雷同的建築——卻暴露了他的秘密，只有中上層階級會在小男孩才會有的炫耀方式上栽跟頭。

像其它所有階層一樣，上層階級也有它自己獨樹一幟的標記。例如，它會在《社會名流紀事》上出現，而中上層階級卻不可能，盡管它會垂涎三尺。用名字命名一條街道也很可能標志一個人的上層身份，但至少必須用你的姓氏。如果用名字，比如凱希街(Cathy Street)，你就是個中產階級或者更糟。說一口流利的法語，盡管這語言與你的實際生活、事業或興趣等毫無關系，也是上層的標志。自然，避免過於正確或完全“法式”的口音也很重要。

完全不吸煙是很有上層階級風格的，不過一旦讓人註意到這風格是經戒煙得來，你便立刻下降到中產階段。家中“訪客”川流不息是上層萬元一失的身份標記，因為這意味著大量空閑的臥室，以及一應俱全的飲料，食品，遊戲。派對等等，可以讓客人們隨心所欲地休閑娛樂。在上層階級的成員面前，你必須註意不要隨意誇讚別人，因為那會被視為不恭——那裏的一切理所當然地美麗、昂貴。耀眼，這點是毫無疑問的，不需特意提及。只有中產階級才習慣性地回報別人的恭維，因為這個階級需要從恭維中攝取信心。

上層階級從來不質疑一個人的價值觀問題，因為它不過是順理成章的事情。某位青年藝術家拜訪一對祖上來自英國古老家族的夫婦。走進餐廳時，他忍不住讚嘆說從沒見過如此精彩的海波懷特椅子(George HeppleWhite，英國十八世紀著名家具設計家，以其設計的椅子聞名。一譯者註）。沒過一會兒，他就被主人逐出門去。他們這樣對別人解釋：“那個家夥居然誇獎我的椅於！無禮得可惡！”與上層人物一同進餐時，一般也不要誇獎食物的美味，因為女主人上好的品味自然不會有錯。況且，這也不是出自她的廚藝，家裏的廚師當然是一流的。另外，如果你把酒杯碰灑了，請不要驚慌，仆人自會過來把一切收拾幹凈。

對馬的熱愛——買馬、養馬、騎馬、賽馬、騎在馬背上追獵小動物——仍然是相當值得信賴的上層階級的標識。盡管在中上層階級學會了仿效之後，這種生活方式已不再是上層的獨占，這情形有點像此前的雙陸棋戲，它在日漸流行後也就喪失了等級。不過，美國的上層與所有貴族共享一種一望而知的特性：他們對形形色色的思想無動於衷，毫無興趣（這也是“看不見的頂層”的標志，科尼裏斯·文德比爾特·惠特尼拙劣的文字表演就曾證實過此點）。馬修·阿諾德之所以把他們稱作“野蠻人”，正是由於他們對思想的漫不經心。他明確地將他們的安祥歸咎為“從來不讓任何人的思想煩擾自己。”盡管如此，他們仍不失為一個不錯的階級。只要對任何才情煥發、獨樹一幟的說法閉目塞聽，他們的生活就是舒適、優裕甚至妙趣橫生的。

我們現在該談一談中上層階級了。

中上層

一個有錢、有趣味、喜歡遊戲人生的階級。所有比這個階層低的階級，都渴望成為中上層階級。

這個階層的家財與前兩個階層不相上下。區別在於，其中的大部分財富，是通過諸如法律，醫藥。石油。航運、房產、乃至更令人起敬的藝術品買賣等行業賺來的。中上層有時也會享有一些繼承的財產，或者說白了，家裏用著一些“繼承物”（如銀器和東方地毯），但他們總是被一種布爾喬亞式的感覺——比如羞恥感——困擾，因為這些人有一個信念，依賴別人的錢，哪怕是袒宗賺來的錢生活。總歸不是太好。

中上層階級的等級標志包括在住宅裏留有不少空房間，以備大批“夜客”湧人時，能模仿上層階級好客的派頭。另一個標志則是這個階級性生活的純潔，能打動這一階層女士的浴袍一定是世界上最不性感的東西（這裏的世界包括英國和加拿大），男式內褲則是中上層男士們愛穿的拳擊短褲。中上層男女的服裝設計是為了遮遮掩掩，而決非為了強調兩性在解剖學上的差異。因此，由於肩膀是男人第二性特征，他們穿溜肩的短外套，因為肩章強調肩膀，因此容易使自己與下層階級混淆（貧民階層的雙肩是為體力勞動準備的）。軍隊制造了大量肩章，立刻暴露了與貧民階層的內在關聯。如果有人在最近的總統競選中投了約翰·安德森的票，十有八九她（或他）是中上層階級。這個階級也是“角色保守”的一群人：男人決不考慮烹好或家務，而女人的就業範圍則不外乎新聞，戲劇或房地產（當然了，只有中產階級的主婦才老是足不出戶）。中上層階級喜歡通過給自己的寵貓起名為斯賓諾莎、克呂泰墨斯特拉（古希臘神話人物。一譯者註）、或者坎代德，以此顯示自己昂貴的教育水準。正如你已經領悟到的，這種做法同時意味著，他們幾乎完全吻合1980年那本無人不知的《權威預科生手冊》（莉莎·伯恩巴赫與他人合著）中所描繪的階級特征。

1970年紅遍全球的電影《愛情故事》，還有一首常青藤名校歌曲，也曾漚歌過這個階級。這兩樣東西驚人的知名度表明，中上層階級的生活風格對所有該階層。以下的美國人具有相當的吸引力。事實也是如此，絕大部分中產階級或以下的美國人寧願成為中上層階級，也不願成為上層階級或“看不見的頂層”。一次最近的路易斯·哈裏斯民意測驗顯示，當要求回答“你願意成為哪一階層的成員”時，大部分人選擇中層。當問題是“你願意屬於中層的哪一部分”時，大部分人的回答是“中上層”。成為中上層階級是人們諳熟說可靠的夢想：這個階級的習俗較之中產階級稍顯尊貴，易於辨別，便於習得。而如果做一名上層階級成員，你可能會因不知如何食用魚於醬和某道法國菜，或如何使用一只洗手指的碗而臉紅心跳。很少有美國人私下裏不願意成為中上層階級的。

對於中上層階級，我們如果用一種較為粗略的方式，只需稍稍瀏覽一下兩本書：約翰·T·莫羅依所著《為成功著裝》（1975）和《為成功而生活》(1981)，就可以收集到更多這一階級的等級標志。將自己稱作“美國第一位衣櫥工程師”的莫羅依，憑著令人不敢小視的天才受雇於一些工商企業，是一位提供公司著裝原理的顧問。他的理想是要使每一位企業雇員都看上去像中上層階級，因為中上層階級就意味著成功。他意味深長地解釋說：“成功的著裝無非就是達到中上層階級的良好趣味和外觀。”甚至行政人員辦公室也要經歷一番不甚內行的整修，直到它們開始洋溢著成功的氣息。正如莫羅依所說：“成功的辦公室也會流露中上層階級的素質。”也就是說，“辦公室要(或顯得）寬敞疏空。要豪華、整潔、醒目、舒適、並且私人化。”來賓等候區域也要與您的其他辦公室一樣，能夠讓每一位來賓在第一眼就能讀出“中上層階級”幾個字。莫羅伊認為，除了衣著，辦公室、接待室以外，人們的面部表情、身體、手勢和姿態，也能被改造得具有中上層階級的外觀特征。在《為成功而生活》中，他用曲線圖展示了貧民階層和中上層階級男性側面形象的差異。貧民階層男性要麽是下巴痛苦地充滿挑釁地緊縮著，要麽是嘴張著，一臉愚蠢的好奇。相反，中上層階級男性雙唇微閉，雙臂舒展，絕無諸如狡猾、畏縮、和“老爺，再打我一鞭子”式的頹靡不振等失意的下層人專有的特征。莫羅伊還發現，“中上層階級和中下階層的人們不光站姿不伺，他們的舉動也有差別。中上層階級的舉止由於自控而顯得精確無誤。他們擺動手臂和選擇落腳點的方式，與中下階層的人們有非常明顯的不同，後者的兩只胳膊總是向外擺，而不是緊貼著身體。”

毫無疑問，像莫羅伊和麥克爾·科爾達（《成功！男人和女人如何獲得》（1975）一書的作者）這樣的指導者，完全能夠教會那些胸懷抱負的人們如何模仿中上層階級的外表。但是，至於他們能不能真正培養出真正的中上層階級，能不能培養出那種與這一階層協調的（或者亦可理解為這種風格的原因）放松、遊戲感，以及適度的嘲弄，則讓人心存疑惑。我們可以想象，任何其他階層的人都有委婉的說法來表示“我們幹吧”（指性活動，一譯者註）。比如”我們的確知道其他階層的人可能發出饒有趣味的邀請：“讓我們藏蠟腸吧。”但是，就像《權威預科生手冊》中記載的，除了中上層階級，我們不敢想象還有其他階層的人們會說：“讓我們來玩藏臘腸遊戲吧，”並且隨即充滿柔情地將“臘腸”簡稱為“腸”，就像他們將“血瑪麗”（一種用伏特加酒和番前汁調成的雞尾酒。一譯者註）簡稱為“血”，或者將“金湯力”（一種用杜松子酒和湯力水調成的雞尾酒。一譯者註）簡稱為“G和T”一樣。對於中上層階級而言，一切都是遊戲（實為“生活的遊戲”），難怪他們天生就對高爾夫球、網球和遊艇等無聊的活動興致勃勃。

等級地圖

擁有最多和最完備的保齡珠設施的城鎮，一定是等級最低的地方。沒有一份好的報紙，或者宗教氣氛過於濃厚的城市，有品味的階層不會居住。新英格蘭各州，毫無疑問是美國上層階級的心臟。

至此，我們有必要在這個不斷向下推進的討論進程中稍作停頓，來考慮一下區分以上三個階層的地理分布。中層和貧民階層的成員傾向於認為這三個階層與地理位置問題毫不相幹。只要你屬於上層階級，呆在哪裏不都一樣嗎？這種看法就大錯特錯了。

（“我明白了，年輕人，你想加入‘大都會俱樂部’”。

“是的，先生”。

“告訴我，你是哪兒的人？”

“實打實的說，先生，新墨西哥州。”

“哦，原來如此。”[眼光轉到了另一邊]）

在美國，成百上千個地區大到足以擁有自己的郵政編碼。只要具備足夠的知識和良好的品味，你就可以根據所有這些地區在階級差異上從上至下來一個分類排比，從格羅斯點和沃徹山往下直到尼德斯和派克斯維爾。從社會意義上看，那些經濟上精細審慎的盎格魯一撒克遜人居住時間最長的地區很可能位居榜首：比如羅德島州的新港，康涅迪格州的漢達姆，以及緬因州的巴爾港。至於洛杉磯，並不僅僅因為她的醜陋和平庸乏味而不入流，還因為西班牙人在這個地方盤距的時間委實太長，同樣的原因也可以解釋為什麽聖路易斯(美國密茹：裏州重要城市，主要為白人居住。一譯者註）要比德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奧位高一等。

要精確他說明究竟是哪些因素賦予一個地區等級，最終的可能性比較渺茫。五十年前，H·L·門肯在《美國向導》中嘗試創造一種可信的測量方法。他的辦法是發明一百個“社會指數”，比如某地居民中有多少人在《名人錄》中榜上有名，有多少人訂購《太平洋》雜志，或者誰消費了大量汽油。不過，我們今天倒極有可能將一個人口增幅最小的地區列為上選，時間可以從門肯那個時代算起。至少，我們得出如上衡量標準是由於從1940年至今，有許多糟糕的地方人口猛增，如邁阿密（佛羅裏達州南部港市，住有大量古巴移民。一譯者註），人口已經從17萬2千猛增到了34萬3千；而鳳凰城（亞利桑納州主要城市，住有大量墨西哥移民。一譯者註）的人口從6萬5千增加到了如今的68萬3千；聖叠各（加州南部與墨西哥交界城市，是墨西哥移民進入美國的主要地點。一譯者註）的居民則從20萬飛躍到今天的84萬。

另一個似乎可取的等級標志，是看這個地方是否沒有保齡球場。此話聽來似乎詫異，但實在言之有據。在《地區估評年鑒》（1981）中，理查德·伯那爾和大衛·薩瓦古發現，究竟是些什麽地區提供了最多最完善的保齡球場地。我們一看之下，發現這是些多麽可悲元趣的地方：

蒙大拿州的Billings

肯塔基州的Owensboro

德克薩斯州的Midland

伊利諾斯州的Peoria

愛荷華州的Dubuque

德克薩斯州的Odessa

路易斯安娜州的Alexandria

剛才我已表明，指出一個地區為什麽不具備社會學意義上的等級地位較為容易，而要指出一個地方為什麽可取則比較困難。

評估某地區的不可取性還有一種辦法：看這個地區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達到什麽程度。俄亥俄州的阿克榮（從其他標準看，這地方骯臟醜陋），就因為是雷克斯·杭巴德牧師的故鄉而臭名遠揚。像南加州的格林威爾鎮，因為是伯比·瓊斯大學（美國著名的基督教原教旨主義教會學校。一譯者註）的所在地而“聲望”卓著。而伊利諾斯的雲頓則與雲頓大學劃了等號。人們記得這地方，是因為把這兒當作發了跡的比利·格雷漢姆傳教牧師的根據地。同樣，加州的園溪也只是因為羅伯特·舒勒牧師大人而讓人難以忘懷，此人以機械的微笑和他那溫馨滑稽的“玻璃教堂”著稱。一位屬於高級階層的成員會選擇弗吉尼亞州的林奇伯格居住嗎？很可能不會，因為那個小鎮是傑瑞·弗爾威爾博士的無線電傳教發源地，也是他的教堂所在地，並且是自願捐贈的匯集地。

看來，這的確已成了一條屢試不爽的通則：社會階層高的人們，決不會居住在一個與宗教預言或奇跡有牽扯的地方，比如麥加，伯利恒，法蒂瑪，洛爾德，或者鹽湖城。值得註意的是，一些最開化的城市——像倫敦，巴黎，甚至紐約——都能安全元恙地通過這項測試。盡管用最嚴格的標準衡量，羅馬仍會讓人不大放心，但還是比那路撒冷要更有格調。

一個城市最重要的新聞報紙的質量，也是這個城市（在等級意義上）可取程度的標志。盡管華盛頓一貫以它作為首都的優越地位——各國大使館和其它諸如此類的原因——而自居，但是一旦你翻開《華盛頓郵報》，這個城市頓時顯得微不足道。周日版為它的讀者們(上層貧民？)提供的不但有天宮圖，還有長篇累犢的電視肥皂劇情節介紹，外加上安·蘭德斯教導人們如何往上爬的建議。與此相似，你只需註意《印第安納波利斯墾報》為它的讀者們提供的所有與《華盛頓郵報》雷同的貨色，包括頭版的《今日禱辭》，你就可以推斷，這座城市毫不具備等級上的優勢。